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70年代中国外交新局面的艰辛开拓

毛泽东与70年代中国外交新局面的艰辛开拓

宫力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外交一度失控，面临困难的境地。20世纪6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影响中国外交的“左”倾错误有所察觉，阻止了极“左”势力向外交部门的渗透，并开始着手缓和对外关系。在此期间，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改变了中美苏关系的战略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抓住关键性的环节，从打开封闭已久的中美关系入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改变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中国外交由此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成就为中国以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了道路。对毛泽东为打破中国外交僵局所做的艰辛努力和由此形成的“一条线”战略进行深入的探讨，有助于人们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增进对晚年毛泽东的认识。

一、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毛泽东为扭转外交失控所作的努力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继续同美国相对立的同时，与苏联的关系也日益恶化。这种局面的形成，虽有种种客观上的原因，但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到外交工作所致。在此期间，毛泽东否定了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适当缓和对外关系，以集中精力克服国内外困难的有关建议，坚持以不妥协的态度反对“帝、修、反”。①[①后来，周恩来在与缅甸联邦主席奈温谈话时，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到：“大约是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击外交部”，“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2－483页。]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对美方针上，坚持“一揽子”解决方案，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在对苏论战方面，也有反应过度的问题，没有留下回旋余地。这种过分强硬的政策，使中国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尽管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当时中国在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上有所进展，②[②王力同姚登山和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的谈话，1967年8月7日。]但仍不足以摆脱同时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所带来的阴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致使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更加冷却甚至恶化了，这就使中国面临着自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严峻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1967年5月至8月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外交陷入了困境，不仅先后同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等国家发生严重的外交冲突，而且外交部的正常工作也受到造反派的极大冲击。③[③周恩来于1967年8月25日凌晨委托刚由上海回到北京的杨成武马上飞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1967年夏，在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局面下，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趁机过问外交工作。当时恰逢香港新浦岗胶花厂工人和一些报界人士与港英当局发生了严重冲突，1967年8月4日，首都新闻界召开“支持香港人民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关锋、戚本禹亲自到会，借机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接见外交部的风云人物，对外交部的工作指手画脚。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公然发表了煽动批陈并向外交部夺权的谈话，这就是著名的“王八七讲话”。王力说：“‘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王力还煽动造反派说：“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王力的这番讲话非同小可，因为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虽然外交工作也受到干扰，但由于周恩来亲自过问，强调外事工作的特殊性，外交部的主要权力始终没有落到造反派手里，而王力这个讲话的锋芒恰恰集中在由谁掌握外交部领导大权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其胆量之大，气焰之盛，是前所未有的。

“王八七讲话”传达后，外交部的动乱被推向了高潮。1967年8月16日，造反派捣毁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并把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关押进地下室，夺取了外交部的主要领导权力，并开始以外交部名义对外发号施令。8月20日，外交部以港英当局迫害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为由，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强硬要求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8月22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跑到英国驻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直闹得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给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认真考虑改善对外关系问题。因为在与美苏同时对抗情况下，中国的安全保障已经大为削弱，再加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中国所面临的危险就更加严重了。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素有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丰富经验，用基辛格的话说，是搞“平衡”、“均势”的大师，也决不会听任这种反常局面继续发展下去。这样，在毛泽东的过问下，中国开始有步骤地采取措施来消除中国外交方面的隐患。

1967年8月25日，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听取了杨成武的汇报，①[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83页。]并看了周恩来委托杨报送的“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十分愤怒。8月26日，他对杨成武指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还对王八七讲话批示：“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当天中午，杨成武返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在此之后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至此，斩断了中央文革伸向外交部的黑手。外交部的局面有所好转，外交失控的现象基本上得到有效的控制。

同年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了当时风行一时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样的提法，并且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页。]随后，毛泽东于5月29日，在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上，作了重要批示，再次指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②[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页。]1968年9月，毛泽东又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初稿《世界人民胜利的航向》上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③[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页。]

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中国外交才逐步回到相对正常的轨道，并且阻止了江青集团试图向外交部门渗透的部署（当然极左势力和“左”倾思潮的影响还是不能低估的），这就为中国进一步调整对外战略，着手打开对外关系僵局，争取在国际社会一显身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调整对外战略的宏观思考和外交僵局的打破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而前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此外，日本、西欧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第三世界逐渐兴起，中国的潜力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为中国摆脱当时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改善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历史契机。

这一时期，毛泽东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国家的安全。此时此刻，除了中国外交陷入困境需要打开局面这样的严重问题在挥之不去地缭绕着他之外，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促使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认真思考全面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问题。

其一是前苏联威胁的增强使其成为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头号敌人。6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国家关系恶化，而且苏联不断扩充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及其全球性进攻战略态势，对中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了富于侵略性的“有限主权论”，①[①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其中每个成员的主权是有限的，如果其中一个成员损害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权进行干涉。]1969年苏联又在中苏边境制造了珍宝岛等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事件，引起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

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②[②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3月21日，周恩来召集黄永胜等军方领导人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中国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中方江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就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一事，召集姬鹏飞等外交部官员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③[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86页。]

3月22日，毛泽东提出在处理珍宝岛事件问题上，要“坚决反击，准备谈判”。④[④毛泽东对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报告的批示，1969年3月22日。]同年4月28日，他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打仗”，并且强调“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①[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在这之后，中国的战备工作一度进入临战的状态。由于前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这就促使中国领导人考虑怎样调整政策，才能集中主要力量，以对付主要之敌的问题。

其二是美国的战略收缩，使中国有可能在“两霸”中争取“一霸”。这时美国的情况日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60年代后期，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感到力不从心，准备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减少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修改原来两个半战争的战略。②[②所谓“两个半”战争战略，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准备同时在欧洲和亚洲打两场战争，并且还要准备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应付半场“小规模的局部危机”。而尼克松政府准备改变这个战略的根据，据美国五角大楼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的判断，即苏联和中国不会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出击”。详见DOD，AnnualReport，FY1976，pp.9－10。]这一趋向到1969年尼克松关岛讲话，提出尼克松主义大体定型。③[③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讲话中提出：“必须避免采取那些会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至把我们拖入类似越战这种冲突中去的政策”；美国要向亚洲盟友强调，“我们仍将信守条约义务，但是，就国内安全而言，就军事防务而言，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以外，美国将鼓励并期待亚洲各国自己承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详见DepartmentofState，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1969－1970（D.C.：GPO，1971）p.36。]与此同时，美国多年以来的奉行的对华封锁、围堵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这时的美国已经意识到，新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已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牢牢站稳了脚跟，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正如尼克松说：“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基辛格也说：“不管我们打算作什么和采取什么样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④[④[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50页。]另外，在同前苏联的角逐中，美国也认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越来越感到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资本”。尼克松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①[①[美]理查德·尼克松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13页。]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减轻了从西南和东南方向对中国的战略威胁，由此成为毛泽东全盘考虑调整对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可以改变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②[②后来，毛泽东曾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见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等人的谈话，1972年7月24日。]为抗衡苏联的威胁，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值得指出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新中国的一贯立场，这一点对美国并无例外，过去主要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两国之间20余年的隔绝与对抗。现在毛泽东看出美国方面有进行战略收缩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迹象，因此也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其中包括解决台湾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敏感问题。此外，与西方的领头国家——美国改善关系，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扫除障碍，以此带动一片，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被动局面。因此，这是当时中国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

上述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力量消长的变化，以及苏联对中国边境军事压力的增大，改变了中美苏关系的基础，这样，缓和中美关系，就成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最佳选择。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这时的毛泽东越来越注重对国际局势的观察，他最先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发表了一篇微妙的文章。尼克松当时除了表达美国应尽早从越南脱身的意向之外，还试探性地发出某种信号：“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①[①ForeignAffair，Vol.46，October1967，p121.尼克松当选后，于1969年1月20日，在其就职演说中再次透露其要与中国接触的意向。他说到：“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后来尼克松透露，他当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的思想中“占很大地位”。详见RichardM.Nixon，FirstAnnua1ReporttotheCongressonU.S.ForeignPo1icyforthe1970’s，February18，1970，Pub1icPapersofthePresidents，Ri－chardNixon，1970，February18。]虽然尼克松的文章重复了中国对非共产党国家的所谓“威胁”这样的陈词滥调，但有价值的是，他看到并且指出了打开通向中国之路的重要性。毛泽东在研究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并嘱周恩来阅读了这篇文章。②[②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1974年12月12日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时曾说：“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周恩来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指示外交部门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在此之后，中方经毛泽东批准，于1968年11月25日，通知美方，同意恢复已中断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③[③但在此后不久，由于美国给予在荷兰叛逃的一名中国外交人员廖和叔以政治避难权，中国方面于1969年2月19日发表声明，取消了这次会谈。]尼克松上台后，美国果然开始向中国发出某种改善关系的信号，从而使中美接近具有了可能性。

在此之后，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国际局势作进一步的分析，因此他提议由几位军方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并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他当场提出，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④[④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⑤[⑤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及有关部门将文电和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及时分送军方四位老帅，并由陈毅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陈毅等4人从1969年6月至10月进行多次讨论，先后向中央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报告及口头意见，认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讨论中，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最后，在历经数月的研讨行将结束时，陈毅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拢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①[①关于四老帅讨论的细节，详见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73－204页。]

陈毅等人这些新颖的战略性分析意见，以及打开中美关系的具体建议，对毛泽东作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决策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毛泽东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开始了中国外交的又一次的战略调整。1969年12月，中美两国在华沙恢复接触，1971年7月，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秘密会谈，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含有反霸条款的中美上海公报。②[②中美上海公报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反霸条款，在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十分微妙地，但又是明白无误地向全世界表明，中美双方将毫不含糊地反对苏联或是苏联集团试图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的一切努力。因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上海公报的详细内容，见197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至此，毛泽东联美遏苏的外交战略初露端倪，中国对外关系逐渐打破了僵局。

三、“一条线”的构想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

中美关系缓和的趋向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国际社会承认、接纳中国的进程。①[①1972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与金日成会谈时提到了中美接近的战略意义。他指出：“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中国外交也由此获得新的活力和宝贵的回旋余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著名的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双方发表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欧洲、北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此外，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新格局逐渐成形，毛泽东对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的战略思考也日渐成熟。1973年2月17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构想。谈起欧洲和日本，毛泽东从遏制苏联扩张的角度出发，劝美国要加强同他们的团结，不要因为细枝末节的问题纠缠不休，而忽略了根本的苏联威胁。毛泽东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年之前，中国还曾指责“美国帝国主义”蓄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随着中美在反霸问题上意见日趋一致，随着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逐步实现，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在实际上已把日本视为反霸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如此，中国现在反而敦促美国加强与保持同日本的密切联系，而不要因小失大。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孤立苏联。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②[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办文特1号。]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从中国、日本往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的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具有深刻意义和影响。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一条线”的构想提出之后，在国际斗争中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时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对美国的批评，但更强调“要有主有次”，“打击揭露的重点应是苏修”。①[①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1973年2月24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②[②《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00页。]

毛泽东把苏联和美国并列称之为第一世界不仅仅是由于这两家“原子弹多，也比较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称霸世界。他们在世界各地争夺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不过，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反对美苏争霸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美国由于过去伸手过长，实力相对削弱，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处于进取的地位，对中国和世界人民来说，苏联的扩张更为危险。所以，中国当时的重点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毛泽东一贯重视在对敌斗争中争取中间势力。因此，他在划分三个世界时，把处于美苏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称之为第二世界，并把他们看作是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并不是毛泽东首创，但在以往的第三世界的定义中，第三世界往往仅被看作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力量，而毛泽东则赋予第三世界以新的更多的积极意义。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虽然较穷，经济不够发达，但并不是一种可以任人宰割的力量，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中的主力军。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不再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的阶级属性，而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国实行什么样政策而确立的。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苏联霸权主义已经取代美国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因此，应当抓住这个主要矛盾。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在当时不仅对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保卫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对外关系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首先，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主要之敌苏联霸权主义，美国已被认为是一支可以利用乃至可以联合的力量（虽然对美国仍有批评）。①[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后来曾对美国总统卡特明确指出：“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见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1979年1月。]中美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中国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价，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最后，毛泽东发展和充实了第三世界的内涵，为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由此确定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

四、几点看法与结论

在毛泽东打开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现象值得探讨：

其一是，毛泽东在当时对国内局势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实行了许多“左”倾的政策；但在对国际局势，特别是对美国的战略分析方面，却大体上是正确的，因而，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方面，越来越体现出灵活性。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内政和外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之外，主要是在于，具有特殊地位的中方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虽然在晚年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至多，他认为是“三、七开，即三分缺点，七分成绩），但他仍然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国家的安全。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是在毛泽东逝世后才得到系统纠正的（主要是中共决策层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但外交方面，特别是对美政策方面的失误（主要是60年代前期和中期），却是由毛泽东本人发现并开始加以纠正的。由此才有了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的大调整，由此才促进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进程，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其二是，当时中国对外方面的公开言论充满了激进的革命高调，即便在中美关系有了缓解甚至改善的情况下，这一情况也没有改变多少（例如：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北京的报刊仍然充斥着“反帝”宣传，甚至在基辛格一行下榻的房间里，都发现了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字样的小册子）；但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政策，却正是在这种革命高调中（毛泽东把这叫作“放空炮”），在不被人注意的潜流下，逐渐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我认为，形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既要维护自身外在的革命形象，又要从现实出发，顾及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73年2月同基辛格的谈话中曾指出：“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①[①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办文特1号。]强硬，实质“务实”构成了当时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值得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给予足够的注意。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之下，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干扰和影响，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论点和论据也有某些缺陷和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例如，毛泽东当时对于爆发战争危险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偏差，对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认定和苏联对中国威胁的程度估计过于严重，并对此做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但这些局部的不足之处不会从总体上影响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深远意义。不管怎样，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战略调整使中国摆脱了外交困境，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国外交由此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7页。]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这些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70年代中国外交方面的建树。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②[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72页。]平的这些论断充分揭示了毛泽东在70年代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国际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两极争霸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艰难迈进。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在70年代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过程中深邃的战略思考，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宫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