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方式”
论“周恩来方式”
汪浩
摘要：“周恩来方式”是指周恩来独具个性特征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它是共产党人高度斗争艺术的具体体现，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因势利导、求同存异、迂回、变通、等待、不争论，尽可能避免正面冲突，于无声处听惊雷等。举轻若重、多从战术上考虑，调和性、人性化、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其基本特征；“贵和执中”是其基本内涵。“周恩来方式”在以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历程中也必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周恩来方式；思维方式；原则性；灵活性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44（2008）01-0020-07
周恩来待人、处事、思想方法与工作方式，甚至在激烈的党内斗争和对敌斗争中都表现出独特的方式。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周恩来方式”。
一、“周恩来方式”的提出
美籍华人张大卫在其专著《砥柱中流、各有千秋》中提出周恩来的政治发展有四种方式；党史专家石仲泉在《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一书中提出“文革”中周恩来有16种斗争方式，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周恩来方式”这个问题。但率先提出“周恩来方式”的应是李海文同志。她指出：对党内斗争采取的方式有毛泽东式的、邓小平式的、彭德怀式的、陈云式的，也有周恩来式的。周恩来说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1]，调和，既是他的思维方式，也是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他在考虑问题时既考虑到这一面，又考虑到另一面，决不走极端。他从小就处在复杂的环境中，越是复杂越是能显示他的才华。这在党内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周恩来历来将斗争严格区分为党内斗争和对敌斗争。敌我问题他就从不让步，从不动摇，他可以忍受党内的错误处分、误会，但是他不能忍受说他叛变。他说“领导者必要时应忘掉他所受的侮辱”[2]132。在党内发生分歧、发生争论时，他往往采取克制的态度，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以顾全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随着历史的推移，事实证明了他的这种作法，在党内起到中和的作用，稳定的作用，团结的作用[3]。李海文同志在这里着重论述了周恩来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的协调性、中和性。她提出了“周恩来方式”这个有意义的命题，可惜没有作进一步探讨。
此外，艺侠同志编著的《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以传播学的视角阐释了周恩来的“共关”艺术。刘济生教授在其专著《解读周恩来》中有一节“论周恩来的政治协调”，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周恩来政治协调的结构系统、协调与斗争的关系、思想渊源、社会作用等问题。其实他所论述的周恩来政治协调的结构系统包括“求同、协商、让步、缓和、等待、迂回、共处、疏导、调停、超越等内容”，正是“周恩来方式”的基本内涵。
这些论著都从不同视角，凸显了他们的独到之处，只是“周恩来方式”要求在更宽泛、更抽象的层面上，将周恩来思想方法、思维方式、行事方式已经范式化的独特方式总结归纳出来，以便我们对周恩来能有一个多侧面的了解。
二、“周恩来方式”的定义及其研究范围
梁漱溟曾谈到毛泽东思维方法的特征时说：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4]。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谈到周恩来思维方式、行事方式的特点时说：“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奉献精神应对，就好像永不疲劳。”金冲及先生也说：“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的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4]在谈到宁都会议期间毛周的不同态度时说：“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的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4]说明了他们不同的党内斗争态度和行事方式。
境外专家对这方面也很关注。迪克·威尔逊指出：“周恩来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的做法是那样的坦荡，行事是那么的开诚布公。”[5]303尼克松也指出：毛泽东“把斗争看成高于一切。周更务实，更着重于运用有选择的斗争来达到具体的目的”[6]350。李政道回忆文革中的周恩来时说：“借用外国友人的话，来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荒谬做法，是周恩来常用的一种斗争方式。”[7]1138美国友人韩丁也曾谈到周恩来“让我发表意见”来与张春桥等人斗争。“这就是这位伟大的外交家和心理学家的做法。”[7]1138
周恩来运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是很自觉的，甚至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1958年周恩来因反冒进受到毛泽东批评，他在检讨时，第一句话就讲他与毛泽东思维方式的不同：“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4]1965年，周恩来审查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4]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倒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
“周恩来方式”从内容方面来说，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周恩来独具个性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二是周恩来独具个性的行事方式与方法。前者属于思维层面，具体体现在他的议事、决策、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后者属于行为层面，操作层面，具体体现在周恩来的行事方式中。党内斗争和对敌斗争，因较之于一般的议事、决策，处人、处事，更高更典型更集中，更能体现“周恩来方式”中富有代表性的方式和方法，这可能就是刘济生教授着重探讨“周恩来的政治协调”的原因。笔者认为，“周恩来方式”是指周恩来独具个性特征的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是典型化的周恩来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其中特别是指周恩来党内斗争、对敌斗争独具个性特征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重点是周恩来的政治协调独特的方式和方法。共产党人“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8]而采取种种方式和方法，“周恩来方式”就是共产党人这种斗争方式和方法的典型表现，是共产党人高度斗争艺术的方式、方法的范化。周恩来方式既有共产党人斗争艺术典型化、范化共性的方面，又有其独具周恩来特征和谐思维这一个性的方面。不论就共性和个性来说，“周恩来方式”都更高、更典型、更集中。
三、“周恩来方式”的基本内涵
刘济生教授指出周恩来的政治协调包括“求同、协商、让步、缓和、等待、迂回、共处、疏导、调停、超越”[9]311等内容。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先生指出，周恩来在“文革”中“进行了如履薄冰的艰辛斗争”，“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法”：尚方宝剑法；表面顺着法；冲淡法；限制法；“嫁接”法；诉诸群众法；“检讨过关”法；沉默法；不予理睬法；切割处理法；避其锋芒法；适时出击法；后发制人法；适当妥协法；针锋相对法；直面斗争法等十六种方式和方法[10]431-440。应该说这些内容比较具体地揭示了周恩来方式的内涵。为了避免重复，笔者，将“周恩来方式”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因势利导。几位名家都引用周恩来多次讲过的大致相同的话：因势利导，顺水行舟。迪克·威尔逊说周恩来懂得政治家不能创造时势，他经常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须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5]276力平同志讲周恩来对“文革”的态度：“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11]21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11]159-160。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说：正如周恩来“对基辛格说的‘舵手一定要见风使舵’”[6]344。就上述引文，这里强调两点：第一，周恩来自己及有关专家对这一处事方式的关注；第二，要说明的是尼克松引用基辛格的话：“舵手一定要见风使舵”，显然经过了作者的加工。但由于过于简化，易起歧义。熊华源、廖心文也引了基辛格的话：“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懂得政治家不能造时势，很喜欢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须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政治家的风格要求懂得何者不能改变，同时也要懂得在哪种范围内可发挥创造性。正是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从未讨论共同行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和平与均势问题在继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做法。”[12]525这段话可能更准确地表达了周恩来的原意。
二是求同存异。
周恩来整个童年，颠沛流离，十来岁便要自谋生计，“使他自幼养成在动乱中求安定，在纷争中求和谐，在屈辱中求忍让，在对立中求统一和异中求同的思想方法”[10]416。在南开时，他写了一篇作文：《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他把西方近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作比较研究，这不仅显示了他的思维张力，而且也表现了他对立中求统一、异中求同的思想方法。他写道“二氏之说，容有不克一致者。语云，冰炭不同炉，二氏得无类此耶？曰：非也。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10]417。这样的文化积淀与思维方式，成为他一生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10]417。异中求同，作为“周恩来方式”的一种典型形式，在万隆会议上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当一些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对准中国，攻击共产主义时，周恩来冷静、沉着，采取克制、忍耐、回避、不争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等巧妙对策，放弃了原先安排的较早发言机会，在20个国家代表发言后，他从容走上主席台，大义凛然并坦诚地宣称：“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求异的”。他在会议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以“求同存异”这四个字，一言九鼎，一下子击中了会议破坏者的要害；也一下子使会议观望者猛醒，从而团结了大多数。对那些别有用心的诬蔑和攻击，周恩来以退为进，不失分寸地说：本来我们可以提出来要求会议加以讨论，“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13]154。同时他又以通情达理的灵活态度对待有关会议成败的具体问题：有的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周恩来提出以联合国宪章中“和平相处”来替代，并强调“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14]127-129。由于周恩来大义凛然、通情达理、豁达大度、平等坦诚，并在他的努力和感召下，万隆会议通过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相处十项原则”，使会议圆满成功。美国记者鲍大可评论说：“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15]62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大外交家风范的一次集中的全面展示：继日内瓦会议提出和平共处实施途径——平等协商之后，这次会议又提出和平共处的实施方法——求同存异，从而使和平共处由“原则”而“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学说。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中美上海联合公报，采取求同存异，“各说各的”方式，“即将双方的共同点概括在一起而将双方各自的立场、主张以及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分别说明”[12]525。基辛格乍见初稿，大吃一惊。后经进一步思考，认识到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更实事求是，也更能为相关各方所理解。现在，中美联合公报所创造的这种“各说各的”求同存异的方式，成为国际间重大问题谈判结果通用的公报方式。而这一方式是周恩来在上世纪40年代国共谈判时就创造出来了。
三是迂回、变通、等待、不争论、尽可能避免正面冲突。
金冲及在谈到毛周建国后包括“文革”中有关分歧时说，“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是在会下找毛泽东单独交换意见”[4]。周恩来台历上记载着周单独去找毛泽东有许多次，但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但金冲及举了王力讲给他听的一个例子，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一回事，可见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文革”中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邓小平复出等许多重大事件中看出周恩来向毛泽东进言的端倪。
在万隆会议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在会议快结束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突然发难，说了一番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威胁的话。当时中国代表团已赢得了大多数，完全具备反击的条件。与会代表也满以为会有一场唇枪舌剑。可是第二天科特拉瓦拉第一个上台声明他昨天的发言只代表他个人意见，意外地退却了。原来是周恩来在科发言后，出人意料地采取了典型的周恩来方式——以平等和兄弟般的坦诚，找科私下交换意见：“你这样的发言，我们一定要回答”；“争论下去，结果是必然达不成任何协议。你是发起国，你把我们请来，你又来破坏会议，什么意思”[7]213。周恩来的坦诚、大义凛然、不争论，感召了科氏作出了那样的声明。
不争论，一般地说，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明的。但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总结周恩来政治斗争的经验提炼出来的。尼克松回忆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过：“他忠实的保持着在个人关系上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6]327“周和赫鲁晓夫的滑稽丑态和勃列日涅夫的戏剧性表演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从不提高嗓门，从不拍桌子，从不为了压人让步而以中止谈判相威胁……就是当他‘手里握有好牌’时，也极为温和，这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6]347
迪克·威尔逊记述了流传于党内周恩来等待机会、巧妙营救廖承志的故事：廖是周的年轻密友，由于某种原因，被张国焘逮捕并准备处死。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天在街上偶然遇见廖，周上前和他握手，见有张的卫兵监视，周什么也没说，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不久以后的一天晚上，当张国焘去红军总部时，周派他的副官将廖带来。“你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了吗？你打算改正吗？”廖一一回答“是”，然后周叫廖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张当然不好反对，吃饭过程中周一直和张交谈，没有理廖。好像他们中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因为廖已经承认错误，并愿意改正错误，在场的许多军官都听到了，最后廖被释放了[5]138。周以当面问话——廖表示承认并愿意改正错误为铺垫，并以留廖一起吃饭这一同志礼遇对廖的问题作结。其中还隐含周恩来是红军最高负责人的权威，但他没有一句对张的命令或私下交代，把问题推给张国焘去全权处理，使张于私于公都难以作出另外的选择。
四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周恩来还善于在不声不响中，或别人不知不觉中实现他的影响。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深得人心在中国政治中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6]337；“在中国政局中变化莫测的联盟的问题上，不声不响地运用权力，但取得了巨大的效果”[6]338-339。周恩来通常也不会把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他单独找毛，会提出个人不同看法。金冲及指出：“他如果给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4]
周恩来在九大前后，有意识地从大量国际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中，筛选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重要评论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给毛参考。这既是周参与大政方针决策经常采用的方式，同时也往往在不动声色中起到影响毛决策的作用……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恩来利用毛泽东要他给几位闲居在家的老帅“找点事情做”的机会，为推动中美和解的外交格局下了一着独具匠心的棋——由陈、叶、徐、聂四位老帅召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并要他们向毛提出在中、美、苏世界政治新格局中，中国外交适当地打“美国牌”，以牵制苏联的建议[16]407-408。这是周恩来在不动声色中推动毛思考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重大外交决策而实施的重大举措。
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讲，要注意战争、注意灾荒，要注意一切为人民。周恩来将其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于是毛的一条新的指示传遍全国[17]751。
刘济生教授在论述周恩来政治协调时指出，共运史上“有一很大的片面性”，“在活动方式、领导方式、思维方式”上，“强调斗争性，轻视协调性”，并指出“列宁强调斗争性”，“又多么善于协调”。可惜列宁逝世后“到斯大林那里，几乎一切让位斗争，协调与民主丧失殆尽”。共产国际把斯大林斗争方式传给中共，中共内王明、张国焘、康生、林彪、“四人帮”都具有斯大林的政治血液。就是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晚年也陷入了斗争决定一切的思路之中。他在庐山会议上欣赏一句名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就是只知斗争不知协调了。‘文革’就是专讲斗争的一次大演习”[9]323-324。斯大林和毛泽东重视斗争性，主要同“对抗”“冷战”那个时代有关。刘教授的深刻在于指出列宁强调斗争性，又善于政治协调。我这里引用刘教授的这些分析，在于揭示在那个“重斗争性”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周恩来的“贵和”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调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周恩来自己曾说过：“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就是说周恩来更重视非权力的影响力。
四、“周恩来方式”的基本特征
人们从周恩来处人处事的特征上感受“周恩来方式”，但“周恩来方式”究竟有哪些特征，可能如周恩来精神一样，见仁见智，笔者以为，主要有：
（一）举轻若重。上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与薄一波谈论刘伯承与邓小平一直配合得很好，是因为刘伯承的特点是“举轻若重”，邓小平的特点是“举重若轻”[18]。其实，毛泽东与周恩来，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互补配搭。周恩来与薄一波谈论此事，足见周恩来对自己处事方式的深思熟虑。尼克松指出：“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就周而言，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这句箴言”，几乎确实有几分道理。然而“即使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也总能够看到森林”[6]331-332。这种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在周恩来那里，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作为大国总理的周恩来他日理万机、千头万绪、如履薄冰、极其谨慎和细致周到。50年代，党内外一些德高望重的名士就尊称周恩来为“周公”，除了对周的敬重之外，也含有对周恩来细致、周到、公正、周全，既公且周的推崇。周恩来是一位关注细节又不忘大局的政治艺术大师。
（二）多从战术上考虑问题。周恩来自己说过，毛泽东多从战略上考虑问题，而他多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这是周恩来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所致，“有意识地使自己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因此，“周恩来的讲话和文章，更多的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4]。
多从战术上考虑，使“周恩来方式”富有浓浓的策略色彩。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总结过一些原则，如“见机而作”“后发制人”“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弯弓不发”“不能心急”“忍耐要有限度，不可一味退让”“来而不往非礼也”“针锋相对”“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等等。显然富有这方面的特征。
（三）调和性。这是“周恩来方式”最富个性特征的一个方面。或者说，调和性是周恩来和合精神、和谐思维在其一切活动中的具体体现。表现为：
一是贵和。将周恩来这方面的特点梳理一下，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1、态度和蔼、和气、温和，“就是当他‘手里握有好牌’时也极为温和。”2、公共关系和睦。就是关系和睦、和谐，求同存异，把大家“和”起来。3、合作共事。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4、和平共处。周恩来“贵和”的原则，放大、发展为外交关系、国际关系的原则、理论，这是他的一大创造。
二是平等。“贵和”，要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否则是“和”不起来的。人与人、单位与单位、组织与组织、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都是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政治制度，自由发表意见、主张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反对一切强加于人的霸道行为。他坚持大国和小国的一律平等。他逝世后缅甸总理吴奈温感叹说：“世界大国中，特别是超级大国中，若能出现更多像周恩来总理那样能给予同情和谅解精神的领导人，这个世界该多么好啊！”[7]1102他作为国家最高政府领导人，对邢台地震失中去儿子的老农民说“你就把我当作你的儿子吧”。他不仅与大小国家的政要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且与许多国家的一般议员、记者、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运动员、商人等都有着广泛的联系。周恩来以他平等和坦诚的伟大人格令一切与他交往的人折服，就连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也毫不掩饰地对韩素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是周恩来。”[19]290
三是忍让。“相忍为党”是周恩来处人、处事，尤其是党内斗争中又一重要原则和特征。在意见纷呈、各执一端时，周恩来往往比一般人更冷静、更克制。他总是与人为善，顾全大局，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甘心受辱。六届四中全会及“文革”中，他违心地忍让了。这种忍让，表面看来，他放弃了原则，其实是周恩来艰难的抉择。忍受侮辱的同时，他还一再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贵和”，为了团结大多数，或者实现双赢的目标，必要时需要妥协。周恩来的忍让和妥协，与调和主义、投降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周恩来的忍让和妥协，不是放弃或背叛，而是对根本目标的执着追求，是变换形式的争取。
四是“执两用中”。周恩来吸纳儒家中庸思想的精华，坚持处事、行事掌握恰当的“度”，“中行”，不“左”不右，从不走极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适可而止，合情合理”[9]314。刘济生总结周恩来在那种斗争的年代，采取“首先，协调为主，斗争为辅的原则”；“第二，斗争为主，协调为辅的原则”；“第三，斗争和协调平衡运用，随机而定”[9]324-325，这可以说是周恩来“执两用中”三原则。
五是人性化。周恩来的处人处事方式、思维方式中有着显著的人性化因素。不论是同志、朋友，还是政治对手，他都能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与基辛格谈判时，获悉联合国已经通过恢复新中国席位的决议，当基辛格第二天清晨上飞机回国时，才告知他，以避免他在谈判时陷入尴尬。这使基辛格深为感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周恩来用“饮水不忘掘井人”，对致力于中日友好的老朋友表示感谢[7]1116。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双方再建巴黎接触渠道时，周恩来仍坚持巴基斯坦这一接触渠道不能丢，“不能过河拆桥”[13]521。张冲是“伍豪事件”陷害周恩来的祸首，周恩来不计前嫌，后在国共合作时成为朋友。周恩来病危时，向罗青长交代，不能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7]1192。
（四）“周恩来方式”中最富蕴哲学力量的特征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周恩来一生的成功正在于他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成功；周恩来的辉煌，也正是他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创造了辉煌。周恩来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集中表现在党内斗争、外事工作和文革这一历史时段。他身处党内最高领导层近50年，这一奇迹的创造正与他在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有着密切关系。在外事活动中，他的这一特点，产生了多少既惊心动魄又有酣畅淋漓，被人们广泛传颂，颇带传奇色彩的故事。至于“文革”中，关于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些人颇多微辞，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周恩来有原则性的一面。不错，我们承认，周恩来“文革”中灵活的一面、妥协的一面多了些，可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周恩来以他“文革”中较多的灵活和妥协，换来了最大原则的坚持：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维系。他对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7]1192这里说得很清楚，周恩来坚持的最大原则，是不能让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成功。在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晚年错误的情况下，周恩来以“下地狱”——将自己的名节置之度外的自我牺牲精神，忍辱负重，这足以为“文革”中周恩来的一切“妥协”“退让”作出合乎坚持原则充足理由的解释。
综上所述，“贵和执中”既是周恩来方式的显著特征，也是其基本内涵。
五、“周恩来方式”的意义
这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考察。关于历史方面，冯建辉先生已经有系统的分析：周恩来处理党内斗争的三个特点：一是西方评论家总是喜欢把周恩来描绘成一个“善于生存”的人，“机智灵活，看风使舵”。这种看法实与周恩来的真实形象大相径庭。所谓的“善于生存”的说法，其出发点都离不开自我。而周恩来最大的特点恰恰在于“无我”。大公无私，襟怀坦荡。周恩来的另一个特点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与王明等人大搞宗派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第三个特点是与人为善，善于团结，这也与王明等人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迥然不同。周恩来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对观点不一致的同志能够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一切从革命的大局利益出发。德国友人王安娜说：“我对周恩来这个人物感受特别深的是，他在评价一个人和判断情况时，并不采取偏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20]421-425
有人用灰色眼光看周恩来，说周恩来“不倒翁”“选票多”。这是一种误解。“调和主义者”周恩来选票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哲理：“在处理党内和领袖内部关系问题上，永远离不开周恩来这样的人物。”[20]425尼克松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毛周合作。如果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毛周合作的最关键因素，其一是毛泽东的英明，其二是周恩来的和合精神及其周恩来方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周恩来的和合精神及其周恩来方式，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
今天，我们当然明白，仅从历史的党建的角度理解周恩来，理解“周恩来方式”，已经远远不够，又是尼克松指出的“周留下来的影响却在现代中国日益占据优势”[6]324。当然这是相对于“左”的影响而说的。在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了周恩来精神、周恩来的价值理念，包括周恩来方式的巨大时代意义。1999年，我在拙作《论周恩来和合精神》一文中说：“当人们在展望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时候，禁不住惊诧地发现，时代在呼唤周恩来！周恩来，20世纪的中国伟人，将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伟大先驱！到那时，人们将有两大惊人发现：其一，中国将偕同以和合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东方文化走向世界；其二，数百年来西方文化东渐的事实将发生重大变化，不仅有西方文化的东渐，而且也将有东方文化的西渐。由此，21世纪的世界文化，才真正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正态交流。”[21]我们已经跨越了一个重斗争性的时代，进入了一个重协调性的时代。周恩来的伟大，在于他超越时空，成为跨越时代的巨人。周恩来，时代楷模，和谐形象代言人；“周恩来方式”，构建和谐社会方法论值得借鉴的理想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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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浩（1942-），男，江苏涟水人，研究员，主要从事哲学、教育、中共党史研究。
（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