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方法论意义

梁柱

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 其重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 “这篇东西太重要了, 对当前和以后, 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他是最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客观事物、指导工作的,《论十大关系》也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范本。如果说, 《论十大关系》标志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比较系统的重要思想, 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那么, 其中充满活跃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在一定意义上说, 更具有普遍的、长远的价值, 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调查研究求真知

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 这是毛泽东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

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出发,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认为,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 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 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 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 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 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 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哲学高度来认识。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 毛泽东从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出发, 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并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 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现在, 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了党的面前,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第二次结合”的史使命, 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 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 我国开始了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 毛泽东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 开始向经济建设, 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这是全党也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新的任务, 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复杂的问题,它既不能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是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所能奏效的; 它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一样, 毛泽东在进行新的历史性探索时, 也是从深入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的。

对被称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曾回忆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 每天谈一个部, 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 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 不可能形成。”这种富有特色的调查研究, 对我们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首先, 通过调查研究, 从实践中求真知, 寻找答案。1956 年是我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动的一年, 毛泽东认为,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个新的经济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他在1 月2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满怀信心地提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 要在几十年内, 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任务, 也为了能够给即将召开的八大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纲领, 毛泽东按照他一贯的工作方法, 进行了建国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调查研究。

这次调查研究, 从1956 年2 月24 日开始, 按照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林水利、财贸金融的顺序, 听取中央主管经济的34 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到4 月24 日结束。其中4 月18 日到24 日, 毛泽东用6 天时间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前后历时两个月, 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 天。与此同时, 毛泽东还接受李富春的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200 到300 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 分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一书面汇报。他并提出在今后几个月拟再分别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经济工作的汇报。上述表明, 这是一次系统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这次调查期间, 发生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的重大事件。对此, 毛泽东曾说, 现在看来, 至少可以指出两点: 一是他揭了盖子, 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 就是讲, 他的秘密报告表明, 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 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 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 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 都有严重错误。就前者而言, 毛泽东说: “这种批评是好的, 它打破了神化主义, 揭开了盖子,这是一场解放战争, 大家都敢讲话了, 使人能想问题了”。他强调, 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 社会主义就不能成功。这个认识,对于这次调查研究工作是有积极影响的。这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指出的: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 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 少走了一些弯路, 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其次, 善于在调查研究中掌握全面情况, 进行深入的研究, 力求避免调查工作中的片面性。这是毛泽东对调查工作的基本要求。在这次调查活动中, 毛泽东十分注意了解和掌握经济工作的全面情况。如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拟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关于经济工作汇报的意见, 专门发出通知, 列出10 项汇报内容: ( 一) 目前各省、市、区的主要经济状况; ( 二) 本省、市、区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完成的情况和经验教训; ( 三) 对全国和本省、市、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意见,本省、市、区的主要资源情况和主要发展方向;( 四) 当前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竞赛高涨的情况, 工业、农业、交通、商业、财政各方面的潜力表现在哪里, 如何具体地在生产、基建、运输、流通各方面发掘潜力; ( 五) 如何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对中央和地方在事业、财政、计划的体制划分的意见; ( 六) 地方党委对地方各种企业和中央国营企业如何更好地加强领导, 如何进行统筹安排;( 七) 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的情况和发生的问题; ( 八) 私人工商业、私人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中的问题和意见; ( 九) 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分工的意见, 对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政策的意见; ( 十) 对资金积累、负担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见。这里, 既有基本情况汇报, 又有启发思考, 十分详尽、全面。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时,还专门加了这样一段话: “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 有批评, 有议论, 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 千篇一律, 同时, 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央, 字数以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 内容好, 写得有骨有肉, 生动活泼, 不妨长一点, 否则宜短, 几千字也可以。上述十项如果一次写不完, 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 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这次调查, 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经验的总结。在这里, 毛泽东十分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特别强调要说实话, 要讲缺点和错误。5 月14 日, 他又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 对各地向中央汇报的问题进一步作了具体安排。他在通知中强调: “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 有议论, 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揭露矛盾( 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这对于保证调查工作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有重要意义。

再者, 在调查中研究、思考, 善于集中集体智慧, 逐步形成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毛泽东主持的这次调查活动, 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也都时常参加, 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在听取汇报时, 气氛民主, 互相插话, 共同探讨。毛泽东善于在调查中研究、思考, 集思广益。他在听取汇报和共同研讨中, 集中思考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的若干关系问题, 先是形成并归纳出三个关系, 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随之又增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后来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对这五条作了完整的表述。其中, 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三条, 通过对于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 提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后两条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实际上已涉及对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同时, 报告又增添了与经济建设相联系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以及学习外国等五个关系问题。最后形成这十大关系, 正是这次调查研究的直接成果, 它所体现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 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紧紧把握探索的主题

《论十大关系》作为开辟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 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新中国建立之初,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在经济建设方面, 我们只得照抄苏联”, “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缺乏创造性, 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 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所以在探索中, 毛泽东是紧紧地围绕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寻找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以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为例。苏联的做法是片面注重重工业, 忽视轻工业和农业, 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毛泽东强调, 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即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 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他特别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是一个严重教训, 要以此为戒。他明确提出,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就是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他说: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 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这里, 他辩证地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在他看来, 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 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 “从长远观点来看, 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 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 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 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 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明确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 到60 年代, 他更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 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的提出, 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开辟, 展现了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自己建设道路的一个典范。强调走自己的建设道路, 决不是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他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特别指出, 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 我们还要坚持革命立场, 谦虚谨慎, 还要向人家学习, 一万年都要学习。但学习外国要有正确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 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全盘吸收这两种极端, 都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 强调指出: “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 来整理中国的, 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同样, 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 认为教条主义是最无出息的, 最可丑的。他以学习苏联为例, 分析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俄国, 当成教条, 结果是大失败, 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 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 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不能盲目地学, 不能一切照抄, 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 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 “中国的面貌,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 都不应该是旧的, 都应该改变, 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 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 有机地结合”。这些思想和方法, 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由上可见, 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重要的是要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 是对理论、对典籍的一种完全错误的态度。中共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 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 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影响已日益缩小, 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 对西方思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应当看到, 在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有了很大的市场。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出现,使那些历史的短视者觉得需要另找出路, 转而追求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他们“言必称美国”, 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 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 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 值得特别注意。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 明确提出要反对学习外国中的教条主义做法, 要打倒奴隶思想和“贾桂精神”, 要发扬民族自尊心, 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毛泽东的这些警示, 其现实意义仍然是巨大的。

活跃的辩证思维方法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全部哲学活动都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 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融为一体。为了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 毛泽东十分重视矛盾的分析方法。他说: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 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 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他同列宁一样,把矛盾问题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指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在指导工作中, 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 注重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 从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中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而推动客观事物向前发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论十大关系》体现了毛泽东活跃的辩证思维方法。在这里, 毛泽东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确定我们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 毛泽东又从中国国情和建设的实际出发, 在抓住重点工作的同时又十分重视非重点工作, 即把非重点工作提高到有助于重点工作更好解决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和处置。辩证地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关系, 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指出, 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这种性质, 叫做同一性”。把这种对立面之间相互联结和转化的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正确处理重点和非重点, 用抓好非重点来促进重点的更好解决, 是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的一个发展。《论十大关系》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比如, 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时, 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 把发展农业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他痛感苏联为发展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 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旧俄时代的最高水平, 因而搞的工业化也是不成功的。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并不完全按苏联的做法, 还是比较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 如在投资比例上, 苏联重、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是9!1, 中国是8!1, 中国的粮食和市场供应都比苏联好。即使这样,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仍提出要适当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投资比例, 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认为, 这样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 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 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随后不久, 他又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农业就是工业”的重要思想。他从农业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销售产品的重要市场、农业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等, 多方面地论证了这一思想。他提出: “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 或者想得厉害一点, 还是差一点? 你如果是假想, 或者想得差一点, 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 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 或者想得厉害, 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 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 积累更多些, 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这样,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就不是处于从属的地位, 而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力量,直接关系到工业化速度。

又如,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的工业( 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 , 有百分之七十在沿海, 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种畸形的工业布局, 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 《论十大关系》确定了“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的正确方针。就工业的合理布局和投资来说, 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但是, 毛泽东的认识并不止于此, 这时他又一再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说: 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 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 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 投资少, 见效快。他提出了“真想建设内地, 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这一重要的战略思考, 是基于: 其一, 是对国际形势及其趋向的准确判断。建国初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侵略威胁以及台海严重对峙的局面, 对于处在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城市, 为应对可能的突发事变, 国家采取以恢复和维持为主, 不作大的新建和扩建。这时, 毛泽东充分估计了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可能性, 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 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 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就为充分利用沿海工业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 那就不对了”。其二, 充分利用沿海工业, 有利于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沿海工业城市具有地理位置优越、轻重工业集中、技术力量雄厚、生产成本较低、协作面广等优势, 担负着向内地输送技术、人才和物资的任务, 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从1953 年到1956 年, 仅上海支援外地工业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就达21 万人, 并向内地迁移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厂和研究机构, 对内地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特别指出, 上海赚钱可帮助内地建厂, 这和工业布局合理化需要把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 上海可考虑做大的扩建。所以, 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 有利于促进内地发展。其三, 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全局考虑, 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也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毛泽东作出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重大决策, 为上海、天津、辽宁、广州等沿海城市赢得了一次大发展的历史机遇, 同时也促进和支持了内地发展。

再如,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从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观点出发,正确阐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富国”与“强兵”的辩证关系。早在建国初期, 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 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 这是两件大事。”在他看来, 国无防不立, 强兵是必要的。这是近代中国提供的惨痛的历史教训。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必须不断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 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 以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 还要有原子弹、氢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 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他深知, 强大的国防力量要以强大的国力做后盾, 离开了富国, 强兵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 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 我们要加强国防建设, 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正是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 “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 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毛泽东把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 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提了出来。

上举数端, 可以清晰地看到《论十大关系》中所体现的活跃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 学习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哲学思想和工作方法, 对于我们具有更重要、更普遍的启迪意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 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 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 指导历史前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 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个表现。1956 年, 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 又是国际上的多事之秋。在这种情势下,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并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果断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 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论十大关系》正是这一理论成果的重要体现。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理论建设, 使我们在另辟蹊径的艰难事业中, 比较能够经得住风浪, 而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纠正并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 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传( 1949- 1976) 》( 上)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

[3] 《毛泽东选集》第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4] 《毛泽东文集》第7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5]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6.

[7] 《毛泽东文集》第6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来源：《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