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心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试论毛泽东、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探索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试论毛泽东、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探索

廖心文

要把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实现，是应该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应该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早已形成共识，并且在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建立并还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作出这样的选择，在思想上达到这样的统一，并非易事，其间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辛探索，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探索中，毛泽东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邓小平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他们会作出不同选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选择？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些分析。

一

研究或评价一个人物包括领袖人物在内的思想认识和行为选择，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否则就不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对当年毛泽东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建设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同样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之所以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是在理论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论，即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曾经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艰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的，这是定了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二是在实践中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有人说，当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不仅是指当时的中国还缺乏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巩固的工业化基础，只能走边建设边发展边巩固的道路，而且还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循，哪怕是失败的经验。唯一可以借鉴的，便是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也多次谈到这一点。他曾经说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他还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毛泽东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实际情况。

那么，当时情况是怎样的呢？

新中国成立时，国际上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的是包围和封锁政策，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57页。】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出于这样的分析和认识，新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了“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

在经济体制上，苏联提供的经验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选择，一方面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苏联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客观需要。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了经济危机，各种矛盾迅速激化，战争一触即发，备战和抵御外敌入侵成为苏联的首要任务。因此，苏联必须在经济上高度集中财力、物力、人力由中央使用。采取这种办法，苏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保证了后来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苏联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个时期内充分展示了其优越性，而其弊端则暂时被掩盖下来。苏联在短短二三十年内，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能与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强国，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有着强烈的示范作用。二战后所诞生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照搬了它的经验，其中也包括新中国。

新中国经济建设起步时，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行全国财政和经济的高度统一，最大限度地组织和调动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而由国营经济和国家行政力量支持的财政经济的高度统一，使中国的经济建设之路自然而然逐步走向计划经济的轨道。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在当时物资短缺而需求紧迫的严峻形势下，这只能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时不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取得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成就。事实证明，新中国学习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且在一个时期内明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并不排斥西方经验，他曾多次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57页。】另外，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的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长期积累下来的许多矛盾暴露出来，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照搬苏联经验产生的弊端也日益明显。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冲破苏联经验的束缚，并对苏联的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这个时期的著名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就是对学习苏联经验的再思考。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具体到经济体制问题上，毛泽东当时的认识没有也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应该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相联系这一基本理论，也就没有能够超越苏联经验的核心内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是毛泽东认识上难以避免的局限，正如他自己所说：“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8页。】从此出发，我们应该站在总结经验的立场上来看待毛泽东的选择，看待毛泽东在探索中的成功与失败，而不是用现在的认识去苛求前人。

二

邓小平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后来，越来越僵化，以致被推向极端，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2页。】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邓小平指出：“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即“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96页。】。而改革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当时，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然而，要冲破计划经济的藩篱谈何容易，它不仅涉及到在理论上如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这个重大问题，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前无古人，没有先例可循的。在这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迎接了这一挑战。首先，他领导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其次，他在思想观念上有了重大突破，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当然，对邓小平来说，一个成熟的思想和决策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对计划与市场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关于在经济体制上究竟是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经历了14年的时间。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上写着：“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446页。】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对改革经济体制的最初思考。一年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这篇讲话，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1980年1月，邓小平更明确地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并把它看作是正在寻求的“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7、246页。】邓小平的这个思想被写进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是：“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随着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对改革计划体制有了更明确的思路，提出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要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定为进一步扫清计划经济传统模式造成的思想障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邓小平称赞这个文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06页。】。然而，这个决定解决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统一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统一的问题。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从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1987年，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期间，邓小平对这一思想有了更为明确的论述，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十三大的政治报告特别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有人评论说，这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这次会议以后，“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不再出现在党的文件上。1989年中国国内出现政治风波。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国内外新形势下，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受到严峻挑战，对“市场经济”的责难越来越多。邓小平沉着应对，他从1989年至1992年间，多次谈到“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感觉到邓小平的思想越来越成熟。他指出：决不能再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用江泽民的话说，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把这个问题讲得更简明、更深刻了”【《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是以上述思想为指导，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江泽民曾告诉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就是他关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思想。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自己始终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呢？他向江泽民作过这样的解释：怕在这个关头上引起争论，引起争论不合算，实际上我们是这样做。【参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0页。】

当然，邓小平在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从不排斥计划手段，不排斥国家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他谈到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时总是强调：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两手都要抓。事实已经证明，缺乏健全有效的宏观指导和调控体系的市场经济，不是体系健全、高效稳定的市场经济。但是，这种宏观调控再也不能走高度集中、行政命令的计划体制的老路。

邓小平在论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时，特别强调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联系。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邓小平这样做，是因为他在强调改革开放的同时，已经意识到，学习资本主义的经验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邓小平认为这是“有办法解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67页。】的，办法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每当外宾在谈话中间到中国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时候，邓小平都会坚定地回答：“我们的改革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76页。】那么，怎样既坚持改革开放，又能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实行“四个坚持”呢？邓小平明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90页。】邓小平的这段话，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也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对我们今天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有重要启示。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很不容易。正如江泽民所说：“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来之不易的。”【《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88页。】

三

除了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这个客观原因之外，毛泽东、邓小平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作出不同选择的主观原因又是什么呢？可以说，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是他们作出不同选择的根本原因。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但始终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即使在1956年，他试图突破苏联模式，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时，这个认识都没有动摇。而邓小平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的变化，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理论束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作为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标志之一的传统观念，勇敢地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要是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毛泽东更注重于以政治的办法，如通过变革生产关系、阶级斗争、行政干预（计划经济）等方式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邓小平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强调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比如1978年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期间曾说：“还是毛主席说的，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要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没有一点创造性不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1页。】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通过掌握科学技术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要以科学技术为我们的起点，要在技术上、管理上、经济运行机制上进行改革。

那么，为什么邓小平在上述问题的认识上会有这样的飞跃呢？

首先，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几十年艰辛探索得出的有益经验，为邓小平实现认识的飞跃奠定了一定基础。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过程中，除了毛泽东的有益探索之外，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也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如刘少奇关于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计划也要灵活的思想，周恩来的综合平衡思想，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都对邓小平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的有益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尽管那时的探索对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并没有触动，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方向是正确的。正如薄一波所说：当年中央“期望以此为契机，逐步改变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是有远见卓识之举。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为指导这一改革付出了很大努力，‘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它，使经济又回到老路上去，实在是一大憾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6页。】。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过程中，毛泽东等人的探索在前，他们的认识，无论是正确方面还是错误方面，都为邓小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使后来者变得更有智慧。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付了学费，也吃了一些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积累本领，而且已经开始取得效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7页。】

其次，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化背景有所不同，或者如胡乔木所说，他们的经历和知识结构不同。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研究得比较多，而对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办法相对缺乏感性认识，这就影响了他对如何把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考。而邓小平在青年时期就到欧洲留学并且在工厂做过工，对什么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有深刻的感性认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到日本、美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进行实地考察，眼界大开，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包括科学技术、管理方法、运行机制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纵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探索，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轨迹，我们深感今天来之不易。正如邓小平讲过的：“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改革不仅是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要搞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碍。所以我们要慎重，做这件事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57页。】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但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需要全党继续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探索精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