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熊华源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开拓者，他以决策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参与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亲自实践或者直接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动；他重视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1949年11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把外交学中国化”的口号[1]。他在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与此有关的外交斗争及其这以后的停战谈判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2年4月，他深入地总结了两年多来外交工作的经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世界局势给予了科学分析，认为当今世界应划分为两大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三类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并明确指出：世界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其中，“同我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同时人民的觉醒也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殖民地的一套办法，而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2]他特地提醒搞外交工作的同志：“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2]（p.90）
基于上述认识，朝鲜停战后，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国际局势相对和缓的时机，经中共中央决
------------------------------------------------------------------------
[收稿日期]2005-04-05
[作者简介]熊华源，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00017。
------------------------------------------------------------------------
策，大力推进并发展和平外交政策，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1953年12月，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考虑以此原则处理中印两个接壤大国的双边关系。在1954年4～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与会各国的力量对比，主张制定适中的方案，采取积极争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成功地利用英法与美国之间以及美国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采取集中打击并孤立美国及法国好战势力的外交策略，克服重重困难，以适当让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使一度已经很渺茫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变成了现实，会议终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而胜利闭幕，从法律上排除了美国势力进入印支、扩大战争的可能，为这一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了基本条件。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和平共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通过这次会议的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作为指导整个国际关系和解决各种国际争端的普遍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同样是基于上述认识，周恩来再一次敏锐地抓住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已经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没有西方国家、没有当时主要世界大国参加会议的时机①，在万隆会议上，继续大力推进并发展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笔者想就万隆会议的情况，谈谈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以及万隆会议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万隆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1954年12月，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上正式确定召开万隆会议，并决定邀请中国参加。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发出邀请书。周恩来认识到出席这次会议是打开中国外交局面的好机会。2月10日，他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了邀请，并指出：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中国对于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荣幸”。[3]
万隆会议召开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第一，亚非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国家已经取得民族独立，许多国家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着英勇斗争。但是“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亚非人民还在过着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不少亚非人民还在受着种族歧视，他们的人权遭受着摧残”。[2]（p.147）亚非人民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深入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第二，亚非地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近代以来，因“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2]（p.146）为了“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并使“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合作，成为“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2]（pp.147、148）第三，整个国际形势虽然趋于和缓，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还在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美国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以外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这样，使亚非人民“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并急切地盼望召开一个增强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会议。[2]（p.148）五国政府的倡议，真实地反映了亚非人民的这个强烈愿望，因而得到了亚非国家的普遍响应。
------------------------------------------------------------------------
①会议的参加国除日本外，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会议。
------------------------------------------------------------------------
但是，万隆会议要达到预期目的并非易事。建国初期，同我国建交的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发起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同中国有外交关系，锡兰同我国只有贸易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同我国也有外交关系。其余22个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有“外交”关系，而且有的国家在政治上受着美国的影响或控制，同社会主义国家有对立情绪。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精心策划、力图破坏会议。茂物会议结束不久，1955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召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负责太平洋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以及曾经在日内瓦会议上同周恩来交过锋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等开会，商讨美国对万隆会议的立场。他们担心：第一，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在亚洲搞成，其要害是要排除美国的地区集团，那么共产主义最后吞没这些国家就会比较容易；第二，如果与会国家在以后对举行没有西方参加的会议产生了兴趣，那么印度和中国因其人口众多很可能统治局面，这样将在联合国内形成一个强大的反西方的集团；第三，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的那种外交技巧，“万隆会议将为他在反殖民主义的幌子下向那些幼稚的听众大大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一个极好的讲坛”。1月18日，杜勒斯再次召集会议讨论美国对亚非会议的立场。会议决定：美国要准备两手，最好会议开不成，如果会议真的召开，美国必须使友好国家派遣最能干的代表去万隆，而这些代表又必须得到最充分的情报资料。为此，美国要进行充分准备，要列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的单子，要为所谓的“友好国家”准备资料，甚至也可以准备决议案，让这些国家在会上提出。[4]
美国阻止万隆会议召开的阴谋破产后，转而企图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一些隔阂，扭转这次会议的方向，把它开成反共、反华的会议。1月25日，杜勒斯指示美国驻各国使节向有关国家表示美国政府的下列主张：第一，希望各友好国家能参加会议；第二，派出最得力的人赴会；第三，共产党人将力求通过会议达到他们的目的，对此应有所准备；第四，只要非共产党国家代表团有效合作，即可以挫败共产党人，而取得建设性的结果。[4]（pp.16～23）
二、“求同存异”，大力推进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为了使万隆会议达到预期目的，从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研究、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于4月初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参加万隆会议的方案。方案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指出：我们在万隆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围绕总方针，方案就与会各国共同关心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殖民主义、促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等11个问题，提出了我国政府的主张。同时，方案强调要注意会内会外的配合，视当时具体情况相机应变。
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周恩来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4月18日，会议隆重开幕。会议开始后就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甚至还有人打着反共旗号向中国挑衅，会议气氛极为紧张，局势十分复杂。周恩来镇定自若，坚定沉着。他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忠实地贯彻执行这一外交政策的新中国外交风格，并以“争取团结，避免争吵，寻求共同点而不强调分歧点”为基本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和办法，就能排除各种干扰和破坏，就能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措施和办法主要是：
第一，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结束争论，达成共识，加强亚非国家间的团结。
4月19日，有人在大会发言中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发言散发，并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起草了补充发言。周恩来走上讲台首先就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一铿锵有力的声音、表明立场的坚定态度，使会场气氛顿时好转。接着，他提出并深刻地阐释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应该将我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2]（pp.153～154）
为了使亚非国家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消除一些国家对我国的疑虑和恐惧，周恩来还以有力的论据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所谓害怕中国“共产主义威胁”、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等问题是不存在的。他说：“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总共“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所受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中国人民，“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他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国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我们承认，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但是，新中国绝不会利用华侨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相反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2]（pp.155～156）讲话结束时，周恩来真诚地说道，“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但是，“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2]（pp.156～157）周恩来的这一席话，是对新中国关于“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最为妥帖的运用，获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赞扬，使其他亚非国家认识了新中国同它们友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态度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看清了新中国奉行的确实是和平外交政策。就连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这样，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始为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接受。
这之后，各国代表相互间和善了，努力按照求同存异的方针去讨论问题、解决问题。22日，在政治委员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有的则以种种理由不赞成采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和五项原则的数目。周恩来认为，讨论和确立亚非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原则是亚非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亚非各国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应该达成一致的协议，至于协议的提法是可以变通的。23日，他在大会发言中以平等协商的口气讲述了自己的意见，说道：为了团结反帝，亚非各国“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共同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接着，他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变通提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3）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的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1]（pp.130～132）同时，他采纳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周恩来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共识，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并且写进《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中，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从而加强了亚非国家间的团结。
第二，阐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澄清被歪曲的事实真相。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但是中国的内政却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干预，它极力歪曲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事实真相。因此，会议期间，许多国家很关心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局势。有的国家对于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甚了解，存在糊涂观念。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耐心地阐明了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明确表示不要求会议讨论。因为，进行讨论，“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2]（p.154）在会外，周恩来同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又就台湾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不同性质而又互相关联的方面：（1）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2）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是国际问题。他又说：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解放台湾的方式有两种，即战争方式或者和平方式。只有在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台湾的和平解放才有可能。中国人民和平解放北京、新疆、西藏就是范例。这时，巴基斯坦总理问道：和平解放台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回答：完全可以。随即，他发表声明表示了中国努力维持世界和平的真诚愿望，强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3]（p.253）。顷刻之间，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并且很快波及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以及世界舆论的理解、欢迎和支持，还导致了以后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为世界局势的缓和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进行广泛接触，增进了解与友谊，谋求亲善与合作，建立友好与睦邻关系。
在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应该珍惜它。[2]（pp.146～153）为了增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与友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关系，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与中国已建交还是没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周恩来都积极地在会内和会外与之接触，探讨相互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消除隔阂。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27个国家的代表进行过接触（因时间关系，未接触的国家只剩1个），并都收到了显著效果。周恩来在同印尼政府领导人的接触中，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平等协商，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旧时代遗留给新中国的这个繁难问题的合理解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为新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榜样，使他们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是诚心诚意地愿意同邻邦世代友好下去的。因此，亚非会议闭幕的第三天，缅甸总理吴努就对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感叹道：我深信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国却受到了美国赤裸裸的公开进行颠覆之害。
同时，周恩来时时刻刻注意到尊重小国，平等相待。会议闭幕的当天，五个发起国宴请周恩来。宴会前半小时，他说，我还有一个活动。于是带着礼宾司司长赶在这个宴会召开之前去参加了一个小国的酒会。这个国家的代表团虽然事先邀请了周恩来，但当知道五个发起国要在这时宴请中国代表团时，都以为周恩来不会出席他们的酒会了。周恩来的到来，使他们感到非常意外，感慨不已。
第四，提出开展经济、文化合作，强调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独立后，还必须实现经济独立。
开展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合作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也是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争取实现的一个基本目标。一个国家的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基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必须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否则，就不可能做到国家的完全独立。
为了引起亚非国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周恩来在书面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只有这样我们亚非国家才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因此，“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2]（p.149）
周恩来还高度重视国际经济关系，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他说：为了消除亚非国家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但是，这一“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2]（p.151）在亚非会议分组会议讨论经济合作问题时，中国代表团根据以上精神，再度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亚非国家在努力建立独立自主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主张，强调亚非国家相互间的经济合作是有光明前途的。
上述切合客观实际的措施，较好地消除了亚非国家间，特别是中国同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疑虑和隔阂，并且使亚非国家达成了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协议。
三、万隆会议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1955年4月24日，万隆会议在亚非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求同存异”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克服了重重阻挠和破坏，取得了重要成就，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胜利闭幕。这是国际和平力量的一个重大胜利。在闭幕大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的会议是有成就的。”“会议的成就是开始了、或者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之间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帮助。这个会议相当地满足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愿望。”[5]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致闭幕词时也说：“在这些日子里，许多友谊已经建立，许多有益的接触已经进行。现在我们自己当中都知道，我们需要容忍和彼此像友好的邻居一样和平相处，而这是人类赖以昌盛的唯一可靠的真实的基础。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的进步前途的灯塔。”[3]（pp.66～67）
万隆会议尽管只有1周，但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新中国的地位上升了，形象更突出了。会议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周恩来熟练地掌握新中国的外交方针、灵活地运用策略、善于做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外交才干分不开的。从周恩来身上体现出来的求同存异、爱憎分明、坚定沉着、临危不惧、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风格，获得了各国代表的高度赞扬。当时，一位参加会议的代表就感慨地向周恩来称赞道：在每一场你要参加的或你允许自己参加的战斗中你都获了胜。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美国记者鲍大可在《周恩来在万隆》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亚非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的确，在这之前，中国虽然是亚洲的一个大国，但刚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新中国在国际上还未受到重视，它的作用还远远未发挥出来，其他国家对它也还不甚了解。万隆会议的召开，再次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走上国际舞台、喊出自己的声音、打出自己的旗帜的绝好机会。周恩来以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又真挚诚恳的形象，使许多国家的代表们相信，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公平合理的，也是大有发展前途的。由此，周恩来的和平外交思想也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万隆会议所反映出来的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强各国人民间的友谊的精神，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精神，是不同文明求同存异的精神，被人们称之为“万隆精神”。与会29个已经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也建立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在这些国家中，既有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有印尼、印度这样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既有缅甸这样的佛教影响很深的国家，也有伊斯兰教影响很深的印尼等国。这些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国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当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矛盾、也有过争吵和斗争，但最后都能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精神，以寻找共同利益为主，以亚非国家的团结为重，顾全大局，达成一致的共识。这确实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因此，当时的舆论就认为，这次会议“将作为一件世界大事载入史册”，“带来了等待已久的亚非两洲复兴的黎明”，“展开了世界史上的新阶段”。
由于亚非国家对新中国有了新的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万隆会议结束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很快访问了中国，还有若干国家的代表人物也准备访问中国；同时，很快就有尼泊尔、埃及、叙利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11个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万隆精神”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影响下，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迅猛异常，特别是非洲，1956～1965年10年里，已有33个国家获得独立，仅1960年就有17个，被称为“非洲年”。一向被称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在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也掀起了反美风暴，爆发了古巴革命。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
总之，万隆会议的意义，在于通过这次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十项原则所反映出来的“万隆精神”，增进了亚非各国的了解，推动了反对殖民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增强了亚非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和平、开展友好的经济合作的自觉意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几十年来一直产生着巨大影响。万隆会议后，亚非国家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政治力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曾经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一些亚非国家，又成为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和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宗旨的声势浩大的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的中坚力量，成为南南合作的忠实参加国。地域遍及亚非拉国家的不结盟运动的形成和77国集团的建立，标志着南南合作的开始。而南南合作，又对于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对于巩固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保持优势的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都具有重大意义。
由此可见万隆会议的意义之重大、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影响之深远。正如印尼总统苏哈托在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强调的：“30年前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尽管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愿望，但是它们求同存异，团结起来了。为了肩负起未来的历史任务，亚非国家有责任加强团结。亚非国家能够肩并肩地为消灭落后和贫困而斗争。”“团结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万隆会议也为各国之间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团结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产生的十项原则是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这十项原则并未过时，它们对于我们正面临的、充满紧张、危险和不平等的世界的发展来说，仍然是适用的和需要的。”我相信，“只要把亚非团结发扬光大，我们将变得强大，我们的声音将引起注意，我们的合理要求将能达到”。[6]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地区的国家，尤其是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后发展本国经济和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意性。
例如，近些年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合作平台建成，合作形式日益机制化。东亚国家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以此，通过东亚国家间关系的整合与协调，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和平环境；通过同东亚国家问的经济融合，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寻求更大的商机；通过金融领域的紧密合作，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通过东亚一体化的实现，使其在同区域外其他经济体发展经贸关系时拥有更强的竞争力，更好地发展自己。近些年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已经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范围的合作，如东盟自由贸易区、南亚区域性经济联盟、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和泰国四国经济合作组织等。小范围的合作，有湄公河流域开发区、东盟东部增长三角区、东盟北部增长三角区、东北亚图们江流域增长三角区等。
再如，近10年来，尽管非洲经济依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保持着改善和好转的发展态势。2002年非洲联盟开始实施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自1970年《拉各斯行动计划》后非洲国家在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又一份重要文件。《拉各斯行动计划》拉开了非洲经济改革的序幕，《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在改革实行30余年后提出的一个全新的行动方案，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它所确立的新目标是：“根除贫困，使非洲国家各自或集体走上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道路”，“最终把非洲从不发达的苦难和被排斥在经济全球化边缘状态下解放出来”。随着非洲联盟的成立和非洲大陆整体意识的增强，非洲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非洲国家开始以全新的目光“向东看”，以积极的姿态顺应亚非合作潮流。有50多个非洲国家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出席200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①。4月14
------------------------------------------------------------------------
①出席会议的有106个国家，其中包括52个亚洲国家。各国代表在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150公里外的位于西爪哇的万隆，纪念和缅怀50年前轰动一时的万隆会议。
------------------------------------------------------------------------
日，南非外交部副部长阿齐兹·帕哈德说，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大陆正谋求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亚洲建立亚非国家战略伙伴关系，以交流发展经验，共创稳定和繁荣的未来。
总之，近些年来，亚非国家特别是东亚和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努力发展本国经济，建立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大力开展地区间、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国家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所有这些，都同万隆会议和充分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所反映出来的“万隆精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
[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90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2页。
[4]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21卷，第11～17页。
[5]《亚非会议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58页。
[6]《人民日报》1985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