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八大”前后的人口思想和实践
熊华源
周恩来是我国计划生育事业的奠基人和杰出领导人之一。建国后，他比较早的就高度重视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这个大问题，满腔热情和尽心竭力地宣传节制生育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研究、宣传周恩来在人口问题上的思想和实践，将有利于切实总结40年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推动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本文将对周恩来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起始阶段中，即八大前后的人口思想和实践作一历史回顾。
一
建国后，由于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医疗保健条件逐渐改善、国家实际上实行的是鼓励人口发展的政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人口平均每年以1400万的速度递增，短短的五年净增了近7200万，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育高峰期。
我国人口这样迅猛地增长究竟是不是好事？要不要制定人口政策来控制人口迅速增长？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需要他们给予明确的回答。
周恩来认为，衡量一种社会现象“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因此，科学地认识我国国情，是正确估价与回答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利弊得失的先决条件，也是制定符合实际的人口政策的根本保证。有鉴于此，对辩证法有高度素养、勤于思考又善于思考的周恩来，根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新问题，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对我国国情进行了一番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在考察和分析中，周恩来警觉地意识到：如果说，在建国的最初几年，改变旧中国因连年天灾人祸而造成的人口高死亡、低增长的悲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恢复的性质，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那么，在渡过恢复时期以后，听任人口的高速增长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我国人口增长确实是过多过快了。他指出：青年人刚“结婚几年就是五六个孩子”，在城镇、乡村“可以看见到处都是孩子”。①[①1956年8月1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农业合作化代表团、农业计划与技术代表团时的谈话。]我国“一年增长的人相当于一个不很小的国家的人口”。②[②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见《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48页。]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了人口与经济发展较为明显的矛盾，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多消费就多，消费多加上人均耕地递减，必然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周恩来指出：“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①[①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231页。]很显然，每年粮食的增长大多被新增的人口消耗掉了。为什么粮食增长量不大呢？他解释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国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可耕地不多，只有16亿亩左右，由于人口高速增长，人均耕地已由建国初的3亩减少到2.8亩。现在内地可供开发的“可耕地已经不太多了”，“可开发的土地远在边疆”，而全国人口仍在大量增加中。②[②1956年11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单同我国南面的几个国家比较，除东巴基斯坦外，其他国家“都比我们的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至于欧洲国家的人均耕地那就更多了！”③[③1957年3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考虑到我国人均可耕地面积很少这一重要国情，周恩来认为：我国可耕地承受人口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人均耕地不多并还在继续下降的状况，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了！针对一些人对增加粮食产量看得太容易这种不切实际的情绪，他郑重地指出：虽然“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但是“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④[④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231页。]而且“总有一定的限度”，到这个限度后，“再提高就困难”，“像运动员到最高纪录再难提高一样”⑤[⑤1956年11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这“就使得我们要经常想一想：六万万人口，十六万万亩左右的土地，……可开发的土地远在边疆”，“边远地区的开荒，需要长时间的用移民工作来进行，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⑥[⑥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总之，“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⑦[⑦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231页。]
第二，人口多给国家安排劳动就业带来相当的困难。
建国初期，周恩来曾为解决当时面对的严重失业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指出：“我国旧社会遗留的失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妥善处理新增加的青年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任务。”“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比现在还要多。”“对于我国人口的这一发展趋势，必须有充分认识，才不致于缺乏预见。”①[①1957年9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他说：可见，人口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②[②1957年9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从而“给国家建设带来了难以解决的困难”③。[③1956年11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
第三，人口多影响到人口素质的提高。
国民的素质如何，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周恩来想得很远。他说：生育过多，这既对“母亲身体有影响”，“儿童营养也受影响”，而且孩子也“难以教育好”。④[④1956年8月1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农业合作化代表团、农业计划与技术代表团时的谈话。]“从长远看，这对加强人民的体质，提高人民的智慧，都是不利的”，直接影响到关系中华民族未来的人口素质的提高。中华民族“应该一代比一代更好”。⑤[⑤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见《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49页。]
综上所述，周恩来这种既从宏观方面又从微观方面进行不同视角的考察和分析；既注意到认识的全面性，又突出认识的重点；既看到人口多的利与得，同时更敢于正视人口过多的弊与失；既把着眼点放在认识中国国情上，同时又注意放眼世界，有机地联系世界各国的有关情况进行对比考察和分析，加深了他对我国国情的全面了解、对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的准确把握。据此，他把我国在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国情十分精炼而准确地概括为：“中国很落后，不仅农业落后，工业更落后。”“中国人口多，土地少，底子穷。”①[①1957年9月28日，周恩来会见匈牙利政府总理卡达尔时的谈话。]这一科学认识，为他提出正确的中国人口政策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
在对我国国情进行科学考察和对我国人口问题的本质有着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周恩来认为，既然我国人口增长过多过快了，那么，我们就应该面对人口压力的严峻现实，“在人口问题上注意起来”②[②1957年6月6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的谈话，见《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8页。]，避免人口增长继续像快速滚动、越滚越大的雪球那样，在若干年后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愈来愈严重的压力。对此，周恩来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具有决策意义的见解，并且立刻抓紧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第一，鲜明地提出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并从理论上说明和论证它的可行性。
周恩来指出：“从人类发展方面看，经济、文化、生产可以计划，为什么人类发展不可以计划？人类可以主宰一切物质生活，如对自己生育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政府。”③[③1956年8月1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农业合作化代表团、农业计划与技术代表团时的谈话。]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节育的办法”④[④1956年8月1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农业合作化代表团、农业计划与技术代表团时的谈话。]，“我们应该做到有计划生育”⑤[⑤1956年6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他解释说：“提倡节育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这既“不是说可以放任生育”也不意味着要减少中国的现有人口，“人口还是会增加，只是一个家庭不要太多的孩子”。①[①1956年8月1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农业合作化代表团、农业计划与技术代表团时的谈话。]他说：“一方面人口不断地增长，另一方面要照顾到人民的健康和生活的改善，同时还需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工业，发展教育，培养后代。”“有计划地生育，人口有计划地发展，不但可以使人民体质更加健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是有作用的。”②[②1957年6月6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的谈话，见《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8、355页。]
显而易见，周恩来提出并给予理论说明的“应该做到有计划生育”的思想，是从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这个全局性的战略高度出发的，表现了一位气宇轩昂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第二，阐释计划生育工作的必要性，并将它作为基本国策提出来。
为了引起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对我国人口问题的重视，发动大家同心协力抓节育，周恩来以对国家和对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在党和政府的议政、决策会议上大力强调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提出党和政府的工作都要注意计划生育问题。
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说：“生育要有计划”。“我出去访问了几个工人家庭，现在养两个孩子以上生活就困难，有孩子与没有孩子的家庭（的生活水平）相差很大。”③[③1956年4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我有个弟弟在重工业部工作，有六个孩子，我一方面帮助他，一方面劝其节育。”④[④1956年6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避孕今后要大力提倡”，⑤[⑤1956年6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卫生部要“研究些科学的好的避孕方法”。⑥[⑥1956年4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正式向全党提了出来。他指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他正式提出的这项国策，成为八大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反映了我国人口政策已由实际上鼓励生育正式转变到节制生育上，为逐步在我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年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我觉得值得在全会上提出来，提起我们注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要做到“人口的增长能够有计划”，我们要“提倡节育”、“提倡晚婚”。
应该指出：周恩来是从1955年2月开始提出应在我国提倡节育问题，并从1956年4月起开始抓这项工作的。在这之前党内领导层中已经有人提出过节育问题。1954年5月27日，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致信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①[①周恩来这时正在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反映我国大城市的妇女同志在取得自身的解放后，存在着节育的愿望和要求。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她的意见，在收信后的第二天就作出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②[②转引自《中国人口控制：实践与对策》，第314、315页。]两年后，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节育，“这一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③[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1页。]。1954年11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节育问题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要适当提倡，不要反对。”④[④《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71页。]
周恩来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提出来后，又最先地把“提倡晚婚”和“提倡节育”并提，作为在新的生育高峰期还未到来前应尽早采取的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两项根本措施。1963年7月8日，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〇一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计划生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提倡晚婚，一方面提倡节育。”在他看来，结婚和生育是紧密相关的，早婚必然早育，晚婚不仅对于青年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两大法宝之一。
很显然，周恩来提出的“提倡晚婚”、“提倡节育”，是他对控制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国策的巨大贡献，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这两句话，直到今天仍然光彩熠熠，家喻户晓。
第三，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大力宣传节育。
周恩来清楚地看到：有计划地生育在我国不仅有其客观的必要性，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有许多人是赞成节育的。他们中“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人士，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①[①1956年8月1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农业合作化代表团、农业计划与技术代表团时的谈话。]更可喜的是，在农村“也逐渐地有了要求”。②[②1957年6月6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的谈话。]他还说：“过去我们的医生、卫生工作人员不赞成，好不容易说服他们，最近他们也赞成，因为方法合适，不会影响健康。”③[③1956年8月1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农业合作化代表团、农业计划与技术代表团时的谈话。]但是，他也看到在目前毕竟有更大数量的人或多或少地受着“多子多福”的旧生育观的影响；而有计划地生育，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成为普遍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才能成为社会现实。
周恩来认为，这就需要“大力宣传节育”。④[④1957年6月6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的谈话。]他相信，只要加以持久的正确的领导，为了自身的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将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接受计划生育的新观念，自觉地节育和晚婚。因此，他一面呼吁党团组织、政府部门“要用一定的力量”①[①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1页。]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利用可能的机会在同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中，满腔热情地宣传计划生育的意义，陈言多子多女之弊、述说少生晚育之利，大力提倡节育和晚婚。例如，1957年3月24日，他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向广大听众深情地说道：“我们应该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在生育方面没有计划是不行的。”“今天在座的都是城市青年，大多数是学校的青年”，你们“不仅要看到眼前，还要看到长远，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利用大好时光增加知识，学点本事，努力劳动”。“为了我们人民生活的幸福，为了长远的利益，也为了后一代，我向你们建议：最好是晚婚，并且节制生育。”②[②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见《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47页。]
第四，向外国学习，借鉴其长处，为我所用，并着手筹建计划生育领导机构。
为了有利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顺利而较快地开展，周恩来认为：还应眼睛向外，积极学习和借鉴外国开展节育工作的成功经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并且还应在政府机构中成立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机构，尽快开展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工作。
1956年8月17日，他会见印度客人，当了解到印度有不少人正在研究避孕方法时说：日本也有人在研究。中国“有句话叫‘求仙方’”。“我们将来派个代表团，专门去考察如何节育”，“我们要去日本、印度求避孕的‘仙方’。”1957年6月6日，他围绕避孕问题同日本医学代表团的专家进行长时间交谈，详细了解日本所使用的避孕器具和所采取的避孕措施，真诚地寻求日本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避孕‘仙方’”，并指示卫生部组织我国医学专家继续就一些技术性问题同日本医学代表团座谈。8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议，由力主在全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一向以求实著称的我国经济建设的杰出领导人陈云担任即将成立的国务院节育委员会主任。
应该指出：八大前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对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最勤、宣传最多的，也是周恩来。
三
五十年代中期，虽然党和政府开始注意到人口增长同经济建设不相适应问题，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有人还对民主人士马寅初、邵力子呼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一事给以非议，轻率地判定他们所提见解是马尔萨斯人口论那一套，认为即使说法有所不同，但其思想体系仍旧落到了马尔萨斯的窠臼里。
周恩来感到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要不要和如何正确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成果的问题。他认为，正确的态度是：应该批判地吸取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和那怕是只有一定价值的东西，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赋予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而马尔萨斯人口论就属于有一定价值的东西这一类。马克思主义难道不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诞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吗？！
从这种认识出发，针对有关非议，周恩来明确表示他支持马寅初、邵力子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多次强调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置那种全盘否定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舆论而不顾，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和评价。他说：“人口多在中国确实是个问题。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这个问题不能驳掉，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规律上有它一定的客观性，而到他主观主义作出结论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则成为反动的理论。到法西斯时代，人口多就成为对外扩张的根据。”①[①1956年11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
周恩来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总体批判与部分肯定，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足见当时他对我国人口问题认识的深刻和对资产阶级人口理论了解的深入。这在党内也是很少见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当年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绝非全盘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既严厉地批判它“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②[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5页。]的一方面，同时又公正地指出批判家可以证明“马尔萨斯的原理是不正确的，但他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③[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页。]本来，我们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完全应该而且也可能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扬弃，去其糟粕，取其合理成分，以推动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的深入开展的。但是，后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未能做到这一点。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也波及到人口研究领域。当年，康生硬把马寅初的人口论观点同马尔萨斯人口论等同看待，大张挞伐，并企图以此为罪名，把他划成“右派”。周恩来就此对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①[①转引自《绍兴师专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另见《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1期。]由于周恩来的直接干预，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了马寅初，马寅初才未被划为“右派”，避免了他在反右斗争和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更大、更多的身心摧残。1958年3月25日，周恩来也不得不在成都会议上检查了自己在人口问题上的“错误”。
反右斗争以后，我国人口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禁区，计划生育工作一度无形停顿。“大跃进”兴起后，不讲科学、不顾经济效益的大兵团作战式的大炼钢铁和大搞农田深耕密植的运动，造成了“劳动力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口不是过多而是不足”的假象。在“人多是好事”和“人多，生产多，积累也多，越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下，我国人口又处于无计划的盲目增长中，加上“文化大革命”对于六十年代刚刚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的严重干扰，以致造成影响至今的当代中国极为严重的人口问题。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
（来源：《业绩·方略·情怀——周恩来研究文集》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