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科学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毛泽东的科学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熊华源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的那一天开始，就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而又艰难的探索中，得出一个坚定不移的认识，这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在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毛泽东关于科学发展的思想，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一，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来论述发展问题，并提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哲学方面的论述，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都进入他的视野里、写到他的著作中。他用中国化的语言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每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关头，他都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真观察、了解客观世界，探寻客观世界的规律，深入分析和提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重大问题。
早在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活动的重要性。他说：“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和知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而获得的”，“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1](P1)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天下是经济第一”、[2]“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3](P168)的重要思想，并且强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3](P168 16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壮大，之所以人民军队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依靠它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根本的原因，是得益于我党在根据地、解放区一以贯之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毛泽东认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人类的生产活动”的主体，因此，他明确宣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出发点。”[1](P3)
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P2-3)这就是他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问题，他发展生产的立足点是放在“中国人民”上面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新时期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无疑是对毛泽东这个思想的继承，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有了新发展、实现了新超越。
在生产力标准理论的指导下，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毛泽东又响亮地提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1](P4)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我们党和国家人民所面临的根本任务。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P6)“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它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1](P10)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P218)“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5]1959年6月，他又强调：“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1](P18)应该说，这是他关于科学发展思想概念的明确提出。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的以上论述讲得十分透彻、精辟。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紧密结合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第二，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论，强调中国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要用50年到100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何认识国情，这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重大课题，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毛泽东高度重视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国情。他明确提出：搞建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1](P910)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作过长期而深入的考察。他反复强调：中国的显著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6](P302)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生活水平低；“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4](P43-44)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既然讲发展，那么我们就应该有长远规划来统筹整个国家的发展问题。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P6)
从基本国情出发，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对建成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论的重要思想。1959年12月，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1](P19)“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6](P116)1961年9月，他进一步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7]几个月后，他再次强调：“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6](P302)
毛泽东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和完成时间应“设想得长一点”的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初萌芽，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为了逐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毛泽东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向国内外作了正式宣布：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8](P439)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宏伟蓝图。
“两步走”的战略，曾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确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正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上述远景规划而提出的。
第三，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十大关系问题，强调“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直接地、间接地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用矛盾论的方法详实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遵循的基本方针，提出了系统的、具有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重点是讲经济建设问题，同时也包括与经济建设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论述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1](P15)他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9]“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1](P10)
在论述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1](P6)“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1](P6)
在论述关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4](P27)“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在“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4](P28)他强调：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P5)“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P19)
在论述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1](P7)他又说：“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1](P7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直接地、间接地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P9)
毛泽东论述的十大关系，可以说，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和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是以他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以苏联为鉴戒，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篇之作，是在探索中取得的主要成果。
第四，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学说，强调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应当努力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观察。1956年国内出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闹事，国外发生波匈事件，更引起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同时，他还看到，斯大林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否认并掩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对此，毛泽东运用“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这年12月初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概念。紧接着，从1957年年初起，他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断的再思考，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首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突破了国际共运在长时间中流行的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深入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发生深刻变化的经验，同时借鉴和吸收了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经验，详细地阐述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方法。他做出明确论断：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1](P13)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对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同时在一定条件下两类矛盾可以相互转化。他强调：在旧的矛盾解决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1](P13)
毛泽东就是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基本的有效途径，来实现他所强调指出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1](P16)
从毛泽东的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所阐明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方法，涉及到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正确解决和处理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类社会矛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五，毛泽东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在科学技术的多种社会功能中，最突出的功能是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1963年12月16日，他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汇报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P23)他还从中国近代史上多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沉痛事实，总结出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原因，除了社会制度腐败之外，就是经济技术落后。为此，他强调：“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6](P340)
鉴于以上情况，毛泽东强调：“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1](P24)
在毛泽东的上述重要科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1964年10月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第一颗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等一些重要的高新科技成就。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正因为如此，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自豪地讲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0](P279)“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0](P279)同时，毛泽东的上述重要科技思想，也为邓小平在新时期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和制定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理论依据。
第六，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实行“双百”方针是有必要的，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56年5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在艺术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11]他认为，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用行政的方法，更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去解决。真理是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被发现的，真理越辩越明。这一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实现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追求。为此，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发展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1](P14-15)
追溯源头，“双百”方针的完整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百花齐放”的提出是在1951年3月下旬，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毛泽东1942年10月在延安就为评剧研究院题过，“百花齐放”是这次新增的。“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1953年7月。当时中央决定要中央宣传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当时，两位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在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次年《历史研究》杂志创刊，就以“百家争鸣”作为办刊的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忆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双百”的方针，也是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几次学术批判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尽管这个方针在他生前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且出现了严重违反这一方针的情况，但它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决不能把“双百”方针当成空话套话，而要与时俱进，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实际情况出发，真正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加强文化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第七，毛泽东提出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强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调查它、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克服盲目性。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从错误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毛泽东更加注意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从理论上进行归纳和概括，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毛泽东多次号召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亲自组织读书小组，自己也参与学习。他还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到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规律；同时，亲自组织了3个调查组，到广东、湖南、浙江进行农村调查。
在学习特别是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升华，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觉地认识、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才能正确地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1P21)他又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1](P21-22)他还说：“建设也是有客观规律的。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也是工人创造的价值，农民创造的价值。就是有了钱，还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1](P23)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这是毛泽东在认真进行读书学习特别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后，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进行的深刻的理论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认识、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性。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毛泽东的论述中还有一些关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本文不一一介绍。
综上所述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科学发展的思想，确实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理论的支撑和重要的理论来源，非常值得我们在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中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12](P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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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讲话[Z]．1956-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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