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近百年来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
毛泽东与近百年来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
熊华源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总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时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毛泽东在近百年来中国三位伟大人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胜利地实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
一、在一个受西方列强压迫和封建制度统治的、四分五裂的、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道路，扭转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取得了革命的根本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继孙中山领导的以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为标志的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实现后，中国通向现代社会面临两大选择：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孙中山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他无力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未能把中国带向现代社会。
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的历史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党从1921年诞生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径。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还搞不清社会主义革命同民主革命的关系，不知道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到中共二大、三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定后，才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的关系问题。然而，党在这时毕竟处于幼年，还分不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此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从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这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新的探索。
在新的探索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第一个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许多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出并带领全党实践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方针和新政策，其中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
从建党开始，毛泽东就与农民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面对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党内外的各种非议，他用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运的情况，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夜，他指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与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究竟向何处去?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会上，痛定思痛的毛泽东以亲身经历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接着，他在部署秋收起义的会议上又强调：“必须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他是第一个阐明武装斗争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性的中共领导人。
但是，懂得武装斗争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时却同时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模仿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城市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另一条是模仿中国历史传统上的做法，在边远的农村进行武装暴动。
严酷的现实和斗争的实践，使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放弃进军长沙的原定计划，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根据地。接下来，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首先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向城市，夺取全国政权。他明确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实践证明，毛泽东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一条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他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的真谛，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毛泽东提出并在实践中发展的关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在中国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是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一无二的伟大创举。这一独创性理论的提出，说明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方面，已经成功地突破了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在这一时期，围绕着革命道路的理论的形成，一些与之相关的重要理论，尤其是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也开始逐步形成和成熟起来。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经历20余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逐渐发展为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
2．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顽固派起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种宣传更变本加厉。他们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们指责“共产主义不能同时解决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而且“有碍于三个问题的解决”，“不适合中国的需要”，因此，“共产主义应该脱离中国”。中国共产党“为外力所支持”，是“封建”、“反动的势力”，应该“解散”；同时，却极力宣扬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吹捧蒋介石不仅是“革命底领袖、统一底领袖、抗战底领袖，而且是民族底领袖”。蒋介石自己也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卓有成效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对事关国家命运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爆发以来10多年成功与失败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上日益成熟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打出来。
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强调要动员共产党人和全国同胞为揭露假三民主义、实施真三民主义而奋斗。从这年6月到年底，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艾思奇、吴黎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回击国民党的伪三民主义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也就成为历史与现实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迫切要求了。这样，在1939年、1940年之交，毛泽东作为全党智慧的集大成者，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他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的分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论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权、目标和前途等根本问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结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等，从而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明确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关于革命的性质，他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的动力，他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和同盟军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问题。关于革命的对象，他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此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以及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不仅重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且圆满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领导权的问题。关于革命的步骤，他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强调“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其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革命和建设两方面的内容。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初步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个理论，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建设转变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在筹建新中国之际，他领导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等，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总之，包括革命和建设两个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完全符合中国国情，指明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给中国人民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革命转变理论的伟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范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遭受两次大失败、革命几乎濒临绝境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深入地总结10多年来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独立自主地、成功地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逐渐由局部到全国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在20世纪将过一半之际，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赢来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即已开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这是中国亘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成为一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使世界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成为近百年来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主要标志。
二、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一穷二白的东方农业大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紧接着开始了探索之路，建立了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一穷二白的东方农业大国，继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解决前进道路上面对的繁多而又复杂的重大问题，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走过曲折的道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这些宝贵遗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早在1948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就提出，在解放区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可以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各级人民政府。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两院制的政治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因此“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坚定地主张在中国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情况、代表性十分广泛、有利于发扬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政协是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各界人士，实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共同进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它“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质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毛泽东为我国确立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早期，中国共产党曾经主张过实行联邦制。在筹建新中国的时候，是实行联邦制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需要作出抉择的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经过党内的反复酝酿，毛泽东根据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民族理论同中国的国情和民族特点结合起来，提出了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理论。这一制度的建立，既保障了各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又维护了各民族的大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它的深远意义突出地体现在，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确实施，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苏东剧变、世界民族分裂浪潮肆虐的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并没有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胜利，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的高明与远见。
毛泽东为中国确立的和在他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这些根本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对于有效地发扬人民民主，保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稳固基础。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后，我们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些制度。
(2)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可动摇的信念。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建设的需要，毛泽东集中集体智慧，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之后找到了一条路，这就是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采取多种过渡形式，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采用激烈的一蹴而就的方法。
党于1953年正式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这是一个新的建国方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到1956年，我国在社会震动很小的情况下，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随后，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一五”计划主要指标也都超额完成。这样，党向全国人民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这成为我们前进的基础。但是应该看到，这个制度还很不完备和成熟，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还“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生产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深刻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既不能苛求前人，更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试想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度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在很短时间里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在建国初期难道不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吗?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3)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方针。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56年5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在艺术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是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方针。他认为，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用行政的方法，更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去解决。真理是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被发现的，真理越辩越明。
这个方针，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在总结建国初期几次学术批判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尽管这个方针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且出现了严重违反这一方针的情况，但它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应当坚持实行的。
2．探索中取得重要理论成果
1956年初在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已有的3年多的经济建设经验，根据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和弊端也逐步有所了解的现时状况，毛泽东决心走自己的路，明确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在探索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重要成果中，以下三个最具代表性和深远影响力。
(1)《论十大关系》。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在为期一个多月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4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用矛盾论的方法详实地回答了中国建设应遵循的基本方针，重点是讲经济建设问题，同时也包括与经济建设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其中，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国家、集体和个人，中央和地方等经济建设方面的关系，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和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是当时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可能达到的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以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为基础，借鉴苏联的经验和教训，提出许多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正如邓小平所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观察，1956年国内出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闹事，国外发生波匈事件，更引起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同时，毛泽东还看到，斯大林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否认并掩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斯大林说阶级斗争消灭后，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对内就失去了效力，只剩下了对外的职能。但他的行动与他所讲的不一样，在阶级消灭后，仍然大捉大杀。对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作出明确的论断：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正确地加以区别和处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特别是“统筹兼顾”问题，这不但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方针，而且是关于整个社会全面发展的方针。统筹兼顾，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之间，各类人群之间，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之间，都要统筹兼顾。这对于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社会存在诸多矛盾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
总之，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使人们对社会主义规律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所阐明的这些观点，仍然是我们在新世纪新时期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和处理各类社会矛盾时，需要遵循的理论依据和原则。
(3)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论和“两步走”的战略。1959年底至1960年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比较集中地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论的思想。他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961年9月，他进一步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完成时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初萌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针政策的制订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规划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时，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随后，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国内外作了正式宣布：“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宏伟蓝图。“两步走”的战略，曾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确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正是根据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上述规划而提出的。
3．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自始至终地指导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一个计划草案。“一五”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受毛泽东委托，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9月，在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并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即：是走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花50年到100年实现工业化之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先发展重工业，只用一二十年就实现工业化之路?这成为摆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殚精竭虑思考的一个问题。
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状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1954年6月，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国家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中国能够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156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这样就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实践证明，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的情况下，在新中国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数量不多的轻工业还开工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的情况下，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指导下，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确实是战略性的高瞻远瞩之举，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一五”计划的制订和顺利实施，是中国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特点。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长期探索，走过曲折道路，最终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为了实现祖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同样经历了长期探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犯了因为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发动的“大跃进”的错误，还犯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全局性错误。这两次严重错误，都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而惨重的损失。
尽管如此，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到1976年“四五”计划结束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据统计，1952年到1980年的28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农业年均增长3.4%。其间，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还取得1964年10月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等一些重要的科技成就。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70年代前期，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关注下，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和随后复出的邓小平的领导和努力下，中国又形成了自引进苏联156项援助项目后的第二次引进高潮。这次引进的重要成套设备，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生力军。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在重工业方面有了较为完备、自成体系的机械制造工业，在此基础上，汽车制造业、造船业、飞机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等，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
总起来说，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苦斗争与努力奋斗，才使中国逐步地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臣变。这次历史性巨变，是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对外妥协卖国、对内残酷压迫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崭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也由此变得越来越重，成为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小视的、有效地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这一历史性巨变，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再次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历史新时期。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担当起了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重任。这是又一场新的革命。这场新的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解决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以改革为动力成功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把仍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逐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
从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并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直在健康、稳步、持续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