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树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侯树栋
很早就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邓小平理论没有自己的哲学；如果说在这个理论系统中也有哲学思想，那只是对毛泽东哲学的运用，邓小平是借助毛泽东哲学思想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记起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怎么会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呢？当然，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特别注意到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不联系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是很难懂得邓小平的，包括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在内。这就是思考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起因和思路。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我对邓小平哲学思想有了这样几点认识：必须从当今的时代特征来思考邓小平哲学思想；必须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思考邓小平哲学思想；必须从邓小平的哲学活动和影响来思考邓小平哲学思想；必须从他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来思考邓小平哲学思想。经过思考，我把邓小平哲学思想归结为五大问题：
一、以解放思想为前提的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都是围绕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论证，也是实事求是具体内容的展开。邓小平在“复出”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重申”和“恢复”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中国历史上转折性的新发展做好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准备。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不仅作了大量的复述和解释，并且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解和认识。
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摆在了更高的历史地位。他认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路线，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是实事求是的胜利，而一切挫折和失败都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就看我们能否创造性地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后他自豪地把自己归属于“实事求是派”，这不仅标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把握和坚定信仰，而且反映了他的崇高人品和风格。
把实事求是看作是一个合乎认识规律的过程。毛泽东为了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如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以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等。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以实事求是为统领，把这些基本原则内在地联系起来，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系统化具体化了。
把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特别值得大书之处是，邓小平在实事求是前面，增添了“解放思想”四个大字，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新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新规定使党的思想路线适应了时代特征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本质，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有的同志说，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对这个评价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二、以系统性为重要特征的辩证法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原则，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同时他又根据科学发展和实践的要求，凸显了辩证法的系统性特征。邓小平辩证法的系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大观念上：一是体系观念，二是系统观念，三是大局观念。
要从体系上把握精神实质。邓小平针对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的割裂和歪曲，针对“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论断。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经过邓小平的提倡，“体系观念”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普遍意识”。
要在实践中树立系统观念。历史赋予邓小平的使命，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邓小平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绘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蓝图，被人民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绘制这张蓝图时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就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出发，把它看作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不仅包括它的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而且包括它依次发展的必然阶段，从而使我们的建设事业能有序地进行。邓小平以他的理论和实践教会了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如何系统地进行思考。
要坚定地树立大局观念。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非常强调大局观念。综观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他的大局观念，主要有两大意义：一是全局观念，就是从整体上认识和处理问题，从构成事物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上把握事物的本质。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抓经济，又要抓政治和文化，决不可有所偏废。在经济建设上，既要抓农业，又要抓工业，特别要抓好科学技术。在政治建设上，既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又要发扬民主让群众讲话，还要抓好法制建设。在文化建设上，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实行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二是抓住大局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所谓决定意义，就是在大局中占据中心位置，在发展中具有枢纽性作用。邓小平视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认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号召全中国人民都要坚持这个大局，服从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下行动。
三、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据此，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规定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侧重点集中在这样三个问题上：一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二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先进与落后的根本标准；三是领导的智慧源于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邓小平一个重大理论成就，就是创立了新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特别是它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胡锦涛关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准绳。邓小平是满心装着人民群众的领袖，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看作领导的生命和智慧的源泉。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看作是衡量党的方针政策和人们行为是否正确的标准，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四大名言实际上蕴含着两大意义：一是以人民的实践为对与错的标准；一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先进和落后的准绳。前者所本的是真理性原则，看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群众实践的要求；后者所本的是价值性原则，看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哲学意境。
领导智慧的源泉在群众中。邓小平是非常重视领导的智慧的，认为缺乏智慧的领导是不合格的领导。但领导的智慧从哪里来？它不是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来源于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领导智慧的源泉。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了清除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歪曲，为了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为了适应继往开来、开拓前进的历史需要，中国理论界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洞察了这场大讨论的理论和政治意义，领导和推动了这场大讨论的健康发展。
拓宽和深化了对认识论的理解。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认识论的理解确实深入了。
深化了实践标准的内涵。邓小平不仅倡导实践标准，而且深化了实践标准的内涵。邓小平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发展时，又把实践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无疑是实践标准应用中的一个重大创造，它不仅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有重大意义。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野。经过这次大讨论，大家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紧密相联。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打上了人的实践烙印的“人化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就进入了世界观的范畴。
五、四大基本方法论原则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号召全党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增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相结合，为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出的具有系统性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在我看来，在这个方法论系统中，原则性是根本，系统性是核心，预见性是方向，创造性是灵魂。
关于原则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而言，原则性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实事求是原则，一是人民利益原则。前者是从真理观意义上着眼的，后者则是价值观的集中表现。邓小平就是把这个看作他为人处世的根本。有的同志认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三大基础：一是实事求是，一是群众实践，一是人民利益。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从政治角度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是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这就是我们的立党立国的根本。原则性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立场的意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不可动摇性。但在实践中坚持原则性必须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相结合，没有策略上的灵活性坚持原则性是困难的，而灵活性又总是以不违背原则为前提的，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关于系统性。诚如前面所说，系统性是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也就成了他的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所谓系统性，通俗地说就是整体性，它在思想和实践中的表现，主要是正确处理发展中的过程和阶段的关系，空间中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以及事物构建中的层次的关系。邓小平关于“三步走”的战略设想，照顾大局、服从大局，在大局下行动的论断，以及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层次的关系上绘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就是这一方法论原则的创造性运用。
关于预见性。预见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它是对发展目的性的把握。这种把握指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人们常说，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真理。预见性是面向未来的，但预见不是空想，恰恰相反，预见是从实际出发的重要一环。现实状况是我们的一切工作立足点，但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不懂得历史，很难准确把握现实；而现实要向未来走去，只有认识了现实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有了科学的预见性，才是真正的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开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背靠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相统一的产物。邓小平强调不可忘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又要我们不要忘记共产主义的理想，认为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决然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于创造性。所谓创造性，就是无论在思维还是在实践中，都要有新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创新。创造性是发展的本质，也是发展的生命；没有了创造性，就意味着停滞，甚至意味着灭亡。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创造性，主要是指两个问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地创新，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为着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实践的发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又一新的理论形态。二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创新，就是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创造新的实践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的实践形式。
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简要梳理，使我对邓小平哲学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邓小平决不仅仅是借助毛泽东哲学思想完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继毛泽东哲学思想之后又一新的哲学成果。这一新成果，继承了毛泽东又发展了毛泽东，是新时代特征和新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是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我深感只有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才能真正领会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真谛。
（来源：《理论前沿》2004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