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研究述评
金春明 崔久恒
对这一课题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时曾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一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判断性的语言把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意思写了进去：“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决议》的发表，一方面使人们冲破了认识禁区；另一方面也为进行这一具有高度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课题的科学研究开辟了航道。十几年来，通过全国理论界、史学界的共同努力，这一课题的研究获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研究概况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80年代的研究。
这个阶段有几件大事。一是1984—1985年间，接连出版了《周恩来选集》（下）、《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教育文选》，1988年，又出版了《周恩来书信选集》等一系列文献资料，为研究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活动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随着研究的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广度上涉及了周恩来在“文革”中思想以及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外交、统战、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党建等各个方面，深度上也由缅怀追忆而升华到理性的探索。二是一系列周恩来研究学术会议的召开。
这个阶段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就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独立地进行研究，而是将这种研究融合在生平介绍性著作和各类专题性的研究当中。除高文谦《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一文比较深入地探索了周恩来在“文革”动乱年代里沉重而坚强的内心世界，他在此期间的历史作用和特有的斗争方式之外，其他著作，如《周恩来传略》、《周恩来一生》等对他在“文革”时期的思想与活动，均未作为研究重点。有50多篇论文是研究周恩来在建国后各个领域里的思想与活动，如薛暮桥《周恩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廖盖隆《周恩来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贡献》、赵德强《周恩来教育思想浅论》、李青《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者》等，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思想与活动。
第二阶段：90年代的研究。
到1995年底，已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和史料大约有40多篇。最显著的是山西《党史文汇》杂志于1993年底—1994年初在全国同类期刊中首次开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专栏，不仅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交流科研成果的阵地，而且对于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此后不久，铁骥在《人物》杂志1994年第1—3期上发表《周恩来与邓小平在1973》、《周恩来与“长沙决策”》、《周恩来与“全面整顿”》。其他主要论文有：余秋里《回忆周总理在“文革”中为稳定经济所做的巨大贡献》、力平《“文革”中的周恩来》、王年一《周恩来1966年8—12月的一些言论》、安建设《“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等。主要著述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世纪伟人周恩来》、《周恩来的卓越贡献》、《开国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等。其中，《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收录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的论文23篇，并附有1966—1976周恩来著作及生平大事年表，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本比较全面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思想和活动的论文集。
这个阶段研究的特点是，“文革”中同周恩来有过长期接触的老同志、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表回忆和纪念文章，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实和富有见地的分析。因为有些事情在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记载，而当事人根据亲身经历对一些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也常常比后人单凭文字材料提出的看法要更为真切而深刻。另一个特点是，研究的角度主要集中在史实史料的展现上，探讨的层次也多在“是什么”或“怎么样”的水平上，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上升到了“为什么”的层次。
研究中涉及的九个主要问题
一、周恩来对“红卫兵”造反的态度
1966年8—12月，在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下，红卫兵运动来势凶猛，如火如荼。周恩来为稳定全国局势，只能耐心说服青少年正确理解党的政策，采取多种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雍文涛的文章《在“红卫兵运动”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一些重要史实，如：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26日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周总理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为此，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年底，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周总理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是通宵达旦进行的。
8月底，面对破“四旧”浪潮造成的大量抄家、驱赶市民、打死人的恶性事件，林彪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锻炼”，实际上鼓励打人；中央文革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也是在煽动、怂恿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反复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周总理反对武斗打人，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批评，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所以我们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
1966年秋冬，青少年冲向社会，大串联，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青少年是因势利导、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地蒙骗、利用?在这个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9月10日，周总理对红卫兵说，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他特别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9月13日，周总理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上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周恩来反对滥用“黑帮”、“黑线”字眼。9月10日周总理对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三个红卫兵组织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这样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10月15日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并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王年一在《周恩来1966年8月—12月的一些言论》一文中指出“文革”来势凶猛，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中央常委中第一个在公众场合否定错误做法的，作这样的否定最多的，是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公众场合”大多数是指接见红卫兵。该文提出了六点看法。
1.一再说明中央的问题已经解决，不要死揪工作组，实际上不同意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反对否定一切。
3.保护干部和党组织，并公开反对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上。
4.反对抓人、戴高帽、静坐、卧轨等行为。
5.要求正确对待群众。中央文革一味支持造反派，周恩来要求正确对待两大派。
6.保护政协，保护宗教。
二、周恩来与“二月抗争”
研究者着重讨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周恩来与“抗争三原则”。
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是“二月抗争”中的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同中央文革斗争中的核心问题。论者普遍认为，周恩来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只是在表达的方法和策略上有一个变化过程。1967年1月上旬，面对一月夺权周恩来努力从正面去理解和解释，在一些场合说服那些思想不通、行动抵触的老同志、老部下。同时指名保护了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1月下旬，周恩来的认识、态度发生变化。告诉造反派：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2月中旬前后，周恩来的看法更加具体、明确，从不同角度直接突出、阐明了“三原则”。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他提出：任何党的处分只能由党组织决定，你们（指造反派——引者注）不能叫党委靠边站；（财政部）党组织能由群众组织去解决吗?财政部党组的工作要恢复，各部党组党委职权要恢复，要行使职权，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关于对待干部问题，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干部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乃至戴高帽、喷气式、照像、登报，这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毛主席批评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做法。关于稳定军队问题他指出：现在北京和各地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一股冲击解放军的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周恩来的上述言论表明他在“三原则”上是毫不含糊、观点鲜明，与老同志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第二，关于周恩来的斗争方式。
在这一问题上，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有明显的区别。如，老同志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在党内军内的高层会议上同中央文革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周恩来并没有采取同样的方式，即使在老战友、老部下拍案而起之际，周恩来仍不动声色，稳如泰山。其原因有两个：一是，从历史上看，经过长期残酷的对敌斗争，复杂、尖锐的党内斗争的考验，周恩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表现出极度的克制、沉着、冷静，从容自若，处变不惊；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他所习惯运用的迂回、渐进、韧性的斗争方式。越是情况复杂、矛盾加剧、冲突尖锐，就越能显示出他这种特有的性格和斗争艺术；二是，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于其他老同志的斗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地位和作用极端重要、形势极端复杂。这集中表现在他同中央文革之间既对峙、又共事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这就迫使他不能不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如果周恩来拍案而起，无非两种可能：一是被打倒的人更多，党和人民的利益损失更大；二是极而言之，也有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的可能。因此，正是为着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才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这也正是一种“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高度自觉的牺牲精神。也有人认为，周恩来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样作公开抗争，似乎是某种软弱的表现，甚至认为是为个人保身的需要。但多数人并不赞成这种观点。
第三，关于周恩来与参加二月抗争老同志们的关系。
几乎所有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在他们的回忆录、传记、纪念文章中都认为，周恩来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不仅认识基础是一致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对于各自所采取的不同的斗争方式，也是最终能理解的。
三、周恩来与保护党内外干部
研究者都用“大树参天护英华”或“殚精竭虑护英华”来表现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为保护党内外干部所做的贡献和所付出的心血。其中，“文革”初期对陈毅、贺龙、彭德怀和宋庆龄等人的保护；“文革”后期对邓小平的支持和“解放”175位将军，是论述较多的。周恩来的保护措施常常是灵活多变。如：住进中南海避难；把外地受冲击的干部接到北京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并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亲自到现场“陪斗”，以便随时保护老干部“过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造反派要正确对待老干部等。还有更为重要且有效的措施，就是取得毛泽东的支持。
四、周恩来与“伍豪事件”
所谓“伍豪事件”，是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的一个别名“伍豪”伪造脱党反共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反革命目的。这是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但是在“文革”中，江青等人却一再妄图用这一伪造启事来诬陷、攻击周恩来。不少文章对这一事件的真相加以澄清和分析，并肯定了周恩来的严正态度和正确的斗争策略，肯定了毛泽东的态度，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图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列入“伍豪启事”一条。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将诬蔑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吴法宪。1967年10月和11月，周恩来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他给江青写信，通知她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1972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6月23日周恩来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再次说明这是敌人的造谣诬蔑。参加这次会议的陈云同志在6月13日作了口头发言，还写了书面发言，说：“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重，在入手术室前他要来了1972年6月23日报告的记录，亲笔在上面签了名，而后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邪恶势力的痛斥，对自己政治生命和人格尊严的捍卫，对党的声誉的捍卫。
五、周恩来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的历史作用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周恩来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有：
1.周恩来追查和封锁林彪私调的飞机，使其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难以实现，不得不仓皇出逃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识破了林彪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在1971年南巡途中又进一步揭露林彪一伙的阴谋。林彪反革命集团企图采取武装政变的方式达到其目的，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人所始料不及的。1971年9月12日晚10点多，林立衡向8341部队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报告说：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要往广州、香港跑，飞机已停在山海关机场，他们还要谋害毛主席。周恩来接到电话报告后，一方面命令北戴河的8341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另一方面查问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当得知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后，周恩来便指示此飞机马上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周恩来及时追查飞机的情况传到了北戴河，叶群为了试探和证实此事，便在晚11点22分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彪要动一动，乘飞机动。周恩来机智地追问是否调了飞机，叶群欺骗周恩来说：还没调。此时，周恩来已查清256专机就在山海关，而叶群却谎称没调。周恩来后来对身边人员说：这时他才断定北戴河那里确实有问题，林彪可能要跑。周恩来进一步下达命令：这架飞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这一措施实际上是把这架飞机封锁了起来。
2.协助毛泽东成功地粉碎了反革命武装政变
林彪不顾劝阻于9月13日凌晨起飞后，周恩来立即部署：汪东兴即刻去毛泽东住处；李德生马上到空军司令部；嘱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中以中央政治局秘书名义带人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指挥，实际上是监视吴法宪。他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林彪的飞机，并与机上通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随后周恩来赶到毛泽东住处，当飞机飞越国境时，在毛泽东住处，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全国下达禁空令，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这样就可以避免再有飞机出逃，或有人调动飞机来北京危害中央。林彪出逃后，很可能勾结国外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周恩来又向各大军区司令员通报情况，使全军处于必要的紧急战备状态。周恩来的上述措施实际上直接控制了全国局势。
3.妥善处理涉外关系，顺利解决林彪余党
林彪的飞机进入蒙古境内后，周恩来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14日，外交部报告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周指示：第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打印出来送交人民大会堂；第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第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要绝对保密。21日夜，周恩来听取了我驻蒙使馆孙一先秘书从坠毁现场带回的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的汇报，尔后，指示有关人员研究坠毁原因。在确认林彪机毁人亡后，又对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和余党的问题，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了及时而稳妥的处理。随后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文件，向全国人民彻底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由于考虑周全，措施缜密，平静而顺利地解决了这一涉及到副统帅和接班人的特大政治事件。
六、周恩来与批判极左思潮
1.“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从1971年12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断，持续近两年之久。它是我们党内出现的一次试图纠正“文革”错误的尝试，其实质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努力纠正“文革”中的错误，阻止和减少它的破坏，逐步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有所发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由于批左是1972年公开提出的，因此有的研究者称之为“周恩来1972年整顿”。
2.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
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逐渐展开。这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2）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异常激烈。周恩来亲自从“文革”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江青集团竭力反对，双方的斗争公开化、明朗化、白热化。
（3）1973年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遭受挫折而被迫中断。由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文革”错误，因此他不可能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反而强调当时应当批林彪的“极右”。毛泽东的结论成为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制造了张铁生“白卷英雄”。小学生批“师道尊严”、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所谓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恶浪。周恩来在政治局受到错误的批评，1974年初江青一伙又发起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周恩来进行中伤、诬蔑，周恩来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终于使他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3.批判极左思潮的历史贡献
有关著述论及较多的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启发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觉悟，进一步认清林彪、江青一伙的本质；二是启发人们对“文革”的否定起了引导作用；三是初步扭转了国民经济混乱的局面，为国家稳定创造了基本条件；四是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为我党后来纠“左”创造了较好的组织条件；五是为我国后来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打开外交新局面减少了阻力，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六是这次批左是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基础和先声。
七、“文革”后期的周恩来
在“文革”后期的1973到1975年，有三件大事与周恩来密不可分，一是1973年邓小平复出；二是1974年长沙决策；三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
关于邓小平在1973年的复出，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但将这一决策付诸实施并最终成为现实的则是周恩来。大体的历史过程是：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邓小平安置在江西。周恩来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一年后的1970年秋，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邓小平是“我的同行”!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上同陈毅亲属讲，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子女将这一信号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返京。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问题，1973年3月10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3月下旬，周恩来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在人民大会堂欢宴西哈努克亲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重大的场合公开露面，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同年8月，邓小平出席十大并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书写了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通知的全文，至此便开始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1974年12月，周恩来为了挫败江青等人妄图利用召开四届人大之机来“组阁”的阴谋，亲赴长沙同毛泽东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并决定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这就是“长沙决策”。
所谓1975年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的继续，是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对军队、铁路运输、教育等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工作的整顿，是对“文革”以来的“左”倾错误迅速、系统地纠正。
八、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
研究者都同意陈云同志的评价，即“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有的人把它概括为两点：一是起到了减少损失和中和错误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了这点。由于“文革”本身的错误，周恩来虽然试图把党和国家从这场动乱中拯救出来，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所以，当“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苦撑危局，在他还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消除动乱，维持国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并且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保护了党和人民。二是在“文革”中的重大关节点上，当历史的发展出现某些新的转机时，不失时机地促成了时局的转变，影响并推进了历史拨乱反正的过程。
九、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斗争方式
有人指出了五点：一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三是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同时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四是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五是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
有的研究者将周恩来在“文革”中特有的斗争方式称之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谋略”，并提炼为四个要点，一是敢入“练狱”为党为民；二是调和允中练藏积精；三是退避三舍迂回反击；四是见机而作扭转政局。
两点建议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的极其特殊的时期，而正是在特殊的条件和环境下，每个人党性的修养和特殊品格，才会有极其鲜明的表现。周恩来也是如此。“文革”十年无疑是他坎坷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复杂，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他毕生的信念、智慧和忠诚的岁月。“文革”是共和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章，也是周恩来一生中悲剧性的一页。但也正是在这场全民族的大悲剧中，周恩来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无数次实践证明，历史的或个人的悲剧往往能引起后人理性而持久的思考。所以，研究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除力平、高文谦的较全面的分析论述文章外，大多数是属于史料史实的展现或纪念性和回忆性的文章。因此，进一步加强这一专题的研究是十分需要的。
其次，研究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活动的最大难点，在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十分复杂、敏感而又微妙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绝不只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而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决策，从一定意义上说，搞不清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就难以全面地科学地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全部活动。建议有关部门（如文献研究室）能够重视此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去做。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研究生）
（来源：《周恩来研究述评》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