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黄宏 郭凤海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回答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思想不是哪个人主观想像的结果，它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刻分析和回应我们党执政面临的严峻挑战的基础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的形成集中体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生动再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观察世界的科学态度，以及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
一、透视时代：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的战略智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之一，是当今世界和我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江泽民曾经指出，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2000年6月20日，他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1]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化，以及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和渗透，对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影响。江泽民在许多场合对此作了深入分析。认为：第一，世界形势风云变幻，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10余年来，他多次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流，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但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因素、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2]第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他多次强调，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对我国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很大的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只有建立既与国际规则相适应又符合本国实际的经贸管理体制，才能更好地通过与各国合作来发展本国经济，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第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江泽民认为，世界科技革命给各国带来了发展机遇。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不跟上科技进步潮流，不结合本国发展实际努力提高科技水平，就会落后，陷入极为被动境地。他指出，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越来越快，知识经济预示着人类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变。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
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变化，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促使我国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江泽民曾说，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对外经济联系、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而这种多样化“还将进一步发展。这必然会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P，8）第二，党的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这些年，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与形势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江泽民明确指出：在看到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还有大量工作要做”。[2]（P，30）
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始终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做出新判断，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提出新要求，并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和部署。第一，坚持以形势的严峻性和使命的艰巨性警示、教育全党。江泽民要求领导干部要有“世界眼光”，善于观察世界大势，正确把握时代要求。他曾就当今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诸多问题，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到中南海办讲座，并将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变化的有关材料批转高级干部参阅。他多次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清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情况新特点，认清我们党在新的世纪里所要完成的繁重任务，认清我们党的建设的实际状况”。[2]（P，27～28）第二，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推动实施适应形势任务要求的国家发展战略。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开展全方位外交。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在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斗争中争取主动。二是采取有力措施保持国内稳定，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江泽民认为，形势虽然复杂严峻，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变，“现代化建设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2]（P，122）他先后领导实施了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产业结构调整等战略，全力推动国家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第三，把党的事业与世界和中国的巨变相联系，深入探索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形势的发展使江泽民越来越认识到，党的建设已成为事关改革和建设战略全局的关键问题。10余年来，他全力贯彻邓小平关于“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嘱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中共十五大以后，他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大量调研，与广大干部群众共同探讨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内在联系，探索和解决与此有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他要求：“思考这个问题，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2]（P，2）通过调研和思考，他深刻感到，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巨变，归根到底是生产力、文化以及人民的利益实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关键看党能否把握时代制高点，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正是在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江泽民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对关系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系统、科学地回答，于2000年初在广东考察党建工作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构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首先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和要求，而不是任何人主观的臆想和构造。
二、跨越历史：科学总结我们党80年奋斗、特别是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必然结论
江泽民始终坚持联系今天的现实，科学地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从中挖掘出带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建设，指导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2000年2月，他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2]（P，2）这是对建党8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科学总结。
江泽民认为，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奋斗，集中体现为一部不断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繁荣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第一，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谈到，“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3]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战乱频仍、满目疮痍的历史，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即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牢固而又充满活力的制度基础。第二，我们党一贯重视文化建设，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江泽民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他科学总结了“五四”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文化建设方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总结了中共十五大以来党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新实践。在此基础上，他把党的建设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联系起来，深刻阐发了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涵和意义。他明确指出：“八十年来，我们党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2]（P，158）第三，我们党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忠实地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党领导的一切奋斗，从根本上说都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和人民子弟兵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是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平时期，党领导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广大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始终牢记宗旨、保持自身先进本色的党，是始终代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党。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范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和要求。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党80多年不懈奋斗的历史中，而且更集中、更突出地体现在20多年来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1998年12月18日，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全面回顾了党领导人民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大成就和新鲜经验。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成就的取得，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他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概括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必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必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可以看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包括在上述经验的具体概括点中，而且是贯穿上述整个经验总结的基本着眼点和落脚点。
江泽民非常重视和尊重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实践，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践，亲自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为了揭示“三个代表”的丰富内涵，江泽民总结了建党80年的历史经验，研究了大量理论文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2000年初，他把党建问题作为外出调研重点，先后到13个省市自治区考察，召开了30多种形式的党建座谈会，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温州是较早探索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建立党组织的地区。早在1991年，江泽民到温州视察，就已经开始关注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中共十五大以后，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0年5月，江泽民又一次来到温州，连续考察了那里四个建立了党组织的非公有制企业。按计划听完汇报后江泽民要动身返回杭州，但他一再延长听汇报的时间，工作人员几次催促，他才恋恋不舍地说：“太可惜了，还有许多问题想和你们探讨。”2000年12月，江泽民要求有关部门就党建问题开展调研，有关部门随即组织80多位同志，分成10个课题组到12个省市区调研，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比较成熟的意见都反映到了“三个代表”的内涵中。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深刻阐发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系统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党怎样把自身建设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重大时代课题，为党适应新形势，战胜各种风险考验，率领人民进一步开拓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了根本的战略指导。
总之，我们党80多年不懈奋斗、特别是2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正是有了对建党8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才孕育生发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则是充分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最新实践，集中了全党的创造和智慧，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固本强基：深刻思考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严峻挑战的思想结晶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80多年的奋斗历程，具有50多年的执政历史。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2]（P，174）这是一个催人警醒的历史课题，也是新世纪党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的一个严肃而重大的现实课题。
现代国家政党制度中，既有一党制，也有两党或多党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乏一党长期执政，或虽实行多党制，但由于一党独强呈现出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客观现实。这些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大多比较稳固。但这种情况在最近10多年来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纷纷下台，失掉政权；一些长期在野、却十分兴盛的政党，也纷纷衰落下去。法国和日本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台湾国民党等，都是具体例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失败，特别是前苏联共产党的失败更令人深思。这种政党兴衰现象，引起了江泽民的深刻思考。他曾提到，有四件大事引起他特别的思考，就是1989年政治风波、苏东剧变、“法轮功”问题、国民党下台。他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政党兴衰、特别是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指出，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自身建设，取决于能不能与时俱进，始终站在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取决于人心向背，能不能始终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否则，就必然垮台。今天，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我们党是信任和拥护的。但是，如果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继续蔓延，就会严重影响党的先锋队作用的发挥，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离心离德。发展下去，亡党亡国的危险也同样存在。
江泽民视野广阔，他经常联系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育党员干部。他指出，奥斯曼帝国曾经横扫欧亚，不可一世，但在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快速发展起来的西欧国家面前，最后不堪一击，分崩离析。同样，当年中国的康雍乾盛世，其实也早已潜伏着落后于世界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的危机。从在古代人类文明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古罗马帝国，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秦始皇，乃至修驰道、开运河、兴武略的隋炀帝，成就了“贞观之治”和万邦来朝盛世的唐王朝，最后之所以一朝覆亡，其原因都在于内部，在于人心向背。“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江泽民振聋发聩地警示全党：“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我们应该明鉴啊！”[2]（P，112）
历史上一些大国、政党兴衰、特别是前苏联的悲剧告诉我们，困难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执政党先进性的丧失，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履行执政职能，制定各项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和风险。”[2]（P，33）他一再强调，为了经受住改革开放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及拒腐防变的考验，我们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问题。
为此，10余年来，江泽民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践和探索。第一，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理论观点。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坚决惩治腐败的要求。1990年，中共中央专门做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纪念大会上对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作了深刻论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系统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新形势下的党建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指出：“党必须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认真研究和解决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4]明确提出要继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深刻内涵的命题，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5]这不仅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给党的建设赋予了新的内容。第二，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探索。江泽民指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按照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行动，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与高度统一，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向前推进。”[2]（P，1～2）中共十五大以后，他联系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深入探讨了在社会生活“四个多样化”情况下怎样巩固党的根本信仰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多渠道多形式地加强基层党建，增强党在民间组织中的影响力；怎样在生活方式多样化的情况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建工作的现实针对性；怎样改进党的组织工作，使党的领导更有效地覆盖社会的广泛领域；党的方针政策如何更好地使群众实现自己的合理利益要求，以及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等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从根本上回答了党的执政基础和如何执政的问题。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80年的历程包括两大时期：前28年是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后52年是党掌握全国政权、履行执政职能的时期，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经过长期探索，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2]（P，164）这就把进一步增强执政意识、提高领导和执政水平的课题，从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到全党面前。“三个代表”深刻揭示：我们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从严治党。要不断探索在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规律，增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理性和自觉性，把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坚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人民不断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党的执政规律，科学阐发了党巩固自身执政地位、履行执政使命的客观基础，明确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三个代表”为统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要求。这是国际共运史和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表明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我们正确把握党的执政规律，不断提高我们的执政和领导水平，巩固我们的执政基础指明了方向。
四、理论创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最新成果
伟大时代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指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深化过程，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进行理论创新，回答和解决我们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必然产物。
2000年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指出：“我们现在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而且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归根到底，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调整完善生产关系，根据经济基础的发展自觉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中不相适应部分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本本可以找，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分析和总结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中求得解答”。[2]（P，20）同年6月，他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正在进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变革。他要求全党同志围绕“四个如何认识”，对思想理论创新问题取得进一步的科学认识。6月20日，他在西北五省区考察时进一步号召全党：“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2]（P，46～47）
为了推动全党的理论创新，江泽民把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作为自己第一位的历史责任。过去已读过多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这次他又重新钻研，特别是重点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并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为了准确理解《共产党宣言》中一些重要精神的原意，江泽民还把中文版与德文版对照阅读。他亲自将《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批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亲自组织重大理论问题调研，要求全党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含糊，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含糊。
历史表明，一种政治力量的衰落，往往首先从思想理论上的衰落开始。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是一个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理论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格，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的发展都谈不上。150多年的国际共运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们党80多年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奋斗史，都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既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中，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2001年8月，江泽民在山西考察时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是共产党人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只有坚持这样做，理论才能真正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6]2000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到出现了股份公司经营和托拉斯的情况，提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看支配和垄断着整个工业经济部门的托拉斯，那里也没有了无计划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但是，列宁突破了这个论断，提出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的规律，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胜利，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苏联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发生了剧变的悲剧，最后解体了、垮台了，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总结。总结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有新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静止不变，就会变成没有生命力的教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发展，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新政策的产生，就不可能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2]（P，19～20）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同各种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原则，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崭新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找到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深入思考我们党执政和领导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新考验，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甚至具体纲领，不用一些已经过时的东西束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观察世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总揽历史，透视现实，放眼未来，深刻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把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具有的先进性更加完整地概括出来，从根本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学说；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深刻揭示了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继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根本要求。这样，就使我们党从根本上获得了新的思想武器，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决定了它与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与具体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它不竭的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决定了它能够与时俱进、长存常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逻辑必然。江泽民强调指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要说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功经验，这是很基本的一条。在新的世纪里，我们要继续前进，不断有新的作为，仍然要坚持这一条。”[7]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酝酿过程。江泽民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2]（P，3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刻思考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严峻挑战的理论结晶，是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新飞跃。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定位、执政资格、执政功能和为谁执政等问题，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强化党的执政功能，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凝聚人心，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完成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伟大的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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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01年第10期，第3页。
[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页。
[3]2000年2月26日《人民日报》，第1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7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6]2001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第1版。
[7]2001年9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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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宏，1946年生，教授，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100091；郭凤海，1966年生，研究员，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100091。]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