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价值

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价值

单秀法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指出：“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和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思想，我们要下功夫学习好，领会好。”遵照江主席这一指示精神，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价值作一探讨，以求完整准确地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科学地指导军队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一、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即继承了毛泽东的事业和继承了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毛泽东事业的继承，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实践基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蓝图。毛泽东逝世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继承了毛泽东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做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4页。以下只注页码）如果邓小平不能继承毛泽东的事业，那就失去了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的前提。

对毛泽东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继承的是毛泽东未竟的事业，它不会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停滞不前。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形成新理论，才能推进毛泽东事业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错误思想和传统观念所形成的思想禁锢。这正如邓小平本人所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3P382)如果搞“两个凡是”，只能葬送毛泽东的事业，根本不可能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所谓新的历史时期，就军事思想发展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历史进入了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时期时代主题的变换，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理论。在由革命和战争时代进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时期，军队建设也面临着新的历史课题和历史任务。邓小平遵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解决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克服了林彪、“四人帮”对军队的破坏，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军队建设方面的偏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军队的现状和现代战争的特点，指出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是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同我军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的矛盾；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世界的大势，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与和平和发展时代相适应的新理论。

中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以小农经济和传统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两个时期，现在正进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时期。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紧紧扣着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提出了许多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开拓性意见。如军队与工业部门只存在订贷关系；外国没有专门搞军用的，要结束军工企业另外一个天地的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纳入整个国家的计划；要培养军地两用人材，为军人到地方工作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是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相同步的理论。

战争的演变已进入了高科技战争的新时期8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一大批高技术群的涌现，使武器装备产生了质的飞跃，战争规模、样式、进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技术战”。战争的演变已进入了高科技战争时代。邓小平既追踪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又立足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现状，从未来和现实的结合点上，规划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进程。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又是追踪高科学技术发展的军事理论。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理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的唯一宗旨。人民军队的这一性质是通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来体现并得到保证的，通过军队内部政治工作机构和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落实。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党要管军队，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党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来领导，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军队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坚持了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的建设目标把我军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毛泽东首先提出并一贯坚持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了毛泽东这一未竟的事业，于1981年9月19日，向全军发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1985年6月4日，进一步强调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与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致性：“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1987年7月25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成就展览题词，又号召：“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坚持了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和筹划国防建设的实践中，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国防建设的理论，其中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思想更显示出真理的光辉。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四个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然后才有国防的现代化；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这些思想直接来源于毛泽东关于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理论。

继承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作风军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作风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作风，尽管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上有所不同。要恢复和发展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坚持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邓小平讲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但战略思想仍然是人民战争。邓小平对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继承，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并不是具体的做法和手段。邓小平认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并不是有了先进的现代化装备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武器装备落后，但有人民战争的传统照样能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是邓小平坚持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点。坚持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前提是“敌人要打进来”。因为我们地方大，人口多，“块头大”，能经得起长期战争。坚持人民战争要搞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要把民兵工作（预备役力量建设）提到战略地位。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把军队的装备搞上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邓小平面对的历史条件毕竟不同于毛泽东。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邓小平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第一，关于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问题。邓小平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思想，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重大发展，而且是对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第二，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问题。邓小平依据对世界大势的分析，适应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要求，提出并实现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军队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问题。第三，关于新时期军队的历史任务和建设要求的问题。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邓小平具体解决了军队的历史任务和建设要求的问题，形成了有别于革命和战争时代的军队建设理论，在各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

邓小平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思想进程中，以自己的“新话”（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观点溶通在自己的思想建构中，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二、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和军队建设新的出发点

任何称得上科学体系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伟大人物都依据时代要求确立自己的理论，而使自己的理论具有时代意义。在以革命和战争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以战斗的姿态直接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战争，以战争的要求规范军队的建设，确立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今天，军队建设自然有别于战争年代。如果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革命和战争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的产物，那么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则是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时代主题的更换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看，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从历史总是人的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历史主体性的角度审视，时代主题的变换正表明人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统一。军队作为时代的产儿，既有服从时代主题的要求，依照时代主题的更换来规范军队建设的一面，又有发挥军队作用促使时代主题变换、保持时代主题稳定的一面。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蕴涵了这两方面的规定，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科学性。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提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P205）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理论的起点。

1981年4月30日，邓小平指出，争取五至十年不打仗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但对战争要始终保持警惕。1982年11月9日，邓小平又讲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看来近期内打不起。要维护世界和平，就要从各个角度反对霸权主义。通过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理论的第二个环节。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提出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主张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世界上许多争端，这样能向人民交待，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主张用和平方式而非战争手段解决争端，长期稳定世界局势是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理论的第三个环节。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提出防止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的思想。认为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把中国作为防止世界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是邓小平在国际事务中为中国定位，也是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理论的第四个环节。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问题”的著名观点。邓小平把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概括为“东西南北”问题。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已成为核心向题。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人民要求继续发展，不希望有战争；发展中的国家，希望发展起来，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能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不能建立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6月4日，邓小平公开宣称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重要的转变，即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现在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止此，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的理论已形成完整的东西：战争不仅可以延缓，而且有可能避免；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各种争端，核心是发展；中国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将使战争更难打起来。

邓小平关于战争不仅可以延缓，而且有可能避免的思想，首先是指世界战争。邓小平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战争的因素还在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而战争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下降；因此，世界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有可能维护世界和平，搞得好，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但并不排除世界热点地区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其次是指中国可以争取更长的和平时期，从事国内经济建设。世界战争可以延缓，甚至可以避免，这为中国争取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了前提。同时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采取稳定局势的新办法（如—国两制，共同开发）即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手段解决各种争端，有可能保持周边环境的稳定。

依据对和平和发展时代主题的把握，邓小平认为，军队一方面要由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另一方面军队又要以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的建设，以足够的力量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保持国内稳定。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就是以这两个基本点展开而形成的。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的：“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P127）这实际上告诉人们，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出发点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把党和国家的着重点由过去的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移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必然涉及到军队建设如何与其相适应的问题。这是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大计。邓小平对此作了科学而又明确的回答。

邓小平在1977年就指出：“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但这里有个条件，请大家注意，就是要根据可能。困家只能拿出那么多钱，用于军事方面多少，还要进行综合平衡，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事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2P75）1978年又讲，国防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离开这三个现代化就谈不上国防现代化。

1980年邓小平又讲：“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冷静地判断国防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1984年随着对战争危险判断的进一步改变，邓小平明确提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P99）1985年作出裁军100万的决定。并进一步强调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设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四化”建设，必须坚持国防现代化，但是，“四化”有先有后，先有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才有国防的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是建立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军队建设的相互比较中，确定国防、军队建设在整个国家建设系统中的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建设要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这对于国防、军队建设来讲，是一次深远的历史性的战略转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也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3页）建国后，经济工作又服从于抗美援朝战争。陈云明确规定：“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它就无法说起。”（《陈云文稿》1949—1956年第99页）在这方针指导下，削减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着重发展军事工业。同时，陈云也强调，等战争结束以后，集中力量摘经济建设。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完全实现战争年代以军事工作为中心向社会主义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相反，在6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出现了逆转，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政治革命作为中心，军事工作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增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个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国应当在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页）毛泽东这一论述具有深重的历史感和紧迫的现实感，同时也蕴含着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部署工作的错误萌芽。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作了重要插话。其中说到，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它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在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把全国划为一、二、三线，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依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就是：国防建设第一，加快三线建设，逐步完成工业布局。毛泽东从战争追在眉睫的判断出发，把经济技术落后理解为军事工业的落后，要求利用和加强三线的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建设，摆脱被动挨打的地位。这种把国防建设、军事工业实际置于中心地位的战略思想，其结果不仅没有改变经济技术落后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且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受到影响。

邓小平把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置于服从于经济建设中心的局部地位，真正实现了由战争年代以军事中心向社会主义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改变了60年代以来军队建设处于不适当的显著地位的状态，实现了军队建设战略方针的根本改变。这种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第一，转变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中心和由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构成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全部内容。

在理解军队建设方针战略性转变时，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作为整个国家建设系统中的子系统，相对于能源、交通、教育和科技等方面，处于滞后的地位。这种滞后既是和平和发展时代主题的要求，也是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更是军队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滞后不等于停止，更不是中止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过程。二是军队作为整个国家利益主体系统中的子系统，由于军队的特殊性质，其军队利益（指从事国防、军队建设的人员）不能滞后。这一点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特别显得重要。但是，不能滞后也不是“先富起来”，更不是不需要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四、新时期军队的历史任务和建设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任务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直接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参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担负着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以临战的姿态，准备打仗的精神，承担着国家安全和统一的任务。现在进入第三阶段，或新的历史时期。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人民解放军要以军事力量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保证国内的稳定，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能够顺利实现。

第三阶段的历史任务，从对外关系讲，是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这里特别要注意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邓小平把国内的动乱和外来的干涉，国家的稳定、主权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联系起来，这样采取严厉手段消除、制止动乱，就不完全是“国内”的事，而是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举措，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保证国内稳定的统一。由此，从国内关系看，军队是保持国内稳定的力量，具有保证国内稳定，使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据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教诲：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要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我们在理解邓小平这一指示时，绝不能停留在“教育”上。实质上，邓小平依据军队新的历史任务，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保持军队自身的稳定和统一军队要保证党对国家政权以及其他领域的领导地位，保证党和国家权力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绝对防止出现动乱，乱到党不能起作用，国家权力不起作用，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的内战局面。为此邓小平提出两条措施：一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领会和落实军队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三者统一的思想；二是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军队不能搞小圈子，垒山头。

军队必须实现由战争年代战而胜之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转变不战而屈人之兵意蕴着二方面的内容：以一定的军事力量发挥威慑作用，制约战争的爆发和动乱的发生；能够打赢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防止局部战争演变为全面战争。真正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或基本策略。一是要有威慑力量，特别要有以核武器为核心的现代化武器，但也不能搞多了。方针是少而精。少是数量，精是一代代提高。二是具备打赢局部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实力和准备。三是采取和平的方式而非战争手段解决各种争端。这三条关键具备能赢得局部战争的军事实力和准备。

必须着眼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不成而屈人之兵是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军事力量起中坚作用。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不同于直接的战而胜之。因此，反映在军事力量的建设上，要着眼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即增强由社会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科技力和军事力量所形成的整个社会所蕴涵的社会战争活动能力。这也就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止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P105）

坚持军队现代化和革命化的建设方向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并不排除军事力量的建设的发展。因为，和平和发展仍需要军事力量去维护，完全排除军事力量的和平和发展的时代，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客观上又要求人们不应以更大的经济力量投入军事领域，特别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号召，反映了军队自身建设的必然趋势和高技术运用于军事领域后的客观要求，在这一点上有任何的疑义，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另一方面，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直接表现为巨大的经济投入，而现实条件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只熊根据和平发展的时代要求，把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为动态的过程和目标，适度规范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什么时候达到什么程度作科学的规划。这既取决于时代（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根据经济发展的可能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加上经济发展困难，放弃了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方向，或者中断其现代化进程。邓小平讲，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我们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高科技领域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高科技领域，象发达的国家那样全面的大量的投入，正确的方针是：“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P280）另一种倾向是在“强大的”和“现代化正规化”两个目标上提过高要求，脱离经济建设的大局，脱离当前的客观条件，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正确的做法是“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注重质量建设，走精兵之路注重军队的质量建设是古今中外军队建设的普遍要求。邓小平1975年主持军队工作时期，针对“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的现状，提出军队要“消肿”，要“精简”，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应该说军队精简任务经过1985年裁军一百万从数量上讲已基本达到目的，注重质量建设，走精兵之路，不能单纯从数量上去理解。正确的方针是增强军政素质，提高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合理的科学编成，坚持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保持军事发展的适度规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不可能在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而军队的体制编成又以武器装备为基础，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保持一定员额的军队，是弥补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不高的权宜之计，也是保持战略威慑力量的基本保证。

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邓小平讲：“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从教育训练入手?”（p57）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作为制度问题加以解决；注意合成训练，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加强军队院校建设，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培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指挥、管理和技术军官以及各类专业人材，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部队经常性工作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苦学苦练，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要认真地进行实战训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以劣势装备战胜先进装备的信心。

五、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历史价值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军队面临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是指导军队建设的思想武器，其历史价值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更加显示出真理的光芒。

提供了研究现代战争问题的新视角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世界范围的战争大致有五种类型；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战争，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战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反映民族、国家、地区间利益冲突的战争。这五种类型的战争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前四种战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当前凸现的是反映民族、国家、地区间利益冲突的战争并成为主要样式。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从阶级矛盾、社会制度、民族压迫以及根本经济利益冲突，科学地解决了前四类战争产生的根源、演变的过程以及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战略策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战争理论。由于第五种类型的战争在六十年代以前，并不突出或者荫藏在其他四种战争中，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邓小平把研究的视线指向第五种类型的战争，提出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的分析——战争根源不仅仅是阶级矛盾、社会制度、民族压迫诸因素。霸权主义是一种国家行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它不依附于某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但代表国家利益并以伤害和侵犯其他国家利益为基本特征。邓小平又认为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采取战争的手段。这是因为现代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战争这种竞争形式在世界竞争中地位下降，霸权主义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得到表现，不一定采取战争的形式，这样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就有了可能。各民族、各个国家、地区都把发展经济、科技作为基本国策，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推行霸权主义或与霸权主义作斗争，经济发展成为硬道理。由此，逻辑地导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从研究战争的对象到研究的思路都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讲，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战争提供了新视角。

创立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科学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国家，如何把握时代的主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的关系；科学规定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方向、发展规模和速度，保证军队自身的统一和稳定；军队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保持国内稳定，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顺利实现等问题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看，一种倾向是片面发展武装力量的建设，不惜牺牲经济的发展。脆弱的经济支撑庞大的军事，结果不仅经济上不去，而且军队力量也难以持久发展，整个社会运行陷入崩溃。另一种倾向是军队在整个社会运行系统中比重过大，又缺少统一和稳定军队的机制，从而影响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邓小平从维护世界和平，保证国内稳定以及军队建设在社会运行系统中的地位两方面解决了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使军队在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保证国内稳定和经挤发展，起到柱石的作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不仅为中国新时期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而且对发展中的国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树立了研究军事问题的朴实作风邓小平讲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军事理论特别称之为科学的军事理论，也是很朴实的。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从《孙子兵法》，到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约米尼、毛泽东，甚至“曾胡左李”的军事思想，尽管在思想内容上各有所长，良莠有别，但都具有朴实的作风。邓小平继承了军事理论这种传统的朴实作风，又以自己理论的特色使这种朴实的作风，具有“小平的风格”。

科学性和简单性的统一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的特色。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反映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是科学的真理。这种科学的理论又表现出简单性的美。爱因斯坦认为，用最少的最简单的前提和最少最简单的逻辑环节，推导出的结论也是最简单的真理，才是科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简单性是真与美的统一，是建立在复杂的艰巨的研究工作基础之上，没有研究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就不可能有简单性。简单性是小荷出水尖尖角，而不是墙头草，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充分体现了这种简单性。他把长期思考的过程弃去，提供给人们的是简单的科学真理。如军队要整顿、军队要忍耐，“四化”有先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等等。

简单性以科学性为基础，它不仅仅表现为科学内容表达方式的简单性，而且科学内容本身也是简单的；科学性包含了简单性的规定，缺乏简单性的理论，算不上是真正科学的理论。这种科学性和简单性统一所形成的朴实作风，渗透在邓小平的全部理论之中，表现在他的思维过程和方式之中，邓小平讲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是很朴实的道理，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朴实文风，又表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朴实。我们不能只把朴实理解为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思想的文风，而忽视内容本身的朴实性。

这种建立在科学性和简单性统一基础之上的朴实作风，是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价值取向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所形成的人格力量的体现，为我们研究军事问题仍至整个科学研究工作树立了典范。

指明了研究新时期军事问题的科学方向军事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反映时代精神，能够回答和解决时代所提出的历史课题，才能称之为科学的军事理论。时代总是有具体内容的。所谓新时期，就是具备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客观内容而体现出新时期的特征。把握新时期的客观内容，正确反映时代精神，这就是新时期军事问题研究的方向。邓小平依据对世界大势的分析，紧紧扣着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使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具备了与和平和发展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科学规定和时代特征；从中国正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符合的军队建设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思路，使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具备了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又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的开放性规定；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追踪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使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具备了“以现代建设为中心”和“加速国防现代化”的科学内容，反映和体现了新科技革命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影响和新趋势。

与和平和发展时代主题相适应，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相同步，追踪高科技的发展是形成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根本方法，也是它的本质规定，更是我们研究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方向。我们沿着邓小平所指明的方向前进，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必将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