历史新阶段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张宏志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这一论断，为我们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探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深刻领会它成为党的长期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打开了广阔思路。
新的历史阶段呼唤新的理论突破
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国内政治风波刚刚平息、国际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历史使命。从这一刻起，到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其间经历了13个年头。13年间，由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始终伴随着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也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力攀登上一个新的历史峰巅。可以说，这13年既是世界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13年，也是中国人民改变自身命运的13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逐步酝酿、发展、成熟起来的。因此，追寻13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分析新形势下国内外环境的新特点，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时代特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3年来的历史是纷繁复杂的。从带有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来看，我们可将这段历史概括为“三大外部挑战”、“两大内部转变”和“一个新的起点”。
首先，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中有3件大事最为突出：第一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这一剧变使得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也彻底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主导国际关系的两极世界格局，对我国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我国的国际战略方针提出了挑战。这要求我们要正确总结苏联东欧国家失败的教训，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开辟一条胜利途径。第二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低迷。在这一事件中，许多原来发展形势看好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一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倒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这一事件突显出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提出了挑战。它提醒我们，发展中国家如果过分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仅仅靠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消耗自然资源，依赖外国现成的技术产品来发展经济，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本国的知识创新能力，那就会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就必然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因此，我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对自身经济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第三是以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冲突和局部战争。这些冲突和战争体现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和霸权主义的新发展，展现了新型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我国外部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对我国的外交工作和军事战略提出了挑战。以这三件大事为标志，显示出世界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转折阶段。这一巨大的环境变化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来观察这个新的世界。
在世界局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我国国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转变：第一是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艰苦的探索，我国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创新征程。10余年来，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改革打破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解放了生产力，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改革也使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进而使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的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与第一个重大转变紧密相连，我国社会生活中还发生了第二个重大转变，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由商品短缺向生产能力的结构性相对过剩的转变。这一转变，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长期以来一直挥之不去的供求关系紧张的局面，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度跃升，但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效益下滑、下岗失业人口增加等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通货紧缩的阴影取代经济过热现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危险。这两个重大转变，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和我们党的执政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的困难和挑战，不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于1995年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2000年又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超额完成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前两步发展任务，从此，踏上了为实现第三步发展目标而奋斗的新征途。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对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都有着具体的定量的指标规定，而对第三步战略目标，则只有总体的定性要求，没有为50年的发展进程划分出有定量指标的发展阶段。应该说，他的这一设想充分考虑到了在较长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将会遇到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为后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发展规划留下了空间。因此，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标志着我国正处于一个需要确定新的发展步骤和发展指标的历史新起点。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世界和中国先后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了世纪之交，新阶段的面貌已逐渐清晰起来，新阶段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清楚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国际、国内各4个方面。
首先看国际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的各种矛盾集中表现为以下4点：一是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与“一超独霸”的现实力量格局之间的矛盾。两极格局终结之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一趋势体现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适应了世界人民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观愿望，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但是，世界多极化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美国作为现存的唯一超级大国，利用国际力量对比失衡之机，极力谋求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成为实现多极化的主要障碍。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这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也加剧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日趋明显。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这种状况又加剧了世界许多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进而引发地区动乱和国际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使得南北问题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三是世界文明多样性与西方文化霸权的矛盾。冷战结束之后，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的旧观念被打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加剧了世界各种思想文化间的相互激荡，呈现出既有吸纳又有排斥、既有融合又有斗争、既有渗透又有抵御的复杂局面，这使得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西方发达国家却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利用其在经济和文化传媒领域中的强势地位，向其他国家强行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以求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一统天下。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上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且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成为关系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四是世界的总体和平与局部战争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之后，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基本消失，但局部的战争和动乱反较冷战时期有所增加。一些在冷战中被长期压抑的历史问题重新开始激化，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矛盾引发的新的地区冲突层出不穷，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出来。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军事力量对比严重失衡，霸权主义者的军事干涉主义倾向也在抬头，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形成某种相互助长之势，冷战后曾广泛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总体的和平为局部战争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局部战争又成为总体和平条件下释放郁积矛盾、调整利益关系的一种方式，更成为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一种手段。这4个方面的矛盾表明，我国在国际上将既面临霸权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压力，又面临在全球化进程中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技术竞争的压力。在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整个进程中，我国将始终面对这双重的外部压力。
再看国内问题。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困难，大都源于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建设飞跃发展，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政治和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许多相应的法规和制度还需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还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二是现有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我国面临着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双重历史任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障碍，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二元化，工农业技术水平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整体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上述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某些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在一定时期内还有所扩大，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的约束。经济结构不合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三是人民群众中不同方面、不同阶层群众之间的利益差别有所扩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越来越多样化，人民内部的矛盾明显增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各方面群众具体利益的多样性统一起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四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突出。我国是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环境建设欠账多，随着经济建设高潮和人口高峰的来临，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十分严峻。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长远大计的重大问题。以上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其中有些是经济转型期出现的新矛盾，有些虽然是老问题，但在新的条件下表现出了新特色，有了新的紧迫性。这些问题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首先加以克服的主要障碍。
以上列举的各种问题说明，历史的发展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一步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断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党作出正确的回答。这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关头。当历史前进到世纪之交，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指导思想，这就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条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回答新课题的科学答案
在13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深入剖析我国的基本国情，全面总结和借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略，有力地回答了怎样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他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突破，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期间，江泽民同志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深入总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解答了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许多新问题，最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果我们对这些理论贡献加以梳理，可以将其主要内容表述为“明确三大目标，抓住第一要务，确立三个保障，把握三者关系”。
（一）“明确三大目标”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其中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建设目标，也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建设目标。江泽民同志对这三方面的建设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1，33，103页。】他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围绕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总目标，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这一纲领的提出，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建设目标具体化、明晰化，使之形成了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在这次党代会上，他还提出了下世纪头2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设想，从而把现代化建设的各项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步骤结合了起来。
（二）“抓住第一要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是首要问题。江泽民同志认为发展是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关键，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强调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要求以此为前提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进而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他指出：“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1，33，103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1，33，103页。】强调加快经济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为此，他就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思想，并有针对性地先后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扩大内需，实施西部大开发，提高城镇化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等一系列重要的战略对策。正当世纪之交，他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全面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针对新世纪初我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并特别指出：“进入新世纪，面临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核心就是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1，33，103页。】强调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他的这些论述，抓住了经济结构调整这个当前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把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统一起来，把完成工业化与实现现代化统一起来，把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统一起来，为我国在21世纪初进一步加快经济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提出了指南。
（三）“确立三个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有发达繁荣的经济，而且要有成熟完善的制度和健康向上的文化，还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强大巩固的国防。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建设目标的重要保障。
1.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江泽民同志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页。】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指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增加党和国家的活力，充分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特点进一步发挥出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页。】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他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新世纪之初，他根据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需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并对此作了全面论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页。】强调这种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
2.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障。
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页。】“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人心涣散、精神颓废，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也难以搞好。”【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页。】他认为：“只有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才能为发展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指引正确的方向，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01，304，303，304，380，382，391页。】面对市场经济活动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和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他强调要把在全社会建立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武装起来。他高度重视提高民族凝聚力对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作用，强调要把振奋民族精神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使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针对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要把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3.加强外交工作与国防军队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好外交工作对于建立这样的外部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全面分析了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坚持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并据此提出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指出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29页。】强调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开展全方位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既坚持把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又注意建立大国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既坚持反霸的原则立场，又注意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积极寻求与西方国家间的利益结合点。他注意全面贯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指出“韬光养晦”不是不要原则，“有所作为”也不是无所不为，强调要在国际舞台上大力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国防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保障。面对霸权主义的威胁和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建立与经济实力相协调、与国防建设需要相符合的军事实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保证国家的安全。他主持制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提出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要求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统揽下，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他指出，我军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要求不相适应，要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强军队质量建设，实现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他提出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治军的规律，强调要永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
（四）“把握三者关系”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要注意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还要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也是决定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江泽民同志就高度关注这一问题，提出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他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我们要善于统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要注意在改革中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首先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同时认真考虑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江泽民同志在1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通过不断解决前进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了全面的丰富和发展。到2000年初，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问题的论述已趋于系统、成熟。如何用一根主线将他在各方面的重要论述贯穿在一起，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用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这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在这一历史时刻，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这样，就以“三个代表”为核心，建立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从2000年初到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多次在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他特别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分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实践经验，就全面推进党和国家工作、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的根本要求。”【《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82，633，583，45页。】后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又把党的10条基本经验最终归结为“三个代表”。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形成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与党的建设总要求的紧密结合。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因此，探寻“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最终必将追溯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从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入手，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的这一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出发，站在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制高点，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做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全部论述的思想核心、理论归宿和精神升华，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特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诞生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因此，它在理论上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特色。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从这一论述出发，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特色归结为3个方面：
（一）高举旗帜与开拓创新的统一
当今时代是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时代，正确处理继承传统和发展创新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江泽民同志始终注意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强调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82，633，583，45页。】强调在这两个方面都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江泽民同志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这两项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与不断开拓创新的统一。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理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82，633，583，45页。】这里所说的“一脉相承”，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双层内在含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实现一脉相承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与时俱进，根据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与实事求是是一致的，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实事求是的新发展。江泽民同志把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二）坚持“一个中心”与促进全面发展的统一
当前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时期，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得到全面的发展，也是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江泽民同志始终如一地正确把握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82，633，583，45页。】强调我党20年来最可宝贵的经验，就是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中，将发展先进文化与发展先进生产力并举，把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和不断改革的创新精神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统一，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统一。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等等。
（三）尊重客观规律与实现人民利益的统一
当今时代是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在坚持按照客观规律推进各项改革事业、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突出问题。江泽民同志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他指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82，639，643页。】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82，639，643页。】“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82，639，643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先进性要求出发，把生产力标准、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准与人民满意不满意的标准统一起来，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终的评判准则，正是充分体现了这“三个一致性”。由此引申下去，“三个一致性”还包含了不同层次的许多深刻内容，从党的奋斗目标的层面上看，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从党的历史任务层面上看，体现了发展先进生产力和使人民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统一；从党的宗旨的层面上看，体现了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最广泛的各阶层群众利益的统一。
以上3个特色，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反映了江泽民同志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科学运用，为我们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处理各方面关系问题提供了指导和范例。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将这一思想确立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必将在21世纪取得超越以往的伟大成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胜利迈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任务、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作者张宏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副主任、副研究员，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