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研究述评
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研究述评
金春明 陈述
这是一个颇为重要、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党史界和其他学术界议论不少。但在很多问题上，甚至基本范围等前提上，目前仍缺乏共识。我们理解这一专题的范围是：一、专指对毛泽东个人晚年所犯错误的研究，并非指毛泽东晚年全部思想的研究，与所谓毛泽东晚期思想或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范围与性质均不相同。二、何谓毛泽东晚年，以何时为标准？目前学术界认识并不一致，有多种说法。我们主张以“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主，兼及必要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探讨。并以此作为述评的时间定界。三、专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著述并不多，相当多的观点见诸于其他有关著作之中，对此我们亦尽可能予以收纳。
一、历史发展概况
十几年来，学术界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研究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中共中央通过《历史决议》。这个阶段，学术界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把毛泽东从神恢复到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很多学者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些成果为党纠正错误、拨乱反正做出了贡献。《历史决议》是这一时期党在思想理论方面拨乱反正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研究探讨的最高成果和科学结论。但这段时间里也确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动机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以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名而走到否定毛泽东的一生，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例如个别人在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和北京“西单墙”上的某些文字。
第二阶段，从《历史决议》的发表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几个小高潮。第一，《历史决议》发表后，学术界有大量论著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区别。第二，1984年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中，深化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研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出版了《“文化大革命”论析》等专著及大批文章。第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时，举行了一些小范围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一些有关著述。如，《十年后的评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论文集及《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书籍。第四，中共十三大后，这个专题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研究水平也有提高，出版了《大动乱的年代》等论著以及《晚年毛泽东》等论文集。这段是研究成果较多的时期。但是由于理论认识的分歧和政治倾向的不同，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看法的分歧也延续下来，而且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在一些文章、讲演和文艺作品中，出现了严重丑化和歪曲毛泽东形象的不良现象。它虽不是学术界的主流，也多不是党史研究工作者，但其影响不能低估。
第三阶段，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通过反思和苏联东欧剧变后国际风云的巨大变幻的震动，党史和其他学术研究工作者发表了一批以“重温”、“回顾”、“评价”毛泽东晚年思想为内容的文章。对毛泽东晚年所强调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理论观点，特别是对“阶级斗争问题”、防止“和平演变”、“反修防修”以及“中苏论战”等问题出现了重新探讨、进一步认识和估价的趋向，成为正在逐渐兴起的毛泽东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研究论及的主要问题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以下六个问题。
1.社会主义观问题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什么性质，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界有不同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后期在理论和实践上走了弯路。这个错误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中的错误。这种探索从反右派斗争以后在认识上走上了歧途，并形成了某些超越阶段的空想论。主要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形成的。它的特点是：（1）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2）急于改变劳动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为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3）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4）急于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权利”，不切实际地片面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否定物质利益原则；（5）无视中国落后的实际，企图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6）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弃某些空想主张，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是包含有追求他所憧憬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因素。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一大二公三纯”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
第二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乌托邦。公开表述这种观点的人不多，如苏晓康等，但颇有影响。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是追求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实践。还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在“理论上通向民粹主义”，“他结结实实地搞了一场民粹主义大实验”。还有人讲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弄来的”“虚构模式”，“大多数是封建主义的，不过涂上了一层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油彩”等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基本框架依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他的社会主义观的主旨精神是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和制约的。尽管其中夹杂着许多空想因素，但这些因素一般表现为脱离中国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教条化的理解，是把战争年代的一些成功经验绝对化造成的。因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有人说，“1958年是我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实验，是艰难的探索。”有的学者指出：“大跃进是严重错误，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果。”
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研究涉及到的具体内容，除前边已经提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外，提到较多的还有“五·七指示”、“三面红旗”、“理论问题指示”以及毛泽东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什么样的等。
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出现失误的原因，也是探讨的一个特点，大体有如下几种认识。
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走上歧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根源。主要是（1）希望迅速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2）社会主义空想论也是农民革命平均主义理想的历史回应；（3）阶级斗争的惯性作用；（4）对马列有关理论简单化、教条化甚至误解；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陷入歧途的理论认识根源；（5）国际环境的深刻影响，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生迷误的客观原因。
有的人说，毛泽东从科学社会主义向空想社会主义倒退的原因：“第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的。第二，其认识论根源是教条主义。第三，同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第四，农民平均主义思潮在我国有历史传统。
有的人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他早期形成的工读主义思想有联系，如在“大跃进”时办红专大学，后来发出“五·七指示”等。
有的人认为是由于在探索中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经验性、教条性和盲目性等。
2.阶级斗争的理论
普遍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从正确到过头，从个别的局部的错误到系统化、理论化再到在党内占支配地位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具体的发展阶段的划分则不尽相同。
有的把这个过程分为四步。第一步，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一步在理论上的最大失误是：认为中国存在“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因而要“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1959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和随后的“反右倾”。在理论上的失误是党内也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三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且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第四步，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有的强调，八届十中全会标志着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不再是一些局部性、孤立的论断，而上升到了理论和纲领的高度。随后形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到1966年以后，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集阶级斗争“左”倾错误之大成的理论及其实践。可用三个“全面”来加以概括，即经过“全面的阶级斗争”，向“走资派全面夺权”，在各个领域特别是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上的错误推向极端并形成体系，造成了一场大动乱和大灾难。
有人认为，1966年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应该怎样对待阶级斗争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具体分析阶级斗争理论，但应该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这主要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任务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是对中国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作了主观的歪曲的反映的结果。
有人进行了如下分析：1956－1957年毛泽东强调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要警惕形成“贵族阶层”，是非常深刻的。但这些可贵的思想后来走向了反面。不过，毛泽东晚年在阶级斗争方面的理论、方法和策略等方面也留下了许多英明的远见和宝贵的启示，对今天我们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仍是有益的。
关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犯错误的原因也有较多的论述。如认为：基本上是毛泽东自己和我们党离开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方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判断和对党内不同意见作了错误分析；在实践工作重点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上不坚定；中苏论战加剧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情况本已扭曲了的观察，愈益使其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而不能自拔等。虽然也有些不妥之论、过激之言，但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与《历史决议》相一致的。
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十几年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大体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总评价问题，一个是具体观点和事件问题。
总评价问题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应该不应该彻底否定，能不能彻底否定？大多数人都赞同《历史决议》的论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也有人出于各种考虑，对此持怀疑态度。
具体事件和观点的研究则是很多的。如：“造反有理论”、“大乱大治论”、“全面夺权论”、“反修防修论”、“破除资产阶级权利论”、“唯生产力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穷则革命富则修”、“斗争哲学”、“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各种观点和体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工作组问题”、“红卫兵运动”、“刘少奇的几个问题”、“上海一月夺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斗、批、改”、“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关于江青反革命集团”、“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等等十年内乱中发生的具体事件和问题。其中大多数是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这一课题有关系的。
在能看到的数百篇大小文章中，大多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水平也不断有所提高和深入。也有少数人借研究这一专题为名，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是值得注意的。
4.关于反修防变问题
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领袖，经常注意揭露和克服党和国家确实存在的阴暗面，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修正主义这个词用的很广泛、很不确定，加之其他各种因素，造成了反应过分和措施失当。以致在理论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把某些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看作修正主义。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时候，他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估计是错误的，他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也是含糊不清的。但可以看出，他往往把修正主义同资本主义看作是一回事。尽管当时毛泽东所使用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思想概念含混不清，但从根本原则上说，他把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走资本主义道路，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险，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来，不能不说还是有某种远见的。
对与“反修防变”有关系的中苏论战如何评价，也有一些文章中谈到。在苏联剧变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显然是需要慎重研究的。
5.关于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默认和鼓励了个人崇拜，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不少人对此作了一些探索和分析。
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同他认为政治原则高于组织原则有关，与他主张的“反潮流”有关。专断常常表现在1958年以后，他和中央集体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他当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重要，但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放弃了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应该服从政治原则。
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传统和制度问题。有人说，个人专断在党内有传统，并说从陈独秀开始，几代领袖一直延续下来。还有人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是独裁制、集权制的产物，与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有关。有人强调，高度集权制是造成个人崇拜和专断的原因。体制上的弊端是造成个人专断的必需的条件。
有人偏重于个人主观因素的分析。如认为，是由于毛泽东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有责任指导党。他又可能机械地搬用了他在历史上独排众议而取得伟大成功的经验。也有人认为，个人崇拜在晚年毛泽东那里实质上有“自我崇拜”的成分。它表现为唯意志论与独断论的结合，这是造成个人专断和高度集权的哲学根源。还有人说，个人崇拜同宗教相联系，个人崇拜是一种思想异化等等。有人强调国际因素认为，毛泽东从反对到欣赏个人崇拜，苏联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原因，赫鲁晓夫强调全面反对个人崇拜，彻底否定斯大林，导致苏联的混乱，是毛泽东转变的重要原因；急于求成的思想使毛泽东听不得不同意见；阴谋家野心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脱离集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使毛泽东逐渐变得主观和专断起来。
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欣赏和接受个人崇拜是由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的。但他并没有完全陷入个人崇拜的深渊，对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绝不可搞绝对化、片面化。
有人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认为，集权制同个人“最后决定权”相结合，造成了领袖专断的可能条件，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集权制助长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强化集权体制。
关于如何抵制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在有些著述中也提出了种种办法，大都可供参考。
6.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
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过程中的错误。有人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国性的错误，是党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幼年时期发生的，因而有它的必然性。党的不成熟是犯错误的原因。
一些著述还从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分别作了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如有人认为：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导致失误的开端；加快“三大改造”是产生失误的经济根源；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失误是政治失误的原因等。还有人认为，处理突然事变的失误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动因；也有人认为，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受挫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个动因。
有较多的文章从哲学方面作了研究和探讨。
有人认为，毛泽东没能正确地阐述和运用好物质与精神、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等矛盾关系，也没有找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矛盾等的正确途径。这是他晚年在政治上严重失误的哲学根源。
有人说，毛泽东长期是承认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规律的，但是待到1965年12月21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却说辩证法基本东西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对立化的矛盾转化，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由于取消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其结果必然导致循环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想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且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种可怕的想法，远远地离开了辩证法，倒退到循环论，有人认为，到1964年，毛泽东用“一分为二”否定“合二而一”，形成了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高压气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被片面化了的一分为二成了斗争哲学的代号和“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
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晚年在认识论上与民主革命时期正相反，他注意的是认识回到实践，从主体到客体、从精神到物质，注重认识过程的理性认识向革命实践的飞跃，注重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也有的人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进行所谓的“精神分析”。说毛泽东之所以搞“文化大革命”等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活动，与他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一样，都是因为他在幼年形成的一种什么“仇父情结”的结果，迹近荒谬。
总上可见，如何根据确凿的事实，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全面科学的阐明，仍是一个有待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我们的看法和建议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虽然在相当长时间是站在本时代思想理论界的高峰上，但同样难以摆脱社会历史加予他的烙印和局限性。特别是晚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化，由于对赫鲁晓夫以后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某些问题的不同认识，由于对党内政治状况和国内社会阶级状况的某些错误的估量等，而产生了较大的偏颇。客观因素的错综复杂，决定了毛泽东主观思想理论反映的复杂性，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对象和艰巨的课题，决定了研究工作的艰巨性。要求每一个研究工作者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掌握科学的辩证方法，进行十分细致而认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更要注意不能因为某种需要，而任意择取史实的某一部分，或对某一观点按主观需要任意解释。只有力求准确、科学、全面，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能真正有利于坚持毛泽东思想。
研究领袖问题，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研究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共产党的政治形象，进而影响到党的政治威望，以致影响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必须保持政治上的谨慎和警惕。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回击诋毁、污蔑、否定毛泽东的思潮。
研究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客观上受到晚年的著述、讲话以及有关文件目前尚未发表或暂时不便于公开的限制。使这项研究面临确凿的第一手资料严重不足的困难。另外，由于这个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敏感性，使研究者不能不有相当的思想负担和压力。所以，为促进研究创造更好的政治气氛和物质条件是必要的。如通过各种方式使毛泽东晚年的各种著述能够更多面世，并逐步开放有关档案资料等等。
（来源：《毛泽东研究述评》199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