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若干经济理论和观点再探析
陈东林
“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相比，经济领域的损失是相对较小的，国家的经济基础和运行机制没有大的改变，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除头三年外，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从10年的整体看，年均仍有7.1%的经济增长。仍然取得进展的原因主要是广大干部群众在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生产；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务院仍然发挥了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革”期间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举措是比较稳定和谨慎的。他虽然发动了一场冲击各个领域的“政治革命”，却注意到要“抓革命，促生产”，不使生产长期陷于混乱。他虽然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和观点，却没有贸然地予以实践，而是继续保持着1962年以后的经济体制。因此，探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应对“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观点进行研究，这是一个不应该忘记的视角。
一、“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农业机械化”
这是“文革”前提出而在“文革”中被广泛宣传和执行的两个口号。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说：“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群众。”①[①引自《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3页。]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又总结性地提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②[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十分宝贵的。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之后的四年，他特别提出要为老百姓的生活着想，要备荒，不要搞得太紧张，无疑是接受了过去的教训，给为备战而兴起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安上了一个限制阀门。根据这个精神，尽管三线建设占用了大批投资，使农业暂时不能得到更多发展，但总的来说，“三五”计划的投资和指标都是比较低的，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的竭泽而渔情况。即使遇到了“文革”动乱，生产遭到冲击，农业仍然能比较稳定地持续发展。
与这一思想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农业机械化的规划设想。1966年2月5日，湖北省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文件。3月1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信说：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方面，对原材料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
应该说，这些思想是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重要探索经验总结。
首先，中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家，农业机械化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制定规划长期、持续地解决。其次，中国又是一个工业极为落后的国家，在中国工业化初始阶段的20世纪60年代，国家不能不把主要资金投入到工业化进程中，工业也暂时不能对农业机械化起到重要支持作用。因此，必须靠调动地方积极性，自力更生解决。再次，上述原因决定了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中央对地方要予以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不应当是“大跃进”时期的无偿调拨和集中投资，而是要通过地方自己生产留成和地方自筹资金向中央购买的准市场方式，动员群众，稳步地解决。最后，毛泽东还看到了在调动地方积极性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因素中，地方积极性不仅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关键，而且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地方没有积极性，即使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也不能解决农业问题。
如果循着这个思路继续发展，很有可能会超越农业机械化问题，出现一个改变当时的农业政策乃至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新探索——从“为人民”和“备荒”解决衣食的需要出发，给予地方甚至农民较大的自主权，由他们去自己解决吃穿问题，同时国家不再采取完全计划调拨和征购的方法，而是用市场流通手段，给地方甚至农民以承包的留成权力，准予发展地方和社队工业。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农业政策中的思想火花和当时制定的农业机械化规划一样，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酝酿和发展，就被突如其来的“文革”中断了。被大力宣传的，是充满着理想色彩的“五七指示”。
二、“五七指示”
1966年5月2日，王震通过总后勤部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5月7日和14日，毛泽东回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主要内容是：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
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一来，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一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①[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
同时，毛泽东对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党政机关等“凡有条件的”行业，都提出了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的要求。“文革”结束后，不少著述批评“五七指示”表现了消灭分工和商品经济，提倡自然经济的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认为军队“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反映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②[②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3年第2期。]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即使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军队经商也是不能允许的，党政机关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反思“五七指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就具体要求来说，对于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军队，“五七指示”无疑是正确的。我军从革命战争时期起至今天，都保持着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优良传统。同样，“五七指示”对农业、农村、农民提出的“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抛开一些特定的政治含义，也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对工厂、学校、商业服务、党政机关等行业提出的同样要求，如果在“有主有从”、“调配适当”、“只能兼一项或两项”的原则下多样发展，产品采取“与国家等价交换”的手段，则也不存在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经济的根本性错误。
问题在于，在宏观指导思想上，这种要求反映了毛泽东的超越阶段社会构想。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将幼儿园、敬老院、公共食堂、学校囊括于其中，就是他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形式。“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虽然也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内心对这种超越阶段的社会模式并没有放弃，正如“五七指示”所说：“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少年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①[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在“文革”的普及实践中，这一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产生了严重破坏作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送到“五七干校”长期从事简单劳动，教授放牛、专家挖土的荒诞现象比比皆是。学校成为工厂和生产队的附属，只能学习和教授“三机一泵”等使用劳动技能，而大学直接从工农兵中招生，甚至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些都离开“五七指示”的原意越来越远。
值得注意的是，“五七指示”在人民的实践中“无心插柳柳成荫”，产生了另一个后果——社队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62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工作六十条》规定农村社队一般不搞企业，直到“文革”前期一直在严格控制。但是，“五七指示”提出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以后，理论上已经给社队企业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1970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给被捆绑在单一农业上的农村提供了“红头文件”。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传统手工业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即使在“文革”的动乱中，许多城市工业纷纷“停产闹革命”，多数社队企业仍能坚持发展生产。
1974年12月，华国锋看到湖南省社队企业局的两个材料，写信指出：“社队企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到处开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要求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全面规划，“社队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地不断向前发展。”②[②马杰三主编：《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河南日报》12月15日登载了《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的报道。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等人受此鼓舞，1975年9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改变1962年中央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9月27日，毛泽东批示给邓小平：“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①[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10月11日，《人民日报》以《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发表了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的调查，号召各地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办好社队工业”。此后，社队企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1965年至1976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元增长到123.9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②[②《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5页。]全国社队企业到1976年底，已发展到111.5万个，工业总产值243.5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比1971年增长216.8%。社队企业的发展客观上为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准备了条件。费孝通调查乡镇企业起源后说，“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③[③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三、“抓革命，促生产”
“文革”中，毛泽东试图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首先，他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经济领域出现极为混乱的状况时，他总要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使其保持相对的稳定。1966年8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1967年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2月，他要求实行“三支两军”。其中除了“支左”外，“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继续进行。3月，他又两次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④[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1974年10月，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力支持，在1975年开展了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形势。虽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他并不允许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1976年2月中共中央又传达毛泽东指示，运动“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①[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1页。]
其次，毛泽东在处理“革命”与“生产”关系时，又始终坚持一个偏执的原则：必须把“革命”放在首位，用“革命”促“生产”，不允许为生产而抓生产。由于他所说的“革命”，在当时主要是指“文革”，因此，所谓“革命”与“生产”的矛盾，代表了“文革”期间多数情况下的冲突。
早在1966年1月，就开始了“突出政治”是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还是生产业务的争论。《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各发表数篇社论，发生了论战。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表态说：政治要统率业务，但是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上。毛泽东则在南行途中讲话说：我们不少同志，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起生产来津津有味，而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兴趣不大。随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被批判为“反对突出政治”的“二元论”。“文革”开始后，在起草“十六条”时，原写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毛泽东将其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
“文革”全面发动后，与生产的第一次大冲突是1966年11月的全国工交计划座谈会。国务院和各部委负责人主张工矿企业不搞“四大”，工人八小时以外“闹革命”，不搞群众组织和串联。中央文革小组则坚持要工矿企业也开展“造反”。11月10日王洪文等人制造了上海安亭事件，毛泽东明确赞成了张春桥先斩后奏的支持“工总司”造反的行为。从此，“文革”的动乱扩大到整个工交企业，农村运动也由“四清”转入造反夺权。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纠正了经济领域的部分极左错误。但不久，毛泽东又认为这是只抓小事，不抓大事的“倒退”。1973年5月毛泽东指出：各级领导同志不能只注意生产，不注意路线，生产当然要抓，但要注意路线问题。上层建筑搞不好，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生产就搞不好。②[②谭宗级：《周恩来与中共十大》，《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7月，他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这一批评也写进了中共十大报告。
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取得成效后，毛泽东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批判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度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急转直下。
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思想中另一个误区，是他把人的精神作用拔高到一个不恰当的地位，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应该说，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一理论，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取得了不断的胜利。然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有限的，不能不取决于后者的根本变化。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在于他一方面在宏观指导上承认这一原理，另一方面又在具体政策上往往过分地强调人的精神、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在“文革”中，他更是多次谈到：“物质是必要的，但并不需要那么很足。”①[①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2页。]
同时也必须看到，这是当时客观条件所局限的。中国的落后国情和20世纪60年代外部环境的封锁，也决定了当时经济建设必须较多地依靠人的奋发精神。如1964年制订“三五”计划时，农业和国防建设投资发生矛盾，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安排，提出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的一把双刃剑。他的根本失误在于，“文革”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因而也不可能促进生产，只能破坏生产。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文革”期间经济形势的特点：一方面，经济建设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四、下放经济管理权，开拓对西方经济引进
毛泽东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放权思想。但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一度下放地方的经济权力不得不又收归中央。1966年3月20日，他在杭州会议上说：“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秦始皇中央集权，停滞了，长期不发展。我们也许走了错误道路”，“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②[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因为发动“文革”，这一设想没有进行部署。
1969年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以“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开展了一场将部分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地方财政权、物资调配权由中央下放地方的经济体制大变动。他亲自批准将全国最大的企业鞍钢下放鞍山市。两年之中，全国大部分工矿企业的管理权都下放到地方。通过下放，调动了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全国掀起了一个经济“跃进”高潮，取得了一定成果。毛泽东肯定了这次下放运动，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已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现在听了”。①[①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21日。]但是，这次下放是在“文革”混乱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又在战备的要求下过快、过大，出现了企业下放后无人管、地方自以为是、盲目扩大基建、追求高速度的种种问题。毛泽东虽然警惕到急于求成的倾向，指出：钢铁工业“现在许多人觉悟了，今后有可能上去，但是不要太急了，急了会吃亏的。现在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②[②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649页。]但也未能有效制止。1973年以后，经济体制大变动在调整中被迫停止。尽管毛泽东的这一实践在“文革”期间失败了，但他强调的中央放权、调动两个积极性的经济思想是符合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另一个重要探索，是开拓对外经济引进的新局面。20世纪60年代，中国处在封锁包围之中，对外经济交往十分有限。毛泽东曾经考虑改变这种局面。1964年1月，他说：我考虑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③[③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1970年，他还提出：“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④[④汪东兴：《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及“文革”形势的混乱，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1972年2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谈话中批判了“文革”中对外贸易领域的错误做法：“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⑤[⑤《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页。]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1973年6月，毛泽东接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又说：“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⑥[⑥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页。]
1973年，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人提出的从西方引进预计43亿美元的化纤、化肥、冶金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及其后复出的陈云、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抓住有利时机，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掀起了自50年代156项工程后中国的第二次对外经济引进高潮。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大规模经济交流活动，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具有奠基的意义。
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这是毛泽东晚年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1974年12月26日，他在长沙同周恩来谈话时，详细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①[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414页。]
这些谈话内容，后来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被邓小平作为指导整顿工作的“三项指示为纲”的第一项。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主席波尔布特，对他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后来，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谈话中更明确地谈到“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②[②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0页。]
“大跃进”中，毛泽东曾经考虑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批发了张春桥建议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并要张去调查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行不行。但是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种做法。后来他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但是，在他将要离开人世的前一年，他又提起了这个念念不忘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与当年“大跃进”中试图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不同，他这时候强调的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林彪一类上台，清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由此可见，毛泽东内心对他发动并进行了8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反修防修效果，并不自信。他认识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最终要靠改变经济基础，而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基于这种变化，也因为“大跃进”带来严重灾难的教训，毛泽东这时候虽然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但并没有想采取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措施，而是说：“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1975年4月，当姚文元、张春桥按照他的指示先后发表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擅自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等具体措施时，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和制止。
1975年5月22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并没有予以赞同，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①[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后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建议。
1975年8月14日，主管农业的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建议经济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解决“贫富不均”。这也是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显然，陈永贵的建议是迎合毛泽东理想目标的。但是，毛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只批示：“在政治局讨论一次。”②[②席宣：《“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9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否定了陈永贵“穷过渡”的建议。
既然是限制而不是消灭，今天我们评价毛泽东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也应该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规律来理解。这表现了他对中国未来因为忽视分配和交换中的不公平，出现贫富分化加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和“机关工作人员”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瓦解，真正成为“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忧虑。虽然他对这种可能性过于夸大，也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限制办法，但他的这个理论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的深切感情，所指出的不限制危险性也是值得我们当前包括今后警惕的一种倾向，因而不能采取简单的“彻底否定”态度。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第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200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