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冒进过程中周恩来的坚持和抗争

反冒进过程中周恩来的坚持和抗争

汪浩

[摘要]在毛泽东晚年犯“左”倾错误过程中，周恩来最早采取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与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他既有面争，也有抗诉；他依靠党组织教育大多数，使毛泽东“左”的倾向“孤掌难鸣”；他修正毛泽东关于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方针；当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诸多因素决定他无法与毛泽东的反反冒进抗争，反冒进全线崩溃后，他变换抗争方式，尽可能减少损失，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关键词]周恩来；反冒进；坚持；抗争

周恩来是毛泽东晚年错误刚开始的时候，中共最高领导层发现最早且最早起来同毛泽东的错误抗争，敢于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正确的路线和决策的一位高瞻远瞩的卓越领导人。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和后来毛泽东的反反冒进过程中的周恩来的坚持和抗争，就是一个极生动的说明。

一、冒进的根源与周恩来的最初态度

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后，国际紧张形势有所缓和。中共中央判断，大的战争一时不会爆发，利用十年，那怕五年的和平环境，加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共识。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经济建设的更大成绩，力争在国际国内政治斗争中，争得主动权，成为当时中央决策的基本出发点。而这与革命胜利全国人民急切希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心态完全一致。新中国成立初国民经济的恢复、农业合作化、对资改造的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建立，不仅激发了关于快速发展的乐观情绪，还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认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可以在很短时期内实现。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赫鲁晓夫趁势提出15年超过美国，使毛泽东的急性病更加发作起来，导致他的反反冒进，进而是“大跃进”，一发而不可收。

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是导致冒进苗头孳生的一个直接原因。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毛泽东为该书所写的序言和按语，都提出应当适当地提前和加快，“但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1]。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召集的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2]。总之，要求迅速建成社会主义成了当时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有全党全国人民急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思想情绪，有国际国内要求快速发展的背景，有领袖群体统一的急于求成思想导向，特别是有党和国家核心领袖人物毛泽东的决心，冒进就由苗头而成为难于遏止的现实了。

周恩来关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情绪和态度，起初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并没有什么差距。他在1955年12月5日中央座谈会上也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他说：政府的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他对毛泽东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了，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半个月后，他又说《农业十七条》成为一个推动力，政府的各项工作在其推动之下变化很大。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3]。这就是说，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并没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而完全是实际工作中针对确实存在的问题的一种被动回应。

二、反冒进过程中，周恩来的坚持与抗争

在毛泽东就合作化问题批评邓子恢等同志右倾保守，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反对“小脚女人”、坚持“快”的方针后，很短时间内，冒进苗头就在全国的各项工作中表现出来了。一贯务实且负责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敏锐、及时地发现了这一苗头，并果断地展开了纠偏工作。

（一）“二月促‘退’会议”——周恩来敏锐、快速、果断地遏制冒进苗头。距1955年12月中央座谈会仅1个多月，周恩来分别在1956年1月20日知识分子会议上，以及30日政协二届二次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就已经告诫避免超越现实条件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接着1月下旬，国务院召集计划和财经会议，主要解决冒进计划的问题。2月6日，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等开会，对他们说：“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4]2月8日，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他郑重地叮嘱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特别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好。“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5]。2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年初的203亿元，压至147亿，双轮双铧犁的产量由500万部减为350万部。2月下旬，周恩来提出压缩基本建设规模6％，并提出在财力、物力、人力（的平衡）上交锋，责成薄一波落实工业、交通等部门节约钢材4％、2.5％。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二月促‘退’会议”。

“二月促退会”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周恩来把后来反冒进的主要举措都使用了：压缩计划指标；抓要害、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抓综合平衡，实行宏观调控。他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第一次遇到的新问题，竟能如此敏锐、快速、果断地作出如此正确，为后来实践证明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对策回应。“二月促退”过程中，周恩来针对毛泽东正确和错误两个方面，既敢于坚持，又敢于抗争。比如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都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提早完成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也是毛泽东提出的。周恩来在这里直接针对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既有几分婉转又有几分直率的批评。

（二）既面争又抗诉——周恩来抓住要害，当仁不让。反冒进必须抓住要害，关键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这一点周恩来等人有清醒的认识。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果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双轮双铧犁产量，削减工业与交通部门的钢材用量后，4月中旬，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了钢材、水泥、木材等物资供应严重不足。4月10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当机立断，压缩基建规模，并强调即使是重点项目，也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在周恩来的一生中，他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发生正面冲突是很少见的。但在压缩基建规模这一要害问题上，我们见到了这一罕见现象：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20亿基本建设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又亲自去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件事标志着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与冒进情绪的主要支持者毛泽东面对面地进行思想交锋：不仅有当面的争论，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还有会后的抗诉——“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而且还将抗诉提升到伦理道德的高度——“从良心上不能同意”；可见其当仁不让，坚持与抗争的不肯妥协的坚定态度。

（三）综合平衡，适当收缩——周恩来提出以稳制快，一条针锋相对的方针。周恩来等人的“二月促退”并没有收到理想效果。一季度过去，追求增加基建投入所带来的物资供应紧张，比例失调的矛盾暴露出来。薄一波、陈云等人在1956年4月10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财政问题，根本的是生产潜力和材料、设备、物资平衡问题，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是决定于财力。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材料买不到，钱又有什么用？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指出：订计划必须实事求是，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我们要自力更生，首先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周恩来不仅提出“为平衡而奋斗”的口号，而且还果断地作出平衡的举措，按计委提出的“第二方案”实施，各部门分别轻重缓急，缓办部分原定项目，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本年度的物资供应，可先照现有状况（钢442万吨，水泥647万吨）作个框框，进行分配。为了保证综合平衡，会议决定从六个方面开源节流。会后，为了保证会议精神落到实处，从4月14日—4月19日，他首先到鞍山、抚顺、天津、重庆、上海，5月6日—5月7日，再飞太原、唐山落实钢材增产事项。5月15日，他根据陈云在云南调查中了解的情况，再次将双轮双铧犁产量降为180万部。双轮双铧犁产量的一降再降是周恩来实施宏观调控，综合平衡、压缩不切实际生产指标的典型事例。周恩来、陈云等人这些切实有力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供应的矛盾。但是深入实际的周恩来等人，在4月中旬后，作出判断：经过压缩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的远景规划数字同样也冒了。1956年6月4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和建议，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四）中共八大与周恩来八大的报告——周恩来反冒进策略的成功运用。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正式召开。八大的重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作出了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的正确决策。这就是后来为史家概称的“八大路线”的核心。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是八大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报告首先肯定了“一五”计划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分析了缺点和问题，并总结出带有指导意义的四条经验教训：第一，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确定发展速度，积极稳妥，均衡发展；第二，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统筹兼顾，有计划，按比例；第三，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第四，要把财政收入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确保能够支撑经济发展。周恩来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坚持积极稳妥、统筹兼顾、均衡发展的方针。可以说，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特别是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发展方针的提出，贯穿着反冒进的基本精神。当时在建设方针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强调的主倾向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在中共八大上，为什么周恩来的意见能为毛泽东接受，并成为全党通过的决议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周恩来反冒进策略运用的成功。周恩来在八大“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贯彻反冒进精神的同时，总是坚持以《论十大关系》基本精神为指导，周恩来关于建设中的缺点与问题的分析，以事实说话，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方针，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灵活运用《论十大关系》原则精神解决实践中具体问题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周恩来提出上述方针时，总是注意对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基本精神的关注，把自己的意见放在对毛泽东的意见的补充位置上，而避免使自己的意见处于与毛泽东对立的窘境中。比如周恩来在报告中，就影响经济建设的12个问题，作了深度阐述，提出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必须考虑人民消费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产业结构上应适当增加轻工业投入，不可忽视农业多种经济；提出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这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着有益的补充作用；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特别是指出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了它的毛病。周恩来指出：发挥地方积极性，是我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条件，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更加巩固，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周恩来的这些意见，有的是《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自己已经讲过的，有的是《论十大关系》原则精神的进一步深化。

周恩来以这种既反右倾保守（这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又反急躁冒进（这是实际工作存在的）辩证态度，把一条关于积极稳妥、统筹兼顾、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由建议变成为全党的决议，这是周恩来1956年反冒进的一个重大成果。这一重大成果的取得，既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气候特别是中苏关系趋冷，“二五”计划项目所需设备，苏明确表示到1961年才能提供有关；也与毛泽东当时在国际国内的多事之秋，头脑清醒有关；还同毛泽东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究竟应坚持一条什么样的方针，处于思索中，还无成熟意见有关；诚然，也与周恩来采取科学、正确的策略有关。周恩来反冒进的策略，核心问题是周恩来与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的关系，必须摆在恰当的位置上，不能因反冒进而损害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不能因维护毛泽东的地位而使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周恩来八大的报告，可以说在这方面是苦口婆心的。因此能为毛泽东和全党所接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

（五）在实践中变通与调整——周恩来不声不响地修正毛泽东的错误方针。《解读周恩来》的作者刘济生教授认为：“1957年以后，……毛泽东晚年犯‘左’的错误的时候……而周恩来恰恰困难地维护毛泽东正确一面。”[6]其实在1956年，毛泽东“左”的错误尚处于苗头阶段的气候，周恩来已经一方面“面争”，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当毛泽东作出错误决定之后，仍找上门去“抗诉”，表示不能接受这个决定；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修正毛泽东的错误：

第一，关于“促进会”与“促退会”。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对反冒进提出婉转批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7]“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8]，毛泽东后来说：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七条”是个“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挡一下水，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当时毛泽东的批评虽然是婉转的，但反对泼冷水，反对促退的倾向是鲜明的。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周恩来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那时计委和财政部组织了一个“促退会”，退到147亿，就很难退下来了。那个时候，我说各方面的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上了马就不容易下来。语气和倾向性显然是不同的。第二，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二月促退”效果不佳，4月份以后，周恩来等人压指标控制投资规模，从防止冒进转入反对和纠正冒进上来。1956年11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以“只要摸（清）了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的无私无畏精神[9]，断然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准备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以便提交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文本过程中，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反复交换，并在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10]1956年6月4日，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上述报告稿，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事实上修正了毛泽东反右倾保守，快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10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上述报告（草案）时，周恩来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10月20日—11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十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周恩来指出：苏联1936年冒进了一次结果物资不够了，工资增加了，消费品供应不上，人民骂娘，退了三年才扭转过来。现在主要是冒了，我们主要应该批“左”，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1]。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强调必须全面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论《读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经验得出来的结论。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授意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冒进情绪》的社论，刘少奇审阅修改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内容是针对他，批示“不看了”[12]。第三，关于一年多不提“多快好省”。1956年8月—9月份，在编制“二五”计划建议时，对稿子中多处出现“多、快、好、省”的问题，周恩来反复推敲，最初他保留了提出的这一口号，只是在后面加了“又安全”三个字，接着他再三斟酌，并在书面意见中提出：考虑这个口号自提出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只是“多”和“快”，而忽视“好”和“省”，并且常常以牺牲“好、省”为代价来求得“多、快”，这个口号没有发挥它预期的积极作用。于是周恩来决定将报告稿中多次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删去，并且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再提“多快好省”。直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中上，毛泽东公开批评反冒进，才又恢复这一口号。

（六）依靠组织与争取干部——周恩来正当巧妙地使“左”的错误陷入孤立。周恩来的反冒进，同毛泽东强调的反右倾保守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因此，他很清楚：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反冒进的精神，其一，必须得到毛泽东认可。如关于1957年年度计划和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分别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和八大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尽管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婉转批评，但他同意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其二，必须依靠党组织，得到中央的支持。1956年5月起，周恩来从防止冒进转为反对和纠正冒进上来，他与李富春、李先念等反复交换意见，确认在1956年预算报告稿中，有必要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1956年6月4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1956年预算报告稿，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建投资的意见。根据周恩来报告，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立即下马。使周恩来的反冒进建议成为党的决议，成为党和政府实际工作中纠正冒进倾向的重要举措。第二天，周恩来立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的决议精神。会上他明确表示：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他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指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显然，周恩来的主要用意是要把反对冒进的问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来，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并纠正这种倾向。

1956年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邓小平等人参加，会议确认6月4日中央会议作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决定，讨论通过1956年预算报告（草案）。有了中央的确认，周恩来在6月12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迅速地予以贯彻落实。6月15日，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16日，《人民日报》发表《读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的社论，6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刘少奇授意中宣部起算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周恩来作1957年国民计划的报告，提出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刘少奇在会上发表“右”比“左”好，“慢”比“快”好的观点，对周恩来的报告作了全面的支持。

反冒进，必须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必须统一高级干部的认识。周恩来除了用苏联1936年冒进“退了三年才扭转过来”的经验教训来告诫大家外，还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寻找理论根据来说服大家。1956年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针对有些人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进这一提法，认为这同去年以来开展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相违背，会引起思想混乱，周恩来毫不让步地坚定指出：“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13]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前夕，周恩来要秘书范若愚查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段话的出处，准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这个问题。由于周恩来理论联系实际的说服和教育，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接受了他的意见支持反冒进。

由于国务院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支持反冒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可能自感“曲高和寡”，尤其在北京找不到“知音”，“他需要‘知音’们的支持，否则孤掌难鸣”[14]，后来他在南宁会议的开场白中说：“向人代大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平时不给一点情报，不下毛毛雨，四时八节要开会了，一个成品拿来了，倾盆大雨下给我们……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一种封锁，很多文件是闭着眼睛强迫签字的。”[15]从1956年初，到1957年秋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公开批评反冒进，一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同刘少奇主持下的党中央密切配合，尤其在反冒进问题上，相互呼应，的确使毛泽东坚持“快”的主张，“左”的倾向已难有市场。1958年初，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冲着薄一波放周恩来的火[16]，接着南宁会议，全面公开的反反冒进开始了。

（七）以退为进，借题发挥——周恩来检讨过程中的坚持与抗争。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和1957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两次对反冒进的婉转批评，聪明的周恩来已经意识到了。特别是1957年春，整风运动过程中，个别人利用党内关于反冒进的争论，攻击新中国的经济工作搞糟了，这引起周恩来的警觉，怕留下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进攻口实，在1956年5月26日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特地讲了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这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1957年适当放慢建设步骤……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周恩来后来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肯定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是“冒进”的错误估计。毛泽东当时对这个态度是赞赏的，说周恩来的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然而1956年6月以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和经委继续贯彻反冒进的方针”[17]。其后的中共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都坚持了反冒进精神。

周恩来的以退为进，说明他对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杭州会议上，他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发那么大的火，把问题提得那么严重。1958年1月13日，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长时间谈话，19日，毛泽东再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金冲及曾对采访记者说，周恩来“找主席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18]。随后，周恩来依次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北京会议就反冒进检讨，并承担了责任。但这并没有令毛泽东满意，毛泽东还要他在成都会议上再检讨。成都会议的最后一天，他总结发言：“我如果估计保守了，我甘做愉快的‘右派’”，“我们把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帮我们解决的。”[19]至今，关于“反冒进”问题的研究，少见注意周恩来成都会议前后关于三峡、三门峡的这两次谈话。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充足的根据说周恩来这两次谈话有什么弦外之音，但这些讲话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百家争鸣”，“是可以争论的”，“如果估计保守，我甘做愉快的‘右派’”，以及留给后人去解决等等，与当时的背景贴得太近了，借题表达他反冒进检讨过程中的基本心态，这起码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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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2.

[2][3][4][11][12][16][19]金冲及.周恩来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58，259，262，400，264-265，270-271，422-423.

[5]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1.

[6]刘济生.解读周恩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0.

[7][8]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14，315.

[9][10][13]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127，128.

[14][15][17]韩泰华.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中[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6，554，568.

[18]金冲及谈毛泽东与周恩来[J].瞭望，1993，（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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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浩（1942-），男，江苏涟水人，淮阴师范学院周恩来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哲学、教育、中共党史研究。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