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重大军事实践及思想的思考
建国后毛泽东重大军事实践及思想的思考
单秀法
对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军事实践及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领域，本文只是作些初步思考。
一、以满足国家安全之必需，协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全面研究毛泽东关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人们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科学决策，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抗美援朝战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战争第一。新中国建立不久，由于抗美援朝的原因，经济工作服从于抗美援朝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明确规定：“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法说起。”〔1〕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当时削减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着重发展军事工业，加大军队建设规模。
第二个阶段是1956年至1962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通过降低国防费用，加强国民经济建设。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和国内外相对和平的环境，国家安全对经济的需求相对下降。毛泽东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好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这一时期（1956─1962年）国防费支出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4%左右。
第三个阶段是1964年至1976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国防建设第一。依据毛泽东“在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全国要划为一、二、三线，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的指示精神，确立了“国防建设第一，加快三线建设，逐步完成工业布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自1963年后，国防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
从上述三个阶段看，毛泽东是以能否满足国家安全之必需，来协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有些人认为，20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严重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严重失调。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否协调发展，首先看能不能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当时的国家安全需求是遏制和预防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和入侵。若没有六十年代的战争准备，中国不能严阵以待，国家安全将会受到严重的危害。其次，看国防建设投入是否超过了国家安全需求之所需。对国家安全需求估计过高，使不必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投入军事消费，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但是，六十年代国防费虽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较大，却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第三、看国防经济与其他部门经济是否协调发展。国防经济作为部门经济之一，与其他部门经济有着共同的协调的经济关系。以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准备，无论从国家整个经济战略布局，还是从交通、能源、制造业以及轻工业的关系看，都是协调的。不难想象，如果不以国防建设为由，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和搬迁（有人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地区整整进步了五十年），何以可能？虽然“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的指导思想，对三线建设的效益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毕竟是第二位的。
认识和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首先必须搞清楚国防建设规模，是由国家安全需求决定的。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我们这样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国防费不能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其实，国防建设规模取决于国家安全的需求，而非国民经济提供的财政状况。国防建设提供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种公共产品所需的投入，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是一种需求约束经济，其规模是由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消费需求决定的。
二、以客观形势变化为依据，调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
社会上有人认为，毛泽东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强调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对战争可能性估计偏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赞同“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的战略判断。
毛泽东对世界战争的判断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认为，新的世界战争能够制止。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亲自与斯大林就国际形势和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会谈。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对战争与和平的分析与我们的估计是一样的：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斯大林的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态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的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2〕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议论再次蜂起，毛泽东等人仍然冷静地作出了判断，认为目前就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可能，因为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1951年1月，毛泽东明确批示：“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3〕1956年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又讲：“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4〕他批评有的领导人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时说，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的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不要说三千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对沿海工业建设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认识，从1957年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不再只是强调战争打不起来，而是提出战争可以避免和不可以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总的倾向还是战争打不起来。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认为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1963年9月，毛泽东在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的修改中加写道：“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5〕从后一句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战争威胁的判断要比以前严重了。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新的战略判断。他讲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开始部署三线建设。当然，毛泽东也是留有余地的。他在谈到三线建设时说，战争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不一定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就打，也可能你建设起来了它又不打。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党内有人认为打不起来，或者只是小打，不相信会大打。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作两手准备的。总的说，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对大战和核战争的危险性估计得比较严重，突出强调了战争的危险性和紧迫性。但是毛泽东所强调的战争威胁并不是世界大战，至多是帝修反一起来的对中国的战争；战争的主要危险是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第三阶段，毛泽东赞同“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的战略判断。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困难越来越大。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与中国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正在成为中国最现实、最危险的威胁。1968年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突然袭击，使人更加感到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严重性和紧迫性。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2月29日，毛泽东要四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7月11日，由陈毅等四位老帅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上报。报告认为，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苏联来看，它们目前最迫切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这也就是说，它们争夺的重点仍然是在欧洲。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报告同时也指出，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搞好战备，时间已经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素。
对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的判断，毛泽东是赞同的。第一，毛泽东讲要准备打仗的同时，又强调要准备外交谈判。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3月22日，周恩来在“关于苏联要求与我通话的处置意见”的报告中讲：苏联方面几次向我方打听主席的电话，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传达”；外交部的备忘录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第二，准备打仗，主要是精神上的准备。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准备打仗“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6〕可见，毛泽东对战争的危险性和战争准备是留有余地的，并不认为马上就要进行反侵略战争。第三，对世界战争仍作两种可能性分析。1969年4月，毛泽东讲：“对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7〕第四，“8·28命令”是一个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国内形势的命令。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形势和国内的实际情况发布备战的命令，要求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命令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起到了制止武斗，稳定国内局势的重要作用。
综上可见，毛泽东对世界战争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认为毛泽东对战争可能性估计一直偏于严重，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以符合实际的战略判断为基础，部署和指导军事行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指导了抗美援朝战争、炮击金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军事行动，捍卫了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在这些重大的军事行动中，毛泽东战争指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以符合实际的战略判断为基础的。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判断和指导
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无不得益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出的战略判断。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战争之初，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胜利，许多人对朝鲜战争抱乐观态度，有些人甚至判断朝鲜战争8月份就可以胜利结束。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却有自己的判断，认为朝鲜战争不可能轻易结束，将是持久的复杂的斗争。朝鲜战争将是持久的复杂的，这是中央对朝鲜战争作出的第一个战略判断。根据这个战略判断，中央于7月10日通过《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成立由25万人组成的东北边防军，争取了战略主动。
进入8月，朝鲜战局出现新的情况。毛泽东作出了事关朝鲜战局发展的两个战略判断：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但是目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可能。这两个战略判断为我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和基础。
10月7日，美军开始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犯。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在莫斯科），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应当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个战略判断，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
对此，美国却作出错误的战略判断。10月15日，杜鲁门在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谈后，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是“赢定了”。朝鲜战争中美两国军队还没有直接交手，美国在战略判断上就输了。朝鲜战争成为“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是“一场苦涩的战争”，首先在于美国对朝鲜战争战略判断的失误。中国之所以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世界惊叹，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出了及时的正确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决策。
为什么毛泽东能正确的战略判断呢？朝鲜战争的战略判断，涉及到两个层面的判断。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和战略形势的判断，二是对朝鲜战争形势的判断。要不要出兵朝鲜？是很难下决心的。难就难在于这两个层面的问题都难以作出判断，而且两个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
许多人担心与美国直接对抗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担心中国不能承受战争之重；担心打不过美军。我军一些高级将领也担心，美国一个军有大炮1500门，我们一个军才200门，一旦失利，美军打过鸭绿江，那后果更不堪设想，中国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毛泽东则认为：（1）从国际主义的整体利益出发和反对美帝称霸世界的需要，必须出兵支援朝鲜人民。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则更猖獗，于整个东方不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双方都不想直接对抗，对亚洲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谁也不会轻易投入全力。也就是说朝鲜战争处理得好，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2）从中国战略利益考虑，也必须出兵支援朝鲜人民。美国扩大侵略战争，不仅危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生存，而且也是针对中国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场较量，那么，与其坐等美国在东北逼近中国边境，东南放蒋出笼，两面受敌，不如主动迎战；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安心搞建设；与其坐等对手登堂入室，不如在国门之外打；与其示弱，不如示之以强。（3）从到朝鲜与美军作战的情况考虑，能够出兵支援朝鲜人民。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不如二战时期对德、对日作战时强。我国尽管综合国力较弱，却可以依靠直接和雄厚的后方支援在一个局部战场与美国较量；我军武器装备不如美军，但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并已做了必要的准备；我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有世界人民的支持，士气高，通过努力能够与美军作战并能赢得胜利。
毛泽东又把所有关于国际战略、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朝鲜战争的判断，归结为一个问题——我军在朝鲜境内能否歼灭美国军队。毛泽东讲，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第八集团军。这就是说，朝鲜问题只要是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形势就变得对我有利，其他的情况就不会太严重了。如果不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在朝鲜境内能不能打赢美军？毛泽东的判断也有一个逐步形成、坚定的过程。1950年9月5日，他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一个长处和三个弱点，认为可以与美军作战并能歼灭它。10月2日，他认为有把握用四个军的兵力歼灭敌人的一个军。当天下午，中央书记处开会，很多人不赞成出兵，特别是林彪讲，我军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并托病不愿率兵入朝。10月5日上午，毛泽东与彭德怀进行倾心交谈，彭总表示服从中央决定挂帅出征后，毛泽东才说，这我就放心了。10月11日，当苏联又不同意出动空军到朝鲜境内掩护我作战时，毛泽东电令志愿军暂不出动，再次考虑可不可以打的问题。直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毛泽东才在“打不打得过”的问题上松口气。
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战略判断和指导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体悟。第一，要及时、准确、前瞻性地作出战略判断。朝鲜战争爆发伊始，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的新形势，作出了朝鲜战局将是持久的复杂的战略判断，并组建了东北边防军，避免了仓促应变，获得了战略主动权。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这是被证明了的前瞻性判断，可惜的是朝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进行应对部署，使美军企图得逞。
第二，要注意战略判断的层次性，分类作出判断。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以志愿军名义参加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对手又是以联合国名义由多国部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必须从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动中进行战略判断。如果出兵朝鲜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要慎重。抗美援朝战争又是一场具体的局部战争，主要是中美两国军队对决，要对“能不能打得过”的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如果我们在朝鲜战场打不赢美军，那么整个战略判断就没有基础，也就失去了出兵朝鲜的基本条件。
第三，要对根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战略判断。在朝鲜问题上，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引起苏美全面对抗，引发新的世界战争。国内一些人则担心新中国不能承受与美国的战争，害怕引起国内动荡，另一些人担心在朝鲜顶不住，让美军过了鸭绿江就更不好办。毛泽东却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只要我们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战争就不会扩大到中国，更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只要在朝鲜境内能歼灭美军，战争空间和规模控制在朝鲜境内，当时的国力能够支持战争；只要能歼灭美军，就能鼓舞全国人民的信心，保证国内的稳定。正是基于对朝鲜境内能够歼灭美军的正确判断和坚定信心，毛泽东才敢于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
（二）炮击金门的战略判断和指导
炮击金门有1954年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是对美国的战略企图难以作出判断而又必须作出正确判断的战略侦察性行动。
1954年炮击金门，是美国推行“放蒋出笼”政策，蒋介石加强了对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并与台湾开始就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展开磋商的背景下进行的。1953年2月起，美国政府推行“放蒋出笼”政策，国民党军队开始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军事攻击。9月，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在协定的基础上，台湾当局又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
对于美国与台湾当局磋商签署军事条约这一事件，中央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为了宣示对台湾的主权、完成夺取沿海岛屿计划、阻止美台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消除美台利用沿海岛屿威胁大陆安全等目的，决定在东南沿海开展了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外交斗争，使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配合。
1956年下半年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华政策从稍有松动又重新强硬，台湾海峡局势重新紧张起来。1957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面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台湾举行了有11万人参加、代号为“昆阳”的全岛军事演习。台湾当局把1/3的地面部队配置于外岛，并加强了对大陆的骚扰活动。1957年底，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1958年5月，美国把在台湾的“军事援助顾问团”、“美国台湾协防司令部”等17个机构合并，设立“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
对于美国的这些动作，是否预示着美国准备进一步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不能完成夺取大陆沿海岛屿的战略目标，而且还将对中国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全面的经济建设也难以有可靠保证。此时，中东地区出现新的变化。1958年7月15日，美国出兵黎巴嫩的同时，英国伞兵进入约旦。中东地区人民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高涨，7月16日，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又发表声明，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宣布在邻近中东的南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举行军事演习。
毛泽东抓住有利的战略时机，第二次炮击金门。1958年炮击金门的战略目的与1954年那一次基本上是相同的。除了显示中国政府和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外，更重要的是争取迫使国民党军队撤离金门、马祖，彻底完成夺取大陆沿海岛屿的战略任务；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牌，即美国在台海地区涉及沿海岛屿和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政策底线；另外还附有支援中东人民革命斗争、给国内大跃进鼓劲等目的。1954年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的战略意图到底如何？它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程度到底有多深？能否把其拉回到谈判桌上？当时中国政府并不摸底。所以毛泽东讲，决定炮击金门，不是要侦察国民党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当局的决心，考验美国当局的决心。
8月23日炮击金门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估计，人民解放军会登陆金门，并有可能攻占台湾。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他将行使国会1955年通过的“福尔摩萨决议案”，命令美军援助中国国民党军。9月4日，我宣布停止炮击3天。同时宣布我领海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金门、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对美国的这一声明，仍难以判断美国的战略企图。仍然是一个让“共产党员猜不透”的声明，是一个模糊的战争讹诈的声明。9月7日，蒋舰在美国军舰护航下，向金门运送物资。对此，毛泽东下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特别强调就是美舰向我开火，也不许反击。9月8日，我对蒋舰进行猛烈的炮击，美国军舰始终未发一炮。9月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声明，美国决定使护航的美舰保持在沿海岛屿3海里外。9月11日，美军又重演了8日的情况，在炮击一开始，就退向外海。
至此，毛泽东才就台海和国际形势作出一系列战略判断：（1）美国和中国都怕打仗，美国怕得更多一些，中国与美国都不愿发生彼此间的战争。（2）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向民族主义进攻，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美苏之间也不会发生战争。（3）紧张局势对西方和我们都有利有害，但对我们有利多一些，这就是说现在没有战争，对武装对立的紧张局势不要害怕。（4）世界上的事要搞个保险系数，事情要想到极点，不要害怕战争，但要做好战争准备。（5）美国干涉台湾将长期化，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更利于阻止美国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6）金门、马祖放在蒋介石手里好，台湾问题上主要是反对美国的“一中一台”和“划峡而治”的两个中国政策，并不急于解决统一问题。
炮击金门是毛泽东高超战略指导艺术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示。在这场特殊的政治军事仗中，毛泽东把政治、军事、外交、宣传等手段综合运用，武打与文打紧密结合，做到张弛有度，开合有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第一，始终将围绕金、马的斗争和国家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考虑，并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准则进行战略判断。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之时，其目的是多重的。后来的演变，使毛泽东将这场斗争的主要目的定位于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企图。在看穿美国以放弃金马、划峡而治，制造一中一台的图谋后，适时作出“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好”的战略判断，并以此调整了炮击金门的战略策略，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第二，从政治和军事的结合上进行战略判断。炮击金门的战略指导贵在难以作出战略判断时，创造出能够进行战略判断的条件来，进而作出正确的判断。由于美国军事介入这一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时，不仅要打军事仗，更要打政治仗。在炮击金门中，毛泽东将台海军事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之内，把握军事打击的时机、节奏和力度，防止战争升级，防止与美军直接发生正面大碰撞，同时又使美国的战略底牌不断显现出来。毛泽东正是根据国际形势、台湾海峡斗争形势及中、美、蒋三方矛盾的发展变化中，不断作出正确的战略判断，争取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主动。
（三）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战略判断和指导
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战略指导，是建立在三个关键性战略判断基础上的。
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大肆推行“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在边境上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印军有的前哨据点甚至设在了中国边防哨所之间和侧后，三面或四面威胁中国哨所，同中国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态度。这点连印军军官也承认：你们的态度友好、克制，这要在其他国家边境，早就打起来了。利令智昏的尼赫鲁政府却觉得中国除了“虚声恫吓”外，不会有更大的反应，气焰更加嚣张。竟然命令印军要把中国军队从它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上“清除掉”，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道路。这时，如果不能对边界形势作出正确判断，仍然采取忍耐政策，我们不仅在军事上陷于被动，而且还会在政治上造成更大的麻烦。1962年10月5日，我作出第一个战略判断：今后几天内印军可能要发动攻势，将是中印边界三年冲突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战斗。根据这个判断，中央军委在10月17日，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帝国思想，我们不给他以大的打击，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这是第二个战略判断。尼赫鲁推行大印帝国思想，对中国西藏有领土野心，不可能从根本上发展中印友好关系，就是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度政府也做了许多很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度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1959年3月，就在中国平息西藏叛乱后没几天，印度总理尼赫鲁便写信给周恩来，竟然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不仅要中国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之间的合法边界线，而且要中国将西段阿克赛钦地区3万多平方公里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共12.5万平方公里划归印度。1961年，印军先从西段侵入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据点，后又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1962年7月以来，中国政府三次建议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遭到印度的拒绝。周恩来讲，几年来的事实说明，“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侵略立场。只有自卫反击，逐渐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或者暂时和缓。”“我们不给他大的打击，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8〕
不打则已，打则打狠、打痛，以打促谈，这是第三个战略判断。毛泽东认为，只有大量歼灭印军有生力量，才有利于缓和中印边境局势，有利于边境的稳定。我边防部队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歼灭了入侵印军8700余人，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这一仗打得印度全国震惊，尼赫鲁慌忙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待尼赫鲁摆开拼命的架势时，中国政府则点到为止，鸣金收兵，并分批释放在军事冲突中俘获的包括1名准将、26名校级军官在内的印军军事人员3200多人，归还缴获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我打狠打痛了印军，为政治、外交斗争的展开创造了条件，不只是取得军事主动权，更重要的是政治上争取了主动，是以打促谈。当时的国际媒体评论，中国有节制的军事行动，是英明的正确的具有远见的伟大行动，表现了为和平解决中印边境争端的最大诚意。历史也已证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不只是为中国赢得了十年的边境稳定，而且是四十多年的稳定。
毛泽东指导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实践告诫我们，军事行动一定要以正确的战略判断为基础。第一个战略判断是军事判断，第二战略判断是政治判断，第三个战略判断是政治军事判断。这三个战略判断，使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建立在军事行动与政治行动相统一基础上，打赢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印度既输了理，又输了人，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中国则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不仅争取到了边境的稳定，而且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
四、以我为主，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以我为主”的建军思想，认为苏联打败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我们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比苏联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不那么值钱，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还要研究敌情、友情。“以我为主”的方针，强调在军队建设上要突出中国特色，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把学习外国经验同自己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反对照抄照搬外国的做法。军队建设要“以我为主”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理论上没有系统展开。
“以我为主”的方针，由于在理论上没有系统展开，加上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影响，“以我为主”变成了以我军以往经验为主，以突出政治建设为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我为主”实际上变成了自我封闭；突出政治变成了只讲政治，不要军事、不要业务的“空头政治”和利用突出政治来整人的“整人政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维指向是留恋传统、回归传统。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毛泽东放弃了建国初期人民军队要由比较低级的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思想，也放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军队第三代的提法。二是毛泽东推崇“郭兴福教学法”并认为对传统练兵方法“不仅有继承，而且有发展”。但从郭兴福教学法概括的五个特征看，并没有超越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练兵方法。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雷峰，既是对张思德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张思德的回归。毛泽东亲自决定取消军衔制等做法，都表现出向过去经验回归的思维指向。三是相比较“整顿”、“改革”、“迎接挑战”、“与时俱进”等提法，更可以看出向传统回归的特点。当然，指出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向传统回归，只是从总体上讲的。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证明，毛泽东因敌而变的思想是极为深刻和根深蒂固的。如“三打三防”思想的提出，反坦克武器的研制，对付宽正面大纵深突破的战法研究，都表明毛泽东因敌而变的思想和做法。
贯彻以我为主的军队建设思想，一定要深刻认识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新的历史条件。军队与我们党一样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已经从在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的军队，成为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和国家的军队；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建设的军队，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建设的军队。具体说我军建设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背影和主体企求。战争年代，农民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其个体企求——翻身求解放与整个军队乃至整个党、民族的企求是一致的，这是我军建设那些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得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计划经济条件下，军队及军人的物质利益是既定的统一的，军人只是一个革命工作岗位，个体企求与战争年代的个体企求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形成于战争年代的那些基本原则和传统可以直接得以延续和承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人成为人们的一种职业选择，由此对军队建设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人民军队坚持和贯彻“以我为主方针”，既要坚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更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治军的特色和规律，特别要研究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策制度。只有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策制度，才能为建构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编制体制提供外部社会条件和内部动力，才能使武器装备的效率得到最大发挥，人民军队才能不断发展。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
注 释
〔1〕《陈云文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8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9页。
〔6〕〔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8、32页。
〔8〕参见《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7页。
（来源：《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下）》200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