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树栋：邓小平方法论简论
邓小平方法论简论
侯树栋
邓小平的方法论，在笔者看来，是由三个互相联系的部分构成的理论系统。首先是具有头脑和灵魂意义的最高方法论原则，其次是具有主干意义的方法论的基本要求，第三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下面分别作一些分析。
一
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仅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互相联系的基本点，尤为重要的是鲜明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头脑和灵魂”。他认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最高原则。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是紧紧抓住这三条，同新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的灵魂。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实事求是是同解放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要立足现实，开拓进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冲破旧的思想束缚，不断使主观符合客观实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历史。它是贯串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红线，也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锐利武器。
（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创造的群众路线做了重要发挥。他认为，群众路线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他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一切政策和工作的标准，也是党一切行动的价值取向。各级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结论。既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要用先进的理论教育和引导群众；既不可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又不可做群众的尾巴，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又是群众的引路人。他认为，要贯彻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其主要特征就是脱离群众，爱说空话，不办实事，思想僵化，墨守陈规。这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大敌。
（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所说的独立自主，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二是说，中国的事情不能依赖外国，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如果围着外国的指挥棒转，中国的事情是决然办不好的。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就是说，走自己的路，是独立自主原则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它在当代的最高实践形式。
二
邓小平的方法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除了反映根本问题的最高方法论原则外，还有反映时代主题的基本的方法论要求。
（一）“三个面向”的科学规定。“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邓小平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目标总方向的科学规定，也是对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要求。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使思维方式跟上现代化的进程。为此，不仅要懂得中国，还要懂得世界，特别要懂得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把中国和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一个自我孤立的中国是不可能发展强大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须使我们的思维具有世界眼光，站在全球的高度看中国，同时认识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在我们的思维因素中，不仅要有历史经验的积淀，现实的理性思考，还要有思维的前瞻性。思维如果不面向未来，也不会正确地反映历史和现实。邓小平关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论断，体现了现代科学思维的基本特征。
（二）“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取向。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当代共产党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的价值取向。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中最具根本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得以发展的动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全面发展的基础。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意在着眼于国力的提高。国力的强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否则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选择理论中，具有最终目的性意义。共产党人的利益价值观，要求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统一起来，不断地给人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
（三）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的结合。“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提出的方法论原则。所谓原则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实事求是原则和人民利益原则，前者是它的真理性体现，后者是它的价值取向。从政治上讲，就是邓小平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当然也包括工作中的若干具体原则。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人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灵活地处置各种问题，但灵活性决不可超越原则的界限，不能拿原则作交易。所谓系统性，就是从事物的整体性出发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系统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只有从系统性着眼，才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依据邓小平的论述，坚持系统性方法论原则，主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二是过程和阶段的关系，三是系统和层次的关系。所谓预见性，就是依据规律，预见未来，指明方向。思维根据必然性指明发展的目标，同时又要根据必然通过偶然实现的规律，预见可能发生的困难和曲折，在工作中把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起来。预见性是思维的前瞻性在工作中的体现，使人们真正懂得没有预见性就没有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所谓创造性，就是人类为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依据规律，改变物质的发展形态，创造出事物的新的存在形式。创造性的本质是创新，包括知识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等。创造性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活力的灵魂，是革命和建设的动力。
（四）“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恩格斯曾称辩证的发展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列宁则称辩证发展是无产阶级的“发展观”。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这种道理的通俗表达，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首先，发展是绝对的。发展中有相对的静止，也有暂时的后退，但这些只有相对的意义。静止是发展的一种形式或状态，后退一步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正是发展的绝对性，使我们从“整顿”中走上了大发展之路。其次，发展是协调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展的不平衡是经常发生的，也是正常的，但如果任这种不平衡不断扩大，经济和社会生活就会陷于失衡状态。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就是在自觉把握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稳定协调发展的理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第三，发展是跨越的。邓小平告诫我们，决不可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而要借鉴他们的管理经验，利用他们的先进科技，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实行跨越式发展。在邓小平的发展观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发展的前进性。所谓前进性，就是事物运动的总趋势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必然的。在邓小平看来，资本主义以其历史的进步性取代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也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所代替。发展的前进性，是共产党人伟大理想的哲学支柱。
三
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以方法论的灵魂为指导的，受基本方法论原则制约的，它更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工作实践，具有基础性作用。邓小平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下面择其要者谈几点。
（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把矛盾观点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范例。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如一手抓对外开放、搞活经济，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形成了邓小平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要求全面地看问题，反对片面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注重了经济建设，但放松了思想教育，犯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给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邓小平就是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求人们在实际工作中认识本质，抓住关键。只有抓住重点，并把重点和一般统一起来，才能把工作做好。
（二）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邓小平提出的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邓小平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这句话既表明了小平同志的谦虚，也表明他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基本含义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社会的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否则什么都搞不成。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它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的政治稳定固然是压倒一切的，但政治的稳定，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国家安全也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奠定国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处理好党群关系这个政治问题，关键也在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要有大局意识，要从大局着眼。邓小平作为党的领袖，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胸襟开阔，洞察大局，把握方向，抓住根本。他既有顾全大局的观念，又有纵观大局的眼界，还有把握大局的能力。他决不为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也不会在眼前的小事上纠缠，总是比别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能从大局出发进行战略思考，能从大局出发提出战略举措，从而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防危御险，克服困难，胜利前进。邓小平从全局着眼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一部分，站在全球的高度看中国。他每逢提出一项重大决策，总是先分析国际形势，然后解析中国的现实和要求，并把二者结合起来作为决策的客观根据。他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从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出发，论证了把发展经济放在国家发展的中心地位；同样，我军建设的战略性转变，也是以这个时代特征为根据的。邓小平从全局着眼，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经济搞上去”看作大局。全国各条战线，只能维护这个大局，顺从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下行动，决不允许干扰这个大局，妨碍这个大局，否则就要铸成大错。
（四）抓住机遇，及时决策。邓小平具有强烈而敏锐的机遇意识。“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是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特点。机遇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机遇是必然性中的偶然性，或者说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机遇是客观的，但能否抓住机遇，则取决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国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是国际相对的和平环境，现在就是我国发展的最好机遇，一定要抓住不放。而要抓住机遇，就必须及时决策，否则就会失去机遇。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发现时代的主题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和平是可能的，历史将给中国一个大发展的机会。他率领全党及时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
（来源：《求是》2001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