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来”三人谈——宋平、吴庆彤、汤聿文同志访谈录
“晚年周恩来”三人谈——宋平、吴庆彤、汤聿文同志访谈录
陈扬勇
对“晚年周恩来”的一点认识——采访宋平时的一段谈话摘录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时候，中央实际上不能正常工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相继被打倒。中央的工作很多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国务院的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副总理们多数靠边站，少数几个支撑门面，国家机器的运转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况中。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在那里苦撑着这个危局。尽管“天下大乱”，国家机器总不能停止，社会治安总还要维持，老百姓总还得吃饭。工农业不生产，社会就不能维持。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大国，外交活动也不能停顿。总之，繁重的国务活动，需要有人处理。在当时的情况下，惟有周恩来出来担此大任。但他说话有时也没人听，中央文革小组那一伙人公开与他作对。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吗？他也在被批判之列，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其中的主要成员当时都是中央负责人。他们披着合法的外衣，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为了达到目的，使他们的东西合法化，有些事情要以国务院或中央的名义办理、发文，要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签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是无法回避的。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受到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后人研究历史，查阅档案的时候，发现有些文件是周恩来签字的。我以为不足为奇，有些东西并不符合周恩来的本意。研究历史档案应该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弄清当时某件事情的整个情况，包括毛主席的意见和决定、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研究历史，一定要下苦功夫，研究和分析当时的形势，全面地看问题。要做到从事情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单凭某个文件，某件档案材料，谁在上面签了名，以此作为惟一根据，来评价历史人物，这样就会片面地作出与历史事实相悖的错误结论，对人对历史都是不负责的。这就像报纸上的材料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纸上天天宣传形势大好，难道形势真的大好吗？所以要分析，要透过这些表面的东西，看历史的实质。
在“文化大革命”过去还不太久，当时的人、当事的人还在的时候，应该尽早把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把真实情况写清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有一个全面的评价，我觉得这段评价概括得很好。在当时动乱的形势下，周恩来既维持了国家大局，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保护了很多干部，才使得“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很多老干部还能健在，还能发挥作用。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爱萍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并特别强调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很多干部。他说这是周恩来很大的功绩，也体现了他的睿智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尽管“文化大革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我们还保持了基本的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这都与周恩来善于应对，和非凡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对周恩来的这段历史作出科学的、正确的评价。研究历史的同志，不要被历史的一些错综纷杂的表面东西所误导，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地完整地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本文发表前，经宋平同志审阅同意）
周恩来在“文革”中解放和保护干部的一些事实
吴庆彤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就被打倒了，几个副秘书长也靠边站了，还有一位副秘书长许明被逼自杀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国务院值班室，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几位副总理，指定我担任国务院值班室主任。以后又叫我主持国务院办公室的工作，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在这期间我主要是为周总理服务。我对周总理保护干部、解放干部所作的努力有所了解。现在将我所知道的周总理在保护老干部、解放老干部上的一些具体事例说一说。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如何对待老干部，是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就叫嚣建国后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砸烂旧政府，打倒“走资派”，全面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结果是使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绝大多数被打倒，或者靠边站，有些还被关进牛棚，投进监狱，造成乌云遮天的混乱局面。周总理坚决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他在多次讲话中说，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红线是主要的，是起主导作用的，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老干部不能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在各地区、各部门建立新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周总理反复强调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不能够排斥老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千方百计保护贺龙副总理，保护因所谓“二月逆流”遭到迫害的陈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保护王震、余秋里和谷牧等同志。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总理排除“四人帮”的阻挠，批判极左思潮，为解放老干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72年4月，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原内务部部长曾山，相继得病去世。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总理连续参加了他俩的追悼会，既悲痛，又震惊。因为不到10天就死了两位部长。为了尽最大努力保护干部，总理与国务院其他领导商定，通知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疏散到其他地方劳动的各部委的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尽快回京，普遍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并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当时，总理还指示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检查，存在的困难要及时加以解决。
当时，我们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政工小组向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关传达总理的指示，同时，请卫生部安排相关医院承担这一任务。记得当时卫生部安排了10家医院来负责为这些部级干部检查身体。随着这一措施的贯彻，当时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对老干部的看法有所改变，也不再把他们看作“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对象，不再揪住不放了，这就为老干部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实际上，有些部级干部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等原因，就没有再回五七干校劳动，有些还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1973年3月，教育部原部长何伟，也是因病救治不力，突然去世。为此，总理严肃批评了有关单位未落实好老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室以及卫生部负责对老干部作全面的身体检查，具体工作由北京医院负责。由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止的党内高级干部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保健制度，得以恢复。
1972年3月，总理看了中央统战部原部长徐冰逝世的报告。那时徐冰也是被关押的。总理看了徐冰病逝的报告后，约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指示全面检查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病的治病，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强营养，不要等病危再送医院治疗。总理关心这些人的健康、医疗问题，是因为总理知道，这些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的人，虽然被罗织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但都证据不足，是受诬陷的。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些人还不能马上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设法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尽量减轻他们的痛苦，减少他们的疾病和死亡。历史证明，这些被关押、拘留、监护、隔离的都是好同志，把他们拘留、关押、监护、隔离起来是完全错误的、非法的。
1972年12月18日，毛主席将被关押的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批送给了周总理。毛主席批示，应一律废除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当天，总理批评了有关同志，并提出，请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对在押人员待遇问题，在年内再做一次彻底检查，凡属用法西斯式的方式虐待、殴打在押人员的，都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违反，当依法惩治，并允许犯人控诉。
大约在1973年年初，周总理在与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个方面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干部出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之后，1973年7月，中央组织部、国务院业务组、军委总政治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范围是尚待解放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直和国务院各部委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军队正军职以上干部。这个名单是分头搞出来的，既有材料，又有处理意见。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这个名单。讨论当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屡屡作梗，百般阻挠。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当时曾作过一首小诗，抒发自己的感受：“一批复一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总理还指示，要利用五一节、国庆节等集会，让那些没有问题，但尚未解放的部级领导干部、上层民主爱国人士、著名作家艺术家、著名专家学者参加招待会。会后将名单见报。这实际上起到了恢复名誉的作用，也是一种“解放”干部的方式。我们每年五一节、国庆节把名单搞出来以后，都送给总理审阅，一般都获得批准，有时候总理还要增加一些。
不仅如此，总理还利用其他机会解放干部。我记得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后，中央立即组成以华国锋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灾区慰问。慰问团出发后，我将慰问团的名单报告给总理。总理阅后指示说，中央慰问团要增加吕正操，并且担任副团长。总理说：吕正操同志是辽宁海城人，让他跟群众见见面，并发表讲话，然后发个消息，以恢复他的名誉。之后，我向有关方面、有关领导传达了总理指示，并请空军派专机把吕正操送到辽宁海城与中央慰问团会合。这种做法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对于长期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的伤害，周总理极为关心。1973年3月8日，总理出席中央联络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在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时，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因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总理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并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他要负更多的责任。对于已经回国的外国专家，总理请在座的专家向他们转达他的话。总理说，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诚恳地欢迎他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们的过失。到会的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听了总理非常诚恳的讲话，深受感动，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总理的这次讲话，在外国专家中影响很大。后来有的离开中国的专家，得知总理的讲话，真的又回来了。
（本文发表前，经吴庆彤同志审阅同意）
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任务
汤聿文
1971年1月15日，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的指示，我到北京阜外医院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此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继德召集总参派往卫生部所属各院所的军代表开会，他说：总参派驻卫生部所属医院和研究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你们首先要认真学习，吃透总理决定的重要意义，等上一批军代表撤离两周后再进驻。
在1971年年底，总理批准将一部分老同志，也就是当时受审查、受迫害的一些老同志，送来阜外医院住院治疗。
1971年8月23日，当时任卫生部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的谢华来医院找我个别谈话。在我的办公室，谢华先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然后对我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准备将部分受审查的老人（当时说老人，还没称老同志）送来阜外医院住院治疗。接着，他问了我的经历和阜外医院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答复。谢华还说：总理交待，这个任务，要你亲自指定医生护士，不要把这个任务随便交给别人，要注意保密，严禁向内外泄露。谢华还向我交待，根据病人的病情，需要院里会诊的，由你确定；需要院外会诊的，由我批准；工作中如果有不好解决的难题，可以找中央办公厅杨德中同志和我。
我一听说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重要任务，就对谢华说：谢主任，这个任务很特殊，很繁重，也很艰巨。我有两点建议和要求。第一点，凡是经过中央批准要来阜外医院住院的，我必须要看到中央批件，否则的话，不予接收；第二点，要做到不向内外泄露，凡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住院的，一律要改名换姓。因为医院各个科室有化验单，还有心电图报告表，以及配餐的等级等，单子上面都有病人名字，要保密很难。谢华副主任沉思片刻，随即点点头，表示同意。
到了1971年12月初，北京卫戍区和中央专案组二办分别送来了经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来阜外医院住院的批件。这个批件我看了。到了12月12日，专案组护送黄克诚进了医院，住在一病房。我们随即把黄克诚的名字改成王宣。20日先后送来了吕正操、刘澜波，我们将他们的名字分别改为李雷和刘飞。吕正操住八病房，刘澜波住六病房。随后，我们立即召开了由我指定的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一些医生和护士的会议，我特别强调这是一项经中央批准的政治任务，要做好保密工作，无关人员不得和这些病人接触，一定要治好他们的病，要让他们吃好、住好，他们可以看报纸，有的也可以到外边去散步，等等。
我记得在这以后的三年当中，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住院的老同志有李井泉、罗瑞卿、林枫、黄新廷、叶飞、徐冰、周荣鑫、伍修权、张爱萍、江一真、吕东、李维汉、熊复、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胡痴、许介沈、孔原等，共40多人。时隔20多年，有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
这些老同志住进医院，医生首先要按照院里的要求，为病人做全面的体检。从检查的情况看，有的确实患有冠心病、高血压，需要在阜外医院治疗；有的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只是患感冒、发烧、胆囊炎等疾病。阜外医院是治疗心脏、心血管病的专科医院。那么，为什么把这些老同志都送到阜外医院呢？我当时就想，这是总理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这些老同志的情况以后，决定批准他们来住院，使之不再遭受迫害，对老干部是一种保护措施。
1971年12月初至1973年年底，我多次见到总理亲笔批准将有关老同志送阜外医院住院的批件。这些批件一般都是由北京卫戍区或者是专案组送来，批件不长，就是几页纸，用塑料口袋密封好。而在批件的背面还看到有这些住院病人的夫人和子女给总理的信，反映这些老同志的身体状况。总理多是用铅笔批，在他的名字上画一个圈。这些批件送过来时一般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给我看完以后，马上拿走。我不能抄，也不能记，看完就拿走。批件上面有总理的名字，什么人住医院，都写得很清楚。报告中，我看到中央首长的名单上，有总理、剑英、江青、德生、登奎、国锋等。总理用铅笔在他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在批件上一般都写上“送阜外医院”。又在江青的名字上也画一个圈，写上“不送江青同志”，或者“暂不送江青同志”。在我的记忆中，以后好像江青的名字就不多见了，再以后就没有了。
（本文发表前，经汤聿文同志审阅同意）
（来源：《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