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朱德的真理观

学习朱德的真理观

陈占安

[摘要]尽管朱德没有写过专门论述真理观的著作，但是我们在他论述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著作中，可以学习和领会到他关于真理问题的闪光思想。这其中特别是他关于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服从真理，保证团结等等思想，不仅充分体现着他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而且也集中代表着他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朱德；真理；实践；群众；团结

朱德没有写过专门论述真理观的著作，但是在他的那些论述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学习和领会到他在真理观方面的一些基本观点。

一、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真理观来讲，所谓实事求是，就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达到对事物内在规律性的认识，即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因而，实事求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它既是真理的同义语，又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方法和途径。朱德关于真理问题的思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对实事求是的论述来展开的。

早在1942年11月，朱德在延安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要想做成几件事，只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1]。他号召毕业的学员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不自高自大，不夸夸其谈，为革命做更多的事。翌年8月18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军事教育的计划与要求时又说：“军事教育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有害于事。”[2]他认为，一切的事实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1944年，他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说：“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贯的”[3]，“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4]。后来，他在《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一文中则把实事求是表述为“我们的格言”。

朱德认为，世界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因而我们的认识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他把是否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而主观主义则相反，它的特征是“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5]。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那次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6]在遵义会议以前的一段时间里，那些坚持教条主义的领导人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使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受到了很大的干扰。这些人领导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情况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他们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朱德曾经批评这种人处处卖弄教条，搬用走不通的“最高原则”，开口闭口“社会主义原理”，仿佛对世界各国的事情都懂（自然是皮毛的），就是眼前的实际实事他们不懂，不少事情就是他们弄坏了的，结果是一害自己，二害别人，三害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同教条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依然主张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稳步地、实事求是地搞好”[7]。他认为，搞建设不能搞盲目的积极性，不能犯贪新、贪大、贪多的毛病。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搬外国的。他提出，制定经济建设计划应从实际出发，眼下能做的就去做，一时做不到的就不要勉强去做，要分清主次缓急。在1963年3月的一次视察中，他还明确提出：“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8]1962年2月，他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的小组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向全党提出了“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9]的要求。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朱德一贯坚持的思想原则，是他的真理观的核心思想。

二、“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

朱德认为，要获得真理的认识，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努力：一是正确理论的指导；二是实践的正确进行。在真理发展的过程中，讲究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早在1933年，朱德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就引用了当年苏联军事学校中曾经张贴过的一条标语，即“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10]。其实，这段话原本出自斯大林1924年在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中提出的一个论断，叫做：“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11]朱德很赞成这个道理，并把这个道理归结为“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12]。

朱德主张，学习应由两方面进行：一是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即在实践中学习。他认为，这种学习是很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如大家在战场上、工作中学会本领，这是很实际的、很好的学习。但必须提高，要把实际斗争的经验总结起来，提高一步，使之条理化。二是理论学习，这种学习与在实际中学习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曾经说过：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从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产生出来的，确实有了不少的实践经验，可是因为环境关系，一般缺乏理论研究。为了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他要求红军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去提高军事技能。1942年12月，他在西北高干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分析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及其原因，指出：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有实践经验的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他当时就号召大家学好马列主义，善于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实践。[13]建国前夕，他在一次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的干部在理论学习方面是很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注意或没有理论学习，那末我们的行动就会变成盲目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名言。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如果不掌握理论就会迷失方向。由此可见，不学习理论是很危险的。”[14]

朱德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坚定地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他认为，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以此为依据，马列主义者借以把握科学的一切部门，而且把握了一个以前一切科学家从来未能把握的科学部门，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但马列主义，决不如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只限于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建国前夕，1949年7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拥护中国革命胜利的人，必须承认这个真理，注意这个真理，研究这个真理。他号召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埋头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15]

朱德一生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经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来激励自己。他说过：“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16]在战争年代，他认真阅读了好多遍《反杜林论》、《论持久战》等著作，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革命战争和群众工作。建国以后，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除了阅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外，还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历史、文学和科技等方面的书籍。即使到晚年，他也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热情。

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号召大家都来这样做。在建国前夕讲学习尤其是理论学习重要性的那次讲话中，他就提出：“今后大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革命所给予的光荣任务。”[17]他还特别寄希望于青年，认为青年的最主要任务是学习。1953年7月，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致词中说：“学习之所以对于青年有着这样重大的意义，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反复地向青年指示，必须以学习为自己的最主要任务，这是由于青年将逐渐接替老一辈的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人。”[18]他认为，如果青年不努力学习，就不能成为精通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运动规律的人，不是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的人，那末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将不能顺利地前进。

朱德提倡在理论学习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反对把理论当作教条、机械搬用的做法。1940年6月，他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个要求，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第二个要求，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到实际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发展理论的内容。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和实际联系起来，要能在实际中运用，要能改造实际，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19]他曾经在党的七大作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阐述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的关系时指出，谈到军事理论，有些人就会搬出一套军官学校的高头讲章，或者广泛引用各国战史。他们讲的都是很高的理论，可惜这些理论，不一定合乎中国人民的实用。无疑义地我们需要吸收各国的军事理论与经验，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不学习是不行的。但我们不机械搬用它，不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看待。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原则，朱德在这次报告中将人民战争的新兵法，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20]他还特别解释说：“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21]朱德对这些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是“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正确的军事学，这是又有理论又有实际的军事学”[22]。

不仅打仗要理论与实际融合，搞建设同样也是这个道理。朱德就说过，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应该根据气候特点，能种什么就种什么，各个地方不要千篇一律。

要获得真理，发展真理，一方面要学习理论，一方面要坚持实践。要有机地使两者融合起来、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是朱德反复强调的科学道理。

三、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

在谈论坚持实事求是，寻求真理的话题中，朱德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

1942年11月，朱德在延安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会上的那次讲话中就指出：革命是群众干的，没有群众什么也干不成。因此，必须深入到群众中间，才能团结和领导群众前进。[23]他认为，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我们也只要比一般群众高过一个指头就行，不要高得太多，跑得太远，那样是会把事情弄坏的。在他看来，这并不是说要每个干部附和群众中的落后意见，不求提高，而是说，要在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在艰苦细致的工作中慢慢地去提高群众的认识。他说：“不要在矮子里充高汉子，时时刻刻想做领袖，领袖是群众封的，不是自己想干就干成的，如果群众要你，就是再大些也不要紧。”[24]1943年7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朱德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他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指出：“我们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25]在他看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的基本原因。

针对着在革命军队中还要不要提倡英雄主义的怀疑，朱德于1944年7月7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为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而理直气壮地提倡新英雄主义。这种新英雄主义是革命的英雄主义。他指出，革命的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不是斤斤于作个人打算；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这种新英雄主义也是群众的英雄主义。他指出，群众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则无条件地服从群众的利益；一是相信群众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力量只是这个伟大力量中的“沧海一粟”。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对少数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和完成党的工作任务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和贪污腐化的行为等等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情况极为关切，他指出：“要知道，天下是不能由少数人去包打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脱离了群众而能把天下包打下来的人物。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本事很大，大到可以不要群众就能把天下打下来，那你不妨试试看，看你能弄个什么结果出来？我看结果不会有旁的，只能有一个：群众必然会把你抛弃掉。”[26]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离开了群众的支持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的。历史的伪造者所宣传的那些脱离群众的“伟大英雄”，都不过是骗人的谎话，事实上并不存在。

把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与实事求是紧密联系起来，这是朱德真理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服从真理，保证团结

真理与谬误是一对矛盾，人们总希望自己的认识合乎真理，但由于种种原因，犯错误又是不可避免的。又由于这一对矛盾的客观存在，因而在同志之间，在对同一件事情上的意见分歧往往是不断发生的，这中间又涉及到一个争论与团结的问题。朱德在自己的论著中曾经对这些问题作了比较多的讨论。

朱德指出，为了达到真理，我们应该接受过去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经验教训，采取整风的方法。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对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我们党如何能够保证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的问题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在此基础上，他还把我们党以往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概括为以下六个“坚持”：即（1）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2）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3）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反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4）坚持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发扬民主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对压制民主和压制批评的倾向；（5）坚持在党内斗争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和“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方针，反对对待党内错误的自由主义态度，反对机械的、粗暴的、过火的党内斗争；（6）坚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他指出：我们只要能够在新的情况下，正确运用上述经验，“我们就能够防止发生严重的错误，就能够及时地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使小错误不致变成大错误，使暂时的错误不致变成长期的错误，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党的统一和团结。”[27]他坚定地认为，只要我们党能够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而不犯重大的错误，只要我们党能够保持自己队伍本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巩固的统一和团结，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团结六亿人民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在由谬误向真理转化并实现党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的问题上，朱德特别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认为：“过去有些同志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批评，就受不了，这是要不得的。要知道，只要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不叫错误了。如果有错误不承认，不去改正，乃是错上加错。”[28]在党的八大会议期间的发言中，他提出：“大家都提倡服从真理的精神”[29]。他认为，有了这种精神，任何争论都可以有合理的结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为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牺牲。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工作中的争论总是有的，它并不是坏事，而是工作前进过程中必然不断发生的。而且，不同意见的争论，决不能成为影响团结的理由。

在1962年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期间的小组会上的讲话中，朱德指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30]这个意见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服从真理的精神。在他看来，犯错误是难免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有了错误就要承认，就要去改正。有了错误不要怕，不要掩盖起来，那样势必错上加错。同志之间有不同看法，有争论，这不要紧。只要大家都有服从真理的精神，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我们的团结就不会有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

他在这次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上级领导和主要负责人带头作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说：“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要把自我批评精神带回去，一个一个地改，一级一级地改。”[31]同时，他还指出：在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应该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32]的科学态度，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他认为，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朱德一生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他的思想与他的德行一起与日月同辉。在今天，我们再一次学习他生前这些关于真理问题的闪光见解，对于继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开辟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道路，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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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5][19][23][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53，253，331，224，253，218-219.

[2][3][4][6][7][9][10][12][14][16][17][18][20][21][22][25][26][27][28][29][30][31][32]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95，127，129，132，389，391，14，14，259-260，201，260，310，168，168，169，94，284-285，343，233-234，344，390-391，388，388.

[5][8]金冲及主编.朱德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26，714.

[11]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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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占安（1946-），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文科基地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