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历史贡献
周恩来对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历史贡献
廖心文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的一件大事，也是20世纪影响世界的一件大事。香港能够和平稳定地回到祖国怀抱，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前赴后继、努力奋斗的结果。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周恩来，在担任国家总理的26年中，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实践活动，为香港和平回归祖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暂不收回，维持现状”方针的确立
1949年9月29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向全世界公布：对于旧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在纲领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属于哪一类，但是，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自然应该属于被废除之列。
然而，对香港问题本身，中国共产党人却另有考虑，方针是：暂不收回，维持现状。
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曾告诉来华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的决定。”①[①《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0页。]
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定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分化帝国主义阵营，争取更多的朋友。新中国建立之初，在解放战争中一直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对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实行包围和封锁。英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承认了新中国，但是，却追随美国，想拉美国一起来防卫香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与其让英国拉美国来防卫香港，不如把香港暂时放在英国人手中。周恩来曾这样解释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一直是中国货物进口的转口港，是中国和外国之间经济、文化、市场信息等方面联系的桥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周恩来指出：“那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50年代中期，周恩来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中共中央准备如何解决香港问题的信息传给英国方面。1955年10月8日，香港总督葛量洪到北京访问。当时，葡萄牙正在准备庆祝澳门“开埠”400周年。周恩来在会见葛量洪时对他说：“葡萄牙准备庆祝澳门‘开埠’400周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答复，否则，葡萄牙会对印度说，中国人都能容忍，为何印度人不能容忍？葡萄牙准备大规模的庆祝，为时一月，这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感情，也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因此，中国会有所答复。”葛量洪问：“如果葡萄牙把庆祝由一个月改为一天，而且是静悄悄地庆祝，则如何？”周恩来回签说：“我们考虑到的是，葡萄牙准备做大规模的庆祝，还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可能性。不过，在这个时期，葡萄牙这种做法不仅会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会刺激亚洲人民的感情。在果阿问题之后，中国并没有采取行动，不知葡萄牙为何要对中国人民进行这种挑衅？我们愿意在南方能够安静，而且，我们既然主张和平共处，就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迄今并没有提出澳门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忘记这个问题。”①[①周恩来会见香港总督葛量洪谈话记录，1955年10月8日。]在这里，周恩来没有直接对香港问题发表意见，但澳门问题和香港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这段话实际上也反应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周恩来是在提醒英国人，中国对港澳问题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英国人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
周恩来对和平解决香港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考虑，是在1957年。
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
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不是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业可能这样想。”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的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当时，国内的资本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那么，对其在香港的企业要不要去变动它呢？周恩来态度坚定地回答：“不要去变动它！”他说：“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模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
讲话中，周恩来还检讨了某些部门在执行政策上出现的一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谅解。他说：“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过去我们搞得比较死，但总的说，是对的，否则上不了轨道。现在既上了轨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
在这篇讲话中，周恩来突出了三个思想：一、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二、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三、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这是周恩来对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完整构想，也是后来邓小平明确提出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现在第一条已经实现，香港已经和平稳定地回到祖国怀抱。第二条和第三条的内容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旧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用邓小平的话说，至少50年不变。
二、积极贯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对香港实行“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方针是不是就不管香港的事情了呢？不是！周恩来在会见来自香港的学者和青年朋友们说：“维持现状，不是永远不管，否则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子孙。”①[①周恩来会见中华医学会议港澳师生代表团时的讲话纪录，1956年7月26日]
1958年底，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用专机将港澳工委秘书长祁峰接到武汉，在那里进一步明确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澳工作的方针。为实现这个方针，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一整套正确的政策。
在政治上，周恩来要求：对香港问题要作长期打算。他指出：“香港的干部如果有等待解放的心理，那是有害的，不要等待解放，而要按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的情况来布置工作。”他说：“英国是不会轻易放弃香港的，对于香港，英是必争，我是可用。在这一点上我与英是一致的，大家不想香港落在美手上。”①[①周恩来对港澳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纪要，1958年12月。]
在经济上，周恩来再一次强调：“香港是自由港，应该让香港起自由港的作用。”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香港经济工作的研究。比如，在出口商品中，那些与香港工商业家或新界农民有矛盾？那些与民族主义国家有矛盾？我们出口的商品与香港的织布业、罐头业、文教用品业、玩具业等等究竟有多大矛盾，要调查清楚。我们每一种商品出口多少？人家出口多少？矛盾多大？也要调查清楚。周恩来说：只有调查清楚，才好解决这些矛盾。②[②周恩来对港澳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纪要，1958年12月。]
对于在港机构的工作，周恩来指出一定要适应在香港的特点，“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群众”。比如，在港办报，“要站稳爱国立场，坚持党的方针，但要灵活，否则办不好。”他还要求：“香港中国银行应该成为海外银行的标兵，不能把海外银行办得和国内一样。③[③周恩来对港澳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纪要，1958年12月。]
在另外的几次讲话中，周恩来还强调，港澳工委领导下的企业单位从所有制来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从经营管理方式来说，是以资本主义为指导的，从劳动关系和人事关系来说，则是统战性质的。有些单位虽然是社会主义性质，但形式上是公私合营或私营。他说在港澳如果不适应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我们能弄到这么多外汇吗？港澳是资本主义占很大优势的地方，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不适应这个特点不行。对机构内部的职工教育，周恩来认为基本是爱国主义的要求，爱社会主义祖国，不提“团结教育改造”，而提“团结教育提高”。对干部在思想作风上要严格要求，但在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上也要照顾当地习惯，讲究策略。①[①周恩来会见港澳工委梁威林、祁峰等谈话记录，1965年11月28日。]周恩来提出的这一系列政策，对指导港澳工委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的许多思想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为贯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个方针，周恩来还强调，要帮助香港解决各种困难，不允许影响香港的社会安定。他说：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对他们遇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力帮助解决。香港前任总督麦里浩曾说：“在我作为总督的年月中，我发觉中国人民政府和广东的官员一贯地和日益增加地提供帮助。”②[②香港《文汇报》，1984年12月11日。]他的话毫不夸张。周恩来任总理期间，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解决淡水供应
香港同胞很难忘记，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那段旱情严重的日子。在那几个月中，从大陆深圳到香港，几乎没有下一场雨，土地干裂，淡水缺乏，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连有限的死库容水量也被抽上来使用。到处可以看到，水龙头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干旱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
面对无水之苦，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联名致信广东省省长陈郁，请求协助解决香港用水的困难。广东省人民政府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提供帮助。当时，广东省政府一方面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开始酝酿讨论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工程。情况汇报到北京后，周恩来十分重视。他积极支持广东省人民政府采取的措施。1963年1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前绕道广东，亲自了解和过问向香港供水问题。他在听取汇报后，做出六点指示：
1.向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
2.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
3.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
4.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设投资费用，水费应该实行经济核算，每一吨收一角钱（人民币），可定下来，不要讨价还价。
5.工程由于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委，由国家计委审查批准。
6.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请港英当局派人进来谈。谈判如何进行，由广东省请示外交部决定。
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1964年2月，石马河工程全线开工。1965年即竣工。这项工程不仅解决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按协议年年完成对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局面。
（二）关心香港人民的“菜篮子”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地区绝大多数的日用品和副食品都是由内地供应。因此，搞好对港澳地区的供应工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恩来多次指示：“香港是个自由港，可以多出口。”“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重要任务。”他说：“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是我们供应。你一退出，日本就占领了市场，台湾也会搞人进去，就更不利。这样就把大本营让给敌人了，对长期斗争不利。”
为了做好对香港地区供应副食品的工作，1962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开行了专门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快运货物列车。当时，国内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食品极度馈乏，但是为了保障香港人民的“菜篮子”，周恩来要求各地都要负担一些。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全国各地将最优质的食品一点一点收集起来，运送到香港。最初的一列快车是由湖北江岸直达深圳北的751次列车。在这趟车开行一百列时，铁道、外贸两部联合召开经验总结会。随后，铁道部起草了“关于巩固和推广快运货物列车的经验”。周恩来在这份经验报告上亲笔指示：“由上海、南京去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①[①供应洪澳三趟快车开行35周年图片展览，1997年3月15日。]同年九月，国家经委批准了铁道部的上述文件，使供应港澳快运货物列车运输方式得以正式推广。三趟快车的开通，适应了港澳市场敏感多变和竞争激烈的特点，也起到了安定港澳同胞的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
（三）加强港澳和内地的文化交流
除了物质上的关心外，周恩来还十分重视两地的文化交流，丰富了香港地区的文化生活。他多次派各种文化和文艺团体到港澳演出，如潮剧、京剧、越剧、昆曲等。他还多次会见赴港澳演出团，亲自审查剧目。他指出：“通过演出应该使香港观众看到京剧的新气象，使他们对党的推陈出新的方针有所了解，改变他们对京剧的旧的观念。”②[②周恩来会见赴港演出京剧团的谈话记录，1963年4月8日。]实际上，周恩来更深一层的思想是要通过文化交流促进香港广大同胞对新中国的了解。
对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周恩来都是急时制止，予以纠正。
1956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45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国民党特务分子在香港九龙制造了大规模的骚乱和暴行，对许多学校、商店和居民进行袭击、抢劫、纵火，使香港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周恩来为此两次会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抗议香港当局没有及时制止这一暴行，要求他们保证在港中国居民的安全。
1967年5月6日，九龙新浦岗“香港人造塑料花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警方进行镇压打伤许多工人。香港地下党领导的工会受国内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组织工人、市民罢工罢市，形成“反英抗暴”运动。国内遥相呼应，火烧英代办处。这些行动完全违反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后，周恩来纠正了这一错误。
以上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使香港与内地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为今天我们顺利解决香港问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当时的决策是正确和有远见的。
三、外交新格局下，对香港问题的思考
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与中英两国关系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英国承认新中国较早，但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一直不愿接受中国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因此，中英建交经历了长期复杂的过程，香港问题也由此长期不能提到两国的议事日程上来。
1960年，英国通过蒙哥马利元帅访华向中国试探两国互换大使问题。周恩来在回顾中英关系的历史情况时批评了英国。周恩来指出：“我同艾登商定的第一步是互派代办，因为当时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能代表中国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投票反对我们，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说只有他能代表中国。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只能同英国建立半外交关系。当时艾登曾要求我们给他时间，让他推动美国承认中国，他说这需要几年时间，我说我们可以等待，只要你们在联合国反对蒋介石，投我们的票，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我们就同英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我还说，不一定要等到美国承认了新中国，这两个问题可以分开。英国可以采取印度在联合国的态度，即不承认蒋介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甚至联合国不通过也没关系。只要英国采取同缅甸和印度相同的立场，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等了六年，情况更不好了。”①[①周恩来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0年5月26日。]以后，英国慑于美国的压力，始终没有能够迈出这一步。
1971年11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将香港、澳门列在殖民地名单中。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奉命致函该委员会，重申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指出香港、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事，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因为，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列举的殖民地，是要使其“获得独立”的问题，而香港、澳门，则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经过斗争，非殖民化委员会不得不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上删除。这为以后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同英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2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推动了中英关系的发展。这年3月，中英正式建交。随后，英国政界人士相继来华访问。香港问题成为他们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谈话的重要内容。
1972年10月13日，周恩来会见英国保守党上议院议员汤姆森报业联合公司董事长汤姆森和《泰晤士报》主编丹尼斯汉密尔顿。对方问：“关于香港问题，总理无疑会知道，我们英国对于香港新界的租借期限快要到期了，到期以后，中国的政策将如何？”周恩来明确地回签两条：第一、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条约到期的时候，总是要谈判的。一定要谈判！现在我们和英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上了轨道了，那么我们将来总要谈判，这是肯定的。第二、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割去的领土总是要收回的嘛。在近代，并不是中国开这一个先例。但是中国有个政策，就是不要积极忙忙搞这些事，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总是要在适当的时候，谈判这个问题。周恩来特别强调：“香港问题是要经过谈判、但不是现在，现在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到1997年，刚好是租借99年。世界上在变化，到时候考虑这个问题。”①[①周恩来会见英国保守党上议院议员汤姆森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10月13日。]
半个多月后，11月1日，周恩来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联帮和外交事务大臣霍姆时，对解决香港问题作出更明确的回答：“香港问题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香港问题，要认真谈判，不会采取突然行动。现在也不会谈判。只要亚洲不打大战，香港现状就可以维持。这对我对英都有好处。”②[②周恩来会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霍姆谈话记录，1972年11月1日。]
从周恩来上述这些谈话我们可以看出，在新的外交格局下，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如何解决香港问题。确定收回香港的时间是1997年；方法是和平解决、谈判协商解决。
这时距1997年还有20多年，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是7、80岁的老人，他们当着英国前首相希思的面，将这份历史的责任交代给邓小平等人。毛泽东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的事情了。”①[①毛泽东、周恩来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实际是告诉英国人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决心和政策是不会变的。
后来的历史是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所期待的那样发展的。
1979年1月，周恩来逝世3周年时，港督麦里浩访华。他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根据‘拓展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99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1997年以后，继续租让。”
邓小平明确而坚定的回答：“中国届时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权。”
1982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6年后，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进一步阐明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②[②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谈话记录，1982年9月24日。]二年后，邓小平又适时提出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具体内容是：“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同其他国家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此外，“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变的。”③[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10月版，第58页。]邓小平这一构想同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香港问题的思考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可以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后来，中英两国在谈判香港问题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江泽民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实现平稳过渡寄托在英方的合作上，而应立足于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港人的共同参与来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根据这一精神，中国方面加紧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工作。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如期回到祖国怀抱。三代领导集体共同完成了这一伟业。
（来源：《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二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