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重大军事实践及思想

试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重大军事实践及思想

孙小叶单秀法

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军事实践及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领域，本文只是对其中几个重大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以满足国家安全之必需，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的实践与理论，对于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仍有重要意义。毛泽东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这阶段以争取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为主要内容，其特点是战争第一，经济建设服从战争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尽快渡过。同时毛泽东也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后来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经济工作服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明确规定：“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法说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削减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投资，着重发展军事工业，加大军队建设规模。1950年～1953年国防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30％以上，1954年～1956年达20％以上。为了战争胜利，必须加强经济建设，没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支持战争，也难以取得战争胜利。为了统筹两者关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保证了战争胜利所需。事实证明，经济建设服从战争需要，一切为了战争胜利，是当时的必然选择和正确应对，也是国家安全需求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

第二阶段从1956年至1962年。这个时期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为标志，其特点是通过降低国防费用，加强国民经济建设。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提出要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由此毛泽东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好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这一时期国防费支出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4％左右，加上全军员额由1953年的350万降至240万（1958年），军队建设不仅没有受影响，而且由单一陆军发展成为一支包括陆、海、空军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具备了在现代条件下进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第三阶段从1963年至1976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国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8～8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特别是1964年以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由和平转入临战状态，国防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1964年为18％，1965年占19％，1968年上升到26％。1969年军费比1968年猛增了34％，1970年和1971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这种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工作”并非空穴来风，同样是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战略应对。不能因为扎扎实实做好战争准备，遏制了可能发生的战争，就否认战争准备的必要性。

从上述三个阶段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基本上是协调发展的。有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严重失调，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否协调发展，首先看能不能满足国家安全需求。20世纪6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冲突不断，西南边境的紧张局势也没有完全缓解。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战争准备，保证国家安全是理所当然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有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先搞清楚，即国防建设规模是由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决定的，还是由国家安全需求决定？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们这样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国防费不能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其实，国防建设规模取决于国家安全需求，而非国民经济提供的财政状况。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提供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种公共产品所需的投入，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是一种需求约束经济，其规模是由对安全稳定的消费需求决定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首先必须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国家安全需求超出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就要调整财经政策，使经济建设服从国防建设，以保证国家安全需求。如果国防建设投入超过国家安全所必需，虽然经济能够承担，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关系也是不协调的。国家安全需求是一个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变量，财政承受能力也是依据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的变量，因此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表现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如何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一个需要不断认识、不断调整的战略问题。

二、以客观形势变化为依据，不断调整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一系列战略判断，为正确制定军事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和基础。

（一）新的世界战争能够制止。新中国的建立与巩固不能不考虑国际形势及战争与和平问题。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刚刚形成，就表现出严重对立的局面；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扶植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并建立军事基地对中国进行围堵；蒋介石一方面利用东南沿海岛屿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骚扰，派飞机轰炸沿海城市，另一方面拉拢美国，不断叫嚷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新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搞经济建设，并从总体上使国家稳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需求，新中国领导人急需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正确判断。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就国际形势和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会谈。毛泽东郑重并明确提出：中国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中共中央委托我向你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对此，斯大林作了明确回答：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十五至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斯大林的谈话，坚定了毛泽东关于和平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回国后，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态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分析，他指出：尽管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的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6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根据这个战略判断，中共中央把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作为主要任务。同时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支援国民经济恢复，作出军队复员150万人的决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议论再次蜂起。毛泽东认为，立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可能，因为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势力大于美英势力；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说马上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1956年他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毛泽东文集》第六卷，26页）他批评有的领导人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时说，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不要说三千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对沿海工业建设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两种可能性。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认识，从1957年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不再只是强调战争打不起来，而是提出战争可以避免和不可以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总的倾向还是认为战争打不起来。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国际形势“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我们要把工作“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此后他又多次强调：“现在还要估计到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毛泽东认为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加大了。1963年9月，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849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战争威胁的判断要比以前严重了。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在一份报告中对如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问题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52％的国防工业。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25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港口码头、水库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这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讲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新的判断，他讲道，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在原子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开始部署三线建设。此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鉴于战争威胁不断加重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虽然对战争形势作了严重估计，但毛泽东也是留有余地的。1965年4月28、29日，毛泽东同贺龙、罗瑞卿、杨成武谈话时讲：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但我们必须做到的备无患……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6月26日，他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毛泽东传》（1949～1976）下，139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总的说，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对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危险性估计得比较严重，突出强调了战争不可避免性和紧迫性。

（三）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判断发生新的变化。当时，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还私下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1968年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大规模突然袭击，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严重性和紧迫性的判断，但毛泽东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发生。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强烈反应。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准备打仗”。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3月22日，毛泽东明确批示，要“坚决反击，准备谈判”。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打仗”，并且强调“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衅，你请我去我也不去。那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可见，毛泽东对战争的危险性和战争准备是留有余地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指示由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从战略高度分析一下国际形势。7月11日，陈毅等四位老帅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及美、苏在全球争霸的态势和重点，提出了若干关系中国战略方针的重要建议。报告认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战争，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向中国大举进攻。原因不是对方不想快干，而是没有准备好。而且，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苏联来看，它们目前最迫切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这也就是说，它们争夺的重点仍然是在欧洲。珍宝岛事件并未改变这一基本战略格局，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报告同时也指出，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搞好战备，时间已经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素。

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这个战略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毛泽东赞同这个判断，认为毛泽东只是强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其实毛泽东心里是很有数的：一是针对中国的战争不会轻易发生；二是做一些战争准备是必要的。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828”备战命令可佐证这一点。命令指出：要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大敌当前，要加强军民、军政及军队内部的团结，巩固革委会；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拆除一切武斗据点，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备动员命令，又是一个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国内形势的命令。这个命令以准备打仗为号召，对于制止武斗，稳定国内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三、以符合实际的战略判断为基础，指导军事行动和军队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炮击金门及多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军事行动，按照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目标，大力推进军队建设。在这些重大军事实践中，毛泽东表现出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和独到的军队建设思想。择其要者有：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来讲，是不期而遇的战争。对于不期而遇的战争，能否及时正确作出战略判断，对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所以能够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无不得益于毛泽东的战略判断和指导。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向南挺进。6月28日解放汉城，7月20日攻占大田，到8月中旬即解放了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将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胜利，许多人对朝鲜战争持乐观态度，有些人甚至判断朝鲜战争8月份就可以胜利结束。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却有清醒的判断，认为朝鲜战争不可能轻易结束，将是持久的复杂的斗争。根据这个战略判断，中央于7月10日通过“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成立由25万人组成的东北边防军，争取了战略主动。

进入8月，朝鲜战局出现新情况：朝鲜人民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势作战，进攻势头减弱，对洛东江三角洲久攻不下；美军主力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凭借坚固工事坚守，既不撤退，也不反击；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组成新的军团，美国军舰频繁调动。根据这些新情况，中国有关部门于8月23日作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登陆成功，就会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夹攻和包围人民军主力的态势，朝鲜战局将发生逆转”的战略判断。在听取汇报后，毛泽东认为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朝鲜战争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但是目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可能，因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这三个战略判断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和基础。

9月15日，美国军队在麦克阿瑟指挥下，从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10月7日，美军开始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犯。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在莫斯科），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在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个战略判断，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只要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形势就变为对中国有利了。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之所以敢于出兵朝鲜并最终取得胜利，在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一系列正确战略判断。毛泽东认为：（1）从国际主义的整体利益出发和反对美帝称霸世界的需要，必须出兵支援朝鲜人民。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则更猖獗，于整个东方不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的战略利益、战略重点和斗争焦点主要在欧洲，美苏双方都不想直接对抗，对亚洲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谁也不会轻易投入全力。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未必敢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这是决定朝鲜战争规模和前途的国际因素，也就是说朝鲜战争处理得好，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2）从中国战略利益考虑，也必须出兵支援朝鲜人民。美帝扩大侵略战争，不仅危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生存，而且也是针对中国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场较量，那么，与其坐等美国在东北逼近中国边境，东南“放蒋出笼”，两面受敌，不如主动迎战；与其坐等对手登堂入室，不如在国门之外打；在朝鲜与美国较量，要比在台湾或越南与美国较量更有利一些；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安心搞建设。（3）从到朝鲜与美军作战的情况考虑，可以出兵支援朝鲜人民。美国在世界上到处横行，树敌太多，兵力分散，士气不高。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战线太长，要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战斗力不如二战时期对德、对日作战时强。志愿军尽管现代化装备较弱，却可以依靠直接和雄厚的后方支援在一个局部战场与美国较量；中国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有世界人民的支持，士气高，通过努力能够与美军作战并能赢得胜利。在对以上三个问题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又把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志愿军在朝鲜境内能否歼灭美国军队？毛泽东讲，首要的问题是志愿军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只要志愿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歼灭第8集团军，形势就变得有利，其他的情况就不会太严重了。如果不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判断和指导是完全正确的。

（二）炮击金门的战略指导。炮击金门有1954年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是毛泽东从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这一根本利益出发，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方针，军事与政治相配合的政治军事仗，是对美国战略企图难以作出判断而又必须作出正确判断的战略侦察性行动。

1954年炮击金门，是在美国推行“放蒋出笼”政策，蒋介石加强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并与美国就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展开磋商的背景下进行的。1953年2月，美国政府开始推行“放蒋出笼”政策，国民党军队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军事攻击。9月，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完全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指挥须获得美国方面的同意（这一点蒋介石是不愿意的）；协定涉及的地区，包括台湾、澎湖、金门、大陈、马祖；在台湾成立一个由美国主持的“协调参谋部”。在协定的基础上，台湾当局又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美蒋在共同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美国又担心蒋介石利用这个条约把美国拖入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使美台共同条约谈判拖延了一年。当蒋介石表示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征得美国同意时，订立条约的进程加快了。

当时中国对条约的适用范围难以作出判断，认为美台条约将包括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岛屿，而且有可能将封锁中国大陆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北部湾等地区。如果是这样，不但会造成台湾的长期分离，而且对中国大陆构成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甚至无法完成预定的夺取沿海岛屿的计划。为了宣示对台湾的主权、完成夺取沿海岛屿计划、阻止美台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消除美台利用沿海岛屿威胁大陆安全等目的，毛泽东决定在东南沿海开展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同时以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相配合。

第二次炮击金门是1958年。1954年包括炮击金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虽然未能阻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但取得了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重大胜利。国际社会希望中美两国坐下来谈判以和缓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中美关系有所缓和。1956年下半年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华政策从稍有松动又重新强硬，台湾海峡局势重新紧张起来。1957年11月，美国第7舰队在台湾海面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台湾举行了有11万人参加、代号为“昆阳”的全岛军事演习。台湾当局把1/3的地面部队配置于外岛，并加强了对大陆的袭扰活动。1957年底，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1958年5月，美国把在台湾的“军事援助顾问团”、“美国台湾协防司令部”等17个机构合并，设立“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对于美国的这些动作，是否预示着美国准备进一步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不仅不能完成夺取大陆沿海岛屿的战略目标，而且面临很大的威胁，全面的经济建设也难有可靠保证。正在这时，中东地区出现了反对美国的斗争。1958年5月9日，黎巴嫩人民举行反对亲美国的夏蒙政府的武装起义。7月14日，伊拉克发生推翻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的军事政变，建立共和国，并宣布退出由美国炮制的“巴格达条约”。7月15日，美国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干涉，在黎巴嫩登陆并占领其首都贝鲁特。在美国出兵黎巴嫩的同时，英国伞兵进入约旦。

中东局势的紧张，为第二次炮击金门提供了战略时机。炮击金门的战略目的除了显示中国政府和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外，更重要的是要完成夺取大陆沿海岛屿的战略任务，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牌，即美国在台海地区涉及沿海岛屿和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政策底线；另外还附有支援中东人民革命斗争、给国内大跃进鼓劲等目的。1954年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的战略意图到底如何？它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程度到底有多深？能否把其拉回到谈判桌上？当时中国政府并不摸底。所以毛泽东讲，决定炮击金门，不是要侦察国民党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当局的决心，考验美国当局的决心。8月23日炮击金门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估计，人民解放军会登陆金门，并有可能攻占台湾。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他将行使国会1955年通过的“福尔摩萨决议案”，命令美军援助中国国民党军。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第7舰队主力（包括4艘航空母舰）开赴台湾海峡。到9月3日，经过10天的封锁作战，中国政府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9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停止炮击3天。同时宣布中国领海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金门、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对美国的这一声明，仍难以判断美国的战略企图。9月7日，国民党军舰艇在美国军舰护航下，向金门运送物资。对此，毛泽东下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特别强调就是美舰开火，也不许反击。9月8日，国民党军在美舰护航下，再次向金门运送物资。人民解放军对其进行猛烈的炮击，美国军舰根本不顾国民党军舰，急忙退到料罗湾以南5～12海里，始终未发一炮。9月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声明，美国决定使护航的美舰保持在沿海岛屿3海里外。9月11日，美军又重演了8日的情况，在炮击一开始，就退向外海。至此，终于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牌，搞清了美蒋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有多大，美军在台海介入到什么程度。

在炮击金门这场特殊的政治军事仗中，毛泽东把政治、军事、外交、宣传等手段综合运用，武打与文打紧密结合，做到张弛有度，开合有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并作出一系列战略判断：（1）美国和中国都怕打仗，美国怕得更多一些，中国与美国都不愿发生彼此间的战争。（2）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向民族主义进攻，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美苏之间也不会发生战争。（3）紧张局势对西方和中国都有利有害，但对中国有利多一些，这就是说现在没有战争，对紧张局势不要害怕。（4）世界上的事要搞个保险系数，事情要想到极点，不要害怕战争，但要做好战争准备。（5）美国干涉台湾将长期化，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更利于阻止美国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6）金门、马祖放在蒋介石手里好，在台湾问题上主要是反对美国的“一中一台”和“划峡而治”的两个中国政策，并不急于解决统一问题。这些战略判断对于正确制定台海政策和国际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以我为主，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在建国后和平环境下人民军队能否保持并发扬光荣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壮大，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战略问题。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把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分成为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稔熟历史的毛泽东知道，清王朝的军队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先是能征善战的八旗军，后是绿营，接着是湘军、淮军（包括北洋水师），最后军队走向清朝的反面——晚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新军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清王朝军队由盛到衰的教训是深刻的。毛泽东指出，夺取了全国政权后，作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第三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摆脱那种缺乏严格军事纪律，不集中、不统一的游击性，改变武器装备简单低劣和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要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要掌握现代技术，把军队建设成为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简言之，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思想主要着力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和军队组织编制及管理的正规化。

在毛泽东这些思想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飞速发展。1958年，毛泽东提出“以我为主”的建军思想。毛泽东认为，苏联打败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是很久的事了；苏联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我们有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经验，比苏联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不那么值钱，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还要研究敌情、友情。“以我为主”主要强调在军队建设上要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作风，把学习外国经验同自己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反对照抄照搬外国的做法。军队建设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军队建设认识上的深化，为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后来中国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发展国防事业指明了方向。

（作者：孙小叶，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单秀法，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来源：《军事历史》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