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的思想

略论毛泽东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的思想

仝华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他提出的“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2页。]的思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重温这一思想，对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提出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提出了“在全党推行调查的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的思想。这篇报告标志着党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开始。从报告的全文及党的历史和当时的状况看，毛泽东提出这一思想，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从党的历史看，因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许多同志虽然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消化不了”，致使“我们走了许多弯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教条主义在较长时间内的盛行，使党的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真正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调查研究。

第二，从现实看，认真地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的空气“在党内是不浓厚的”，这种状况也亟待改变。毛泽东指出，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了，忘记了。“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7页。]纠正这种作风，必须加强调查研究。

第三，“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②[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2页。]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而做好这两件事都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这不是一般地讲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它对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主观主义以转变党的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特殊重要性。其原因在于：

首先，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它自始至终是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③[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67页。]虽然，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一完整、准确的表述是党的十二大完成的，并被党的十三大至十六大党章所沿用。但这条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都已由毛泽东提出，此后不断丰富和深化，并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经党的七大得以确立。如果舍弃调查研究，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成了空话。

其次，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和纽带。因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交汇点既不在理论这一端，也不在未被认识的经验事实这一头，“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实在的经验事实的交汇处”。④[④李景源主编：《毛泽东方法论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8页。]这也如毛泽东所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他还讲道：“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他表示，“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1－792页。]

再次，调查研究就是“实事求是”中的“求”，没有这个环节，党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从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领导人民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不断从必然走向自由。

最后，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求得真理，因而也就谈不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总之，离开了调查研究，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会落空，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也不可能正确地、充分地发挥。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提出的“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的思想，科学地揭示了调查研究在党的思想路线内涵中的地位，它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这一思想的提出对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促进和指导

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的思想，极大地促进和指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勃兴。

第一，促进和指导了党中央设立专门领导机构及正式发布专项指导文件，调研工作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决定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②[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11页。]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下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海外四组，任弼时任主任兼根据地组组长；政治研究室下设政治、国际、敌伪三个研究组，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会议还决定：中央情报部隶属中央调查研究局等。①[①《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06页。]中央调查研究局的设立，对党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讨论中央调查研究局成立之前，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以下简称《决定》）。《决定》首先实事求是地总结和评价了建党以来，党在调查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它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②[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3页。]《决定》甚至写道：党内许多同志“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正因为如此，《决定》强调：“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谈，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③[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4页。]《决定》并提出了6项加强调查研究的办法，其前5项分别为：

（1）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2）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3）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5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4）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5）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予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①[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4－176页。]

在发布上述决定的同日，党中央还发布了《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从中央到地方的调查研究实施办法逐一做了相应的要求。

上述两个文件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精心部署与指导的情况，这在党的调查研究史上是空前的。

第二，促进和指导党的干部组织各类调查团，广泛、扎实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深入了解社会历史和现实，使全党获益匪浅。

据延安时期曾在中组部任职的一位同志回忆：“我在延安期间，听到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还说我们不了解外国，又不能到外国去调查研究，可是有外国人在延安，应该向这些人做调查研究。他当时讲，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柯棣华在前线死了，另外几个人走了），现在还有个巴苏华，就在延安医院里工作，你们要了解印度的情况可以去找他。要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可以找阿里阿罕；了解日本的情况，就要找日本战俘。那里延安办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前方送回来的日本战俘都在这里学习。”②[②《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0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反复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且在调查研究实践方面，仍然是全党的表率。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内容方方面面，形式多种多样，并且随时随地，不拘一格。他不仅善于抓住同各方、各界、各类人士谈话、聊天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甚至能从个别百姓一时对他的诅咒中发现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责成有关部门及时深入了解，合理解决。他更善于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项调查。他在这一时期写出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3年10月1日）以及《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等文章，即是他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等问题进行深入专项调查的结果。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指导和带动下，整风期间，各中央局和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延安地区成立了多个调查团，他们带着各自的任务，分赴不同的地方，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

这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他们于1942年2月26日从延安出发，至1943年3月3日回到延安。同月27日，张闻天向中共中央写了此次调查研究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我们从中可大致了解他们的调研情况：1942年2月28日至4月12日，他们在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调查，随后整理出调查材料《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4月22日至9月10日，在晋西北兴县高家村区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有《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大纲式的），此外，还有13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9月26日至11月21日，在绥德警备区米脂县杨家沟村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有《杨家沟地主调查》，此外还有刘家峁、高庙山二村地主的调查等；11月23日至12月2日，在米脂城内调查，搜集了一些材料，但未整理出；12月10日至1943年1月15日，在西川、双湖峪市镇乡调查，搜集有双湖峪市镇乡各花户经济状况及公粮材料，未整理好（附带调查有张家寨子户地材料、马蹄沟盐滩材料、徐家沟炭窑材料及西川各区地主材料，均未整理）；1943年1月18日至2月24日，在绥德市调查商业，搜集了一些材料，未及整理。①[①参见《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8－189页。]由上可见，这次调研，目的明确，获得的实际材料十分丰厚（其中，在米脂县杨家沟的调查材料后来汇编成《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于195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公开出版。此外，《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杨家沟地主调查》后来均收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6月版）。不仅如此，这次调研同时获得了更重要的思想成果。如同张闻天所写：“这次出发，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一些具体知识，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其次，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了一下中国的实际。不容讳言，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练习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①[①《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9－210页。]他告诉大家：“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②[②《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90页。]

这一时期，在延安先后组成较大型考察团，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还有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妇女生活考察团、八路军政治部战地考察团等。此外，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开展的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活动及其收获不胜枚举。这些调查研究活动为党的各级组织制定和实行科学的决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和参考。

三、这一思想的提出与党的调查研究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思想的提出，本身就是党的调查研究思想丰富和深化的表现之一，而且在新的调查研究实践中，又推动了党的调查研究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第一，进一步论述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反复性。

在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思想提出之前，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一文的“序”中即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资料的工作不可。他在另一篇讲话里，还联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经历，强调“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8页。]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调查研究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反复性。

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后，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写道：调查研究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效。”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所以决不要梦想，以为一年半载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实际，联系了群众。“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②[②《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95－196、209页。]这种发自肺腑的深刻认识，今天读来仍备受启迪。

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艰巨性及长期性和反复性的科学认识，使党作好调查研究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进一步论述了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曾指出：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而“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③[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89－790页。]他总结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强调“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④[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0页。]对此，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张闻天也深有感触。他写道：我们是生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只要有决心去同他们接触，我们是可以到处找到他们的。不愿同实际、同群众接近，熟视无睹，才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基本原因。“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①[①《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98页。]

第三，进一步总结和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一文的第二部分，着重讲述了两条带根本性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其一是“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②[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0页。]毛泽东指出：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③[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1页。]其二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④[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2页。]他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用，而只是采用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因此，“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这样，我们做综合工作时，就不至陷入狭隘经验论。

张闻天在进行了深入的农村调查实践的基础上，不仅对毛泽东提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论证，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宝贵的思想。其中特别是：（1）“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2）“尽量搜集书面材料”，因为“关于过去的历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记忆清楚，以书面材料较为可靠。”（3）“发现被调查方面的各种矛盾”，“利用这些矛盾进行调查。”（4）调查来的材料，应经常加以整理。“这样可以使已有的材料更加熟悉，不足的补充，缺乏的增加，发现中间有矛盾的，不确实的，给以校正。”（5）“调查工作初步完成后，最好能在当地即加以研究，在研究中发现问题还不清楚的，再行搜集材料。研究工作应该紧跟在调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在调查的地方进行。”⑤[⑤《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6、207、208页。]

张闻天告诉大家：“据我个人经验，看人家写的、听人家说的关于调查经验之类的文章或讲演，印象很少，大概在看过听过之后就会忘记的。但自己亲自调查研究一番之后，自己就会有点‘经验’，不大容易忘记。在自己有了一点经验之后，再来参考参考他人的经验，得益就多些。”①[①《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8页。]

在毛泽东“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思想的激励和指导下，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大兴，及在新的调查研究实践中，党的调查研究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为党科学地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根本性的有利条件。

四、在新形势下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大部分时间内一如既往地要求全党重视调查研究，并坚持以身作则。如1950年5月20日，他就“如实查报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问题，要求有关领导“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页。]1953年8月12日，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对大家说：“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去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就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此后，他又反复谈到了这个问题，并坚持挤出时间，多次到各地了解实际情况。1956年4月前，为研究十大关系问题，他用两个半月时间同34个部门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③[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1页。]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为切实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严重错误，1960年12月至1961年3月，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上大讲调查研究问题。1961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4页。]“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以“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②[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7页。]这次会议为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作好了准备。

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围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亲自带队赴各地调查。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3月11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将他在1930年5月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印发给大家，并写了说明，供同志们参考。3月13日，他在会上做了《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的讲话，突出强调了“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③[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3页。]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号召大家牢固树立起“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④[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2页。]的思想。

也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其主要内容是：（1）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要求“县以上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2）指出最近几年，“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的根本原因及其教训。即“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⑤[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5－226页。]（3）对县级以上的党委的领导人员，提出了进行调查研究的明确要求。即：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中央强调：“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而“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6页。]（4）进一步指出了进行调查研究应遵循的正确原则。即：“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6页。]对此，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及党的调查研究思想的进一步丰富。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指导及带动下，党的历史上又一次波澜壮阔的调查研究活动得以展开，这对切实纠正1958年以来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使党的工作重新转到基本正确的轨道上来，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分别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要求全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要求党的干部身体力行。如1993年7月5日，江泽民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讲道：“无论在调查研究的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①[①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81、85页。]他并强调“越是领导职务高的人，越要亲自下工夫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②[②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84页。]2003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同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一道，努力排忧解难，化解矛盾，打开工作局面。”③[③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20页。]

可以说，这些要求是建立在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科学总结基础之上的。因为，82年来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的过程，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④[④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79页。]

固然，我们现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手段、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工作和全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同以往相比，党面临的各种挑战更激烈、更全面，人民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要求也更高。让我们进一步认识毛泽东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的思想，大力弘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争取新的胜利。

（作者仝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