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集》所收的五律《张冠道中》、《喜闻捷报》绝非伪作
《毛泽东诗词集》所收的五律《张冠道中》、《喜闻捷报》
绝非伪作
吴正裕
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集》，收入了毛泽东在1947年转战陕北时创作的两首五律《张冠道中》和《喜闻捷报》。由于这两首诗包括另外四首诗，只留存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当年按手稿照录的抄件，所以本集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些诗“是作者写作后可能因忘记或手稿散佚而没有再修订的未定稿”，并给每首诗作尾注说明是“根据抄件刊印”。本集出版以来，陆续有读者和学者或来信或发表文章，对这两首诗涉及的抄件、地名、史实、格律、风格等问题提出质疑，甚至推断为阑入的伪作。笔者因参加了《毛泽东诗词集》的编辑工作，对上述种种质疑特别关注，引起了自己的探究和思考，曾查阅了有关资料，并到陕北作了实地调查。为了澄清事实，对历史负责，我愿发表自己的看法，以证明这两首诗绝非本集阑入的伪作。
“抄件”引发的猜测
对《毛泽东诗词集》中注明“根据抄件刊印”的“抄件”，有些读者和论者提出了种种猜测。
猜测之一，有的读者和论者看到过“文革”中所谓毛泽东诗词的传抄件，因此怀疑这也是“文革”中那种传抄件。应当郑重说明，《毛泽东诗词集》注明的“抄件”，绝非“文革”中那种以讹传讹的辗转传抄件；本集注明“根据抄件刊印”的诗，包括《张冠道中》和《喜闻捷报》共6首，这些诗的抄件都是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提供的。在编辑《毛泽东诗词集》时，我们走访了林克，他说：1962年一次清退毛主席的文件时，发现了毛主席作于1947年的《张冠道中》和一首无题诗（注：指《喜闻捷报》，标题由编者所加）的手稿。由于喜爱毛主席的诗词，就立即抄录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随后又抄到日记本里，在两首诗的前面写上了“毛主席诗”4字。除这两首诗外，其他几首诗也都是根据毛主席手稿抄录下来的。并说，1986年胡乔木主编《毛泽东诗词选》时，他把自己保存的毛泽东诗词的抄件都提供给了胡乔木。当时，我们还请林克就他抄录毛泽东诗词的情况，写了说明材料。值得指出的是，胡乔木知道这些抄件未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过，所以他在为《毛泽东诗词选》写《出版说明》时特地指出：“其中虽可能间或有因作者忘了，未及再看到和考虑修订的”。
猜测之二，有的论者知道毛泽东手书过鲁迅、叶剑英的诗，于是推断是毛泽东手书了他人的诗，抄录者误认为是毛泽东的诗。诚然，毛泽东于1961年曾将鲁迅的无题诗“万家墨面没蒿莱”书赠日本友人；于1965年曾照抄过叶剑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七律·远望》。毛泽东手书现代诗人的诗（不包括书写个别诗句），笔者所见仅此两次。可以说，如果不是他人的好诗，毛泽东是决不会书写的，因此也就谈不上被人误抄。有的论者认为当年在鲁西运河边，有个诗人（曾指出为陈毅）写了《喜闻捷报》诗，毛泽东手书后被人误抄。是否有这种可能呢？毛泽东给陈毅修改过的《五律·西行》一诗已收入陈毅诗集，为何他独自创作又被毛泽东欣赏并手书的诗反倒没有收入诗集呢？
猜测之三，有的论者知道毛泽东曾为陈毅、胡乔木修改过诗词作品，因此怀疑是毛泽东的战友、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诗作或习作，在送毛泽东修改或书写时被人误抄。我们在编辑《毛泽东诗词集》时，曾翻阅过他的战友的诗词集，目的就是以防误收他人作品。在毛泽东的亲属中，我们至今未发现有谁会写旧体诗词。至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仅有胡乔木曾写过旧体诗词。林克提供的毛泽东诗词的抄件，胡乔木在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时曾一一过目，如有他的作品搀杂中间，他为什么不指出呢？他又为什么不收入他的诗词集呢？
几个地名造成的误解
不少论者根据这两首诗提及的地名和地点，断定不是毛泽东所作，是本集误收他人的作品。因此，弄清楚这些地名、地点，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说确是辨别真伪的关键之处。
（一）关于“张冠道中”
在旧体诗词中，标题为“某某道中”，或指去某地的路上，如《杭州道中》：或指由甲地去乙地的路上，如《沪杭道中》。我们在编辑《毛泽东诗词集》时，曾判断《张冠道中》作于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特向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等县的党史办或史志办发信，请他们调查后函告，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在他们县经过的地方，是否有“张冠”的地名，是否有以“张”和“冠”打头的地名，是否有“张冠道”的称谓。他们回信都说没有“张冠”的地名，也没有“张冠道”的说法，而以“张”打头的村名不少，并有“官路”、“官道”的说法，指那些大路。为了答复读者的质疑，笔者和李捷于1998年走访陕北。在子洲县史志办主任张俊谊告诉我们，他参加过榆林地委宣传部组织的《毛主席转战陕北》一书的写作，曾经沿着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足迹走过一次，采访过有关人员，掌握了一些资料。据他判断，《张冠道中》描写的景物，符合毛泽东在1947年4月初的行军状况。为避敌机侦察、扫射和轰炸，毛泽东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在转移到靖边县青阳岔之前，一直是夜行军。宿营子洲县邱家坪时发生了意外事件，警卫部队有一个战士带枪逃跑。他们为了防止意外，立即离开邱家坪。当时陕北春寒料峭，他们沿着淮宁河川西行，道路越来越难走，战马也骑不成，只好摸黑步行，饱尝了行军之苦。就在这时还接到一个情报，说敌人已经到了距他们二三十里路的地方。4月3日拂晓，他们转移至子长县涧峪岔的庄窠坪。陕北人把“庄窠坪”读成并写成“张果坪”。笔者听了觉得这些情况对理解《张冠道中》一诗很有帮助，特别是“庄果”同“张冠”读音相近。就请他再调查一下，写篇考证文章。后来他写了《张冠道考》，明确指出：《张冠道中》“是1947年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陕北高原上行军的实录”。“到庄果坪后，毛泽东和房东郝老汉拉了话，并且问了地名。陕北方言说是‘庄果’，湖南人误听成了‘张冠’。”“张冠道，即庄果道，也即淮宁河道”。现在，我认为这个考证是有道理的，有说服力的。入诗的地名不一定会同实名一字不差，一是诗人向农民问地名，农民未必告诉他如何写，也可能他不识字写不了；二是诗人是南方人，“庄”、“张”二字的读音是不分的，在他看来“庄果”同“张冠”是谐音；三是诗人可能为了协调平仄，并不一定用实名入诗。不用实名入诗，是有例可援的。例如，他在五律《看山》一诗中，因原稿“冷去对美人（指西湖附近的美人峰）”句犯孤平，为了拗救把“美人”改为“佳人”。
（二）关于“恍若塞上行”
有论者提出，诗人如在陕北，本来就是古来惯称的“塞上”了，为何还要说“恍若”呢？他认为这是“地点不合”。笔者认为，这一质疑是由于对《《张冠道中》一诗的尾联“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没有完全理解。诗中的“塞上”不是仅仅指诗人行军的地点，还用了典。尾联是全诗题旨之所在，是写诗人在张冠道上夜行军的所见、所闻、所行、所感，使他联想起了古代边塞诗中的情景，如气候苦寒，环境险恶，军情紧急等，因而使他产生了好像（恍若）在边塞上行军的感受与想像。这首诗的前三联就是写气候苦寒、环境险恶的。首联写清晨行军结束时的情景。颔联、颈联写夜晚行军的情景。有的论者认为全诗都是写白天行军，那是没有道理的，谁见过在何时何地能在白天由“露”而成“霜”再成“冰”的气候变化？这一气候变化完全是写的陕北春夜这个特定地点、特定季节的实景。有的论者认为全诗只写了气候苦寒，也是不对的。诗人通过写夜行昼宿反映了环境的险恶、军情的紧急。转战陕北的初期，不仅有敌军追击和围堵，而且有敌机侦察、扫射和轰炸，中共中央机关转移时为了隐蔽目标、减少伤亡，被迫只得夜行军。因此实写了夜行军，就是虚写了环境和军情。尾联更是着重写军情紧急的，试想如果不是军情有变，形势严重，为什么在张冠道上行军要忽进忽退、徘徊不前呢？尾联的出句与对句是因果关系句，出句写原因，反映了诗人的见闻和行动；对句写结果，反映了诗人的感受和想像。如果“塞上”一词不是主要用的典故，而是仅实指一个地域，就不会产生因边塞诗而引起的那种感受和想像，这一因果关系就讲不清楚，难道仅仅因为气候苦寒就会觉得是在边塞上行军吗？正由于有的论者把“塞上”一词先实指一个地域（指陕北），再提出诗人身处“塞上”（指陕北），说“恍若塞上行”，就不是身处塞上者的口气，于是就认定“张冠道”和这首诗的作者不在陕北，这样自然也就难免产生错误推断了。
（三）关于“步运河上”
一般论者对《喜闻捷报》小序中的“步运河上”，都解释为在运河边散步。但对“运河”的解释，却有截然相反的意见。众所周知，1947年中秋节，毛泽东驻跸陕北神泉堡。因此认定这首诗的作者是毛泽东的论者，把“运河”解释为是陕北佳县一带的古灌渠（据新编的《佳县县志》载，到1948年有引水渠75条），依据是古代曾把运河称为“渠”。笔者原来也曾主张这样解释。另有少数论者认为是毛泽东把佳县的佳芦河或五女河等误认作运河了，但这仅是一种推测。近年来有少数论者提出了新解，把“步运河上”解释为在黄河边散步。如连登岗在《释“步运河上”》一文中说：“‘步运河上’应是‘步运（于）河上’的意思。‘步运’是一个词，义为散步、漫步。”“河上，特指黄河岸边。古人称黄河为‘河’，称黄河边为‘河上’。”（见《东方红诗刊》1999年第2期）又如方磊在《<五律·喜闻捷报>是毛泽东诗作吗？》一文中说：“若把此诗副题中‘中秋步运河上’解为‘中秋在黄河边漫步，是可以的”。（见《党史文汇》2000年第5期）笔者受到这一新解的启发，又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把“步运”看作是一个词，既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又反映了诗人的知识渊博。经查，《汉语大词典》将“步运”解作：“徙步运输。《宋史·刘蒙正传》：‘岭南陆运香药入京……由大庾岭步运至南安军……复由水路输送”。又查，台湾编的《中文大辞典》将“步运”解作：“徒步运行也。”从这两部辞书可知，“步运”就是“徒步运输、运行”的意思。据《汪东兴日记·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记载，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时，在河东的中央后委常运来粮食、草料和其他物品。新近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说：“（1947年）9月，后委向中央纵队送棉衣（包括棉鞋、棉帽）800套，土布1036丈，棉花1470公斤。其他如电台的摇手，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骡马的蹄铁、肚带、鞭梢等，也都根据前方的需要随时运送。”由此可见，诗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在中秋节到黄河边上，不是去散步，而是去参加运输补给品包括过节物品等。
由于对“步运河上”有了新的合理解释，这有助于肯定《喜闻捷报》这首诗的作者是毛泽东。
多年来那些主要根据此诗小序中提到的地点，即“运河”，由于陕北没有运河，认为这提供了此诗不是毛泽东所作的证据。现在对“步运河上”有了新的解释，我想他们会对自己的论据和论点进行新的思考的。
（四）关于“边城”
《喜闻捷报》的尾联曰：“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有的论者提出，毛泽东当时住在神泉堡，此地比蟠龙还靠近长城，不能把蟠龙称为边城。笔者认为，“边城”是与“满宇”相对应的称谓，出句提到了“满宇”，即全国各个解放战争的战场，对句才相应提到了“边城”，即边远地区的小城镇。诗人从这个角度提到“边城”，是非常恰当的。诗人并不是从神泉堡与蟠龙的地理位置角度去提“边城”，所以根本谈不上空间观念错位。当然，提“边城”也可能受自古以来习惯提法的影响。
有的论者提出，毛泽东身在边地，诗中称“边城”，身份不合，语气不符。其实，古代身在边地的著名诗人，他们的边塞诗常有“边城”之类的用语，例如，岑参在武威期间的诗作《河西春暮忆秦中》有“边城细草出”句：张籍在凉州期间的诗作《凉州词》有“边城暮雨雁飞低”句；陆游在剑外嘉州期间的诗作《醉中感怀》有“只今憔悴客边城”句。毛泽东熟读古诗词，他身处古代的塞上之地，自然知道将“边城”之类用语入诗是无妨的。
入诗史实带有诗的特色
五律《喜闻捷报》中的几个史实，几年来有些论者提出了质疑和猜测，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以致据此认定不是毛泽东的作品。但是，那会是谁的作品呢？如果认真研究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主题思想和表现手法，并从承认它是毛泽东诗作的角度出发，我们是不难弄清这些史实的真相的。
要弄清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掌握毛泽东因敌军重点进攻陕北而开始转战陕北后的下列基本情况就可以了。其一，离开了居住长达10年的延安，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其二，同自己的亲人先后离别，儿子毛岸英去了河北，女儿李讷去了山西临县，妻子江青也在中秋节前夕去河东接女儿。其三，蟠龙战役的胜利使这个陕北小镇闻名全国。其四，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使西北战局发生转折，中秋节前夕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开始执行内线作战任务。
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望月怀远，即思念延安的乡亲，思念自己的亲人，思念解放军将士，期盼全国各地的胜利消息。
诗人撷取素材构思这首诗时，绝对不会背离写作背景去表现主题的。此诗颈联“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故里指延安，妻儿指江青和毛岸英、李讷；鸿音绝、信未通，这里或指音信断绝，或指音信未通（“信”不必作“书信”解）。这两句话的写作手法是化实为虚，真正表达的不是信息通不通，而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念之情，是盼望胜利时亲人的团圆。有的论者认为江青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从未离开过。这一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当年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江青曾去河东接李讷，但有两说：一说是在向神泉堡转移时（即在中秋节前）去了河东，一说是在11月中旬去了河东。诗中的这种史实不必说得太死，因为写诗就是写诗，与写日记、写书信、写传记是不完全一样的。曾有论者认为是作者写部队将士的怀乡思亲之情，亦可自成一说。至于有的论者认为故里是指韶山，妻儿还指远在苏联的贺子珍、毛岸青、李敏，我想这决非是这首诗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离开转战陕北的写作背景，诗的取材就太芜杂，主题就太不集中了。
此诗小序中提到的“收复蟠龙”，按常识来理解，是指在中秋节那天或中秋节前夕取得的战斗胜利。有的论者认为是指当年5月的蟠龙战役，但提出的理由既不充足，也不令人信服。身在陕北的人是不可能隔四五个月再去写的。远离陕北的人，如果是我党政军领导人，有电报来往，信息并未受阻，怎么可能隔这样久才写呢？何况蟠龙战役是攻坚作战，打这个战役完全为了断敌人供给，缴获敌人的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并不是为了收复失地，因此当时根本谈不上是“收复蟠龙”。9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开始在岔口、关庄一带追歼胡宗南军队，经过3天战斗，收复了蟠龙、青化砭等6个村镇，迟滞了敌人南进。据推断，在敌人推迟南撤时，又可能占领了蟠龙，直到中秋节时再次收复这个陕北古镇。有的论者认为在全国各战场捷报频传时的统帅，不可能只为“收复蟠龙”这样的小仗讴歌，而不提那些激越人心的大捷。毛泽东曾写过大捷，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也写过小仗，如《西江月·井冈山》。《喜闻捷报》其实谈不上是写小仗，诗中并未写战斗，只是歌颂了收复蟠龙。之所以写蟠龙，一是它的名声大，在陕北有代表性；二是它胜利的消息恰是中秋佳节听到的，诗人正好信手拈来借题抒慨，以表达他转战陕北渡过困难时期的欢快心情；三是诗人用即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写收复蟠龙这一西北野战军执行内线作战任务所取得的小胜利，期盼西北战场以至全国各个战场取得更大的胜利。
格律、风格及其他
《张冠道中》和《喜闻捷报》的体裁定为“五律”，有的论者颇有异议，认为是“五古”。为什么定为五律，这里稍加说明。律诗要求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一联之内平仄相对，二联之间平仄相粘；中间二联要求对仗；押平声韵，一韵到底。从这两首诗的三要素即平仄、对仗、押韵来看，基本符合五律要求。说基本合律，是因为两诗若按律诗的正轨来看，还有不合律之处：《张冠道中》首联、颈联平仄失对，末句犯孤平；《喜闻捷报》颔联平仄失对，颈联与尾联之间平仄失粘；两诗押韵从宽，按传统说法是“出韵”。
有些论者鉴于毛泽东手定发表的诗词严守格律，又鉴于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过“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由此推断这两首诗不是毛泽东的作品。
笔者认为应对这两首诗的格律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作出符合两诗实际情况的说明。首先，两诗可能是毛泽东的即兴之作，随兴走笔，无暇在协调平仄上下功夫；加之是未定稿，没有反复推敲修改，存在不完全合律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毛泽东虽然熟谙格律，讲究格律，但并不拘守格律。在他手定发表的诗词中，就有突破格律的例子，这里不赘述。他逝世后被发表的作品，就拿五律《看山》来说，有多幅手迹，并保存了作者修改审定的抄件，可以看出他曾反复修改过，但是若按律诗的正轨衡量，它存在“失粘”和“出韵”的毛病；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它是对格律的一个突破。再次，不要因这两首诗存在“失对”、“失粘”和“出韵”，就加以贬低。著名学者王力说：“‘失对’、‘失粘’的‘失’字是后代的诗人说出来的，‘失’是不合格意思，而唐人并不把不对不粘的情形认为这样严重，因此，有些诗论家并不叫做‘失对’、‘失粘’，只称为‘对’、‘拗粘’。”①[①见《汉语诗律学》，第113页。]他说有一种古风式的律诗，“这种律诗，字数和普通律诗相同，对仗的规矩也和普通律诗相同，只是句子的平仄不依照或不完全依照律诗的格式，粘对也不完全合律”②[②见《汉语诗律学》，第452页。]；“后来也有一些诗人有意识地写一些古风式的律诗”③[③见《诗词格律》，第36页。]。王力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毛泽东的这两首诗，可以称之为古风式的律诗。至于用韵，自宋以后，越来越宽，以方音为韵也屡见不鲜。毛泽东的这两首诗正是用湖南方音押韵，虽非正格，却是可行的。
笔者发现，同这两首诗的押韵情况一样，毛泽东还有5首诗词是用湖南方音押韵的，这是证明这两首诗为毛泽东作品的重要依据。为了详细地说明问题，现根据发表和刊印情况分别叙述如下。第一，作者手定发表的2首，其中，《西江月·井冈山》的韵脚上阕为“闻、重、动”，下阕为“城、隆、遁”，按词韵，“闻”属六部平声文韵，“重”属一部平声冬韵，“动”属一部仄声董韵，“城”属十一部平声庚韵，“隆”属一部平声东韵，“遁”属六部仄声阮（半）韵；《清平乐·会昌》的韵脚下阕为“峰、溟、葱”，按词韵，“峰”属一部平声冬韵，“溟”属十一部平声青韵，“葱”属一部平声东韵。第二，根据作者手迹刊印的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的韵脚上阕为“城、新、人”，下阕为“兵、东、军”，按词韵，“城、兵”属十一部平声庚韵，“新、人”属六部平声真韵，“东”属一部平声东韵，“军”属六部平声文韵。第三，根据作者修改审定的抄件刊印的2首，其中，《西江月·秋收起义》没有按律押韵，依湖南方音用“进”、“动”两字隔阕押韵，按词韵，“进”属六部仄声震韵，“动”属一部仄声董韵；《五律·看山》的韵脚为“峰、空、风、人、鹰”，按诗韵，“峰”属上平声冬韵，“空、风”属上平声东韵，“人”属上平声真韵，“鹰”属下平声蒸韵。第四，根据抄件刊印的2首，其中，《五律·张冠道中》的韵脚为“风、惊、冰、行”，按诗韵，“风”属上平声东韵，“惊、行”属下平声庚韵，“冰”属下平声蒸韵；《五律·喜闻捷报》的韵脚为“穹、生、通、城”，按诗韵，“穹、通”属上平声东韵，“生、城”属下平声庚韵。此外，毛泽东为陈毅修改的《五律·西行》，也是用湖南方音押韵的，此诗的韵脚为“空、通、葱、朋”，按诗韵，“空、通、葱”属上平声东韵，“朋”属下平声蒸韵。我们从列举的每首诗词用韵情况看到，以诗韵、词韵按之，有些韵并不通押，是以方音取押。
总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创作诗词用韵有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就是有时用湖南方音押韵。造成他这个用韵习惯的原因，据分析主要是湖南方言中没有韵母是ong及iong的语音。
《张冠道中》和《喜闻捷报》的用韵情况，用毛泽东的用韵习惯如此相似乃尔，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我党我军善长旧体诗词的诗人并不很多，笔者特地翻阅过他们的诗词集，没有发现有毛泽东这样的用韵特点。这使我更坚信这两首诗是毛泽东的作品。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前期创作的《张冠道中》和《喜闻捷报》，是两首体裁相同、风格相近的“马背诗”。前者写露重霜凝、征马嘶鸣、夜行晓宿的塞上夜行军。后者写秋风暮色、望月怀远、期盼捷报的战地度佳节，两首诗构思精当，语言明快，意境古朴高远，格调苍凉雄浑，带有浓重的边塞诗韵味，风格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
《张冠道中》反映诗人转战陕北初期的经历和襟怀。当时我军处于防御作战阶段，强敌压境，形势危重，天上有敌机骚扰，地上有敌军围堵，被迫只能夜行军。此诗用写实手法描绘了陕北春寒料峭之时的夜晚行军图景。一个个画面仿佛是一个个电影镜头，使人觉得是在观看风光短片。构思的精致，使读者体味到全诗含蓄不露的诗味。首联勾画的朝雾漫天，北风呼号，战马长鸣，是陕北春晨宿营时的真实写照。读了首联和颔联，读者会从气象的反差上感悟到这是一种倒叙法，首联写行军的结束，颔联才是写行军的开始，这就给读者暗示是夜行军，透露了诗人一时的无奈和郁闷的心情。“露湿尘难染”，这反映了陕北黄土高原春夜高寒、尘土厚重的特征。“霜笼鸦不惊”，此句反映诗人有透彻的洞察力，同古人的“月黑雁飞高”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把乌鸦夜飞的习性写活了。细心的人们知道，乌鸦同大雁一样在月黑之夜飞行，因害怕碰撞地物而高飞或惊叫，只有在月明或霜笼之夜飞行才不惊叫。颈联既写景又写人，既写了环境的艰险和苦寒，又写了军人的坚强气概，虽是诗人信手拈来之句，却写景写人十分形象而生动。尾联写行军因敌情严重而徘徊不前，身处塞上的诗人由此联想起古代边塞行军征战的艰难困苦，回忆起边塞诗人的歌吟及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这个结尾有画龙点睛之妙，诗人行军所感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空间。
《喜闻捷报》反映诗人转战陕北后期对收复失地的欣喜和对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期盼。当时他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关注着全国每一个战场的战况。当他在中秋佳节得知收复蟠龙古镇时，喜不自禁，吟成这首五律。首联“秋风度河上，大野人苍穹”，描绘了黄河两岸秦晋高原的仲秋晚景。使人联想起古代边塞诗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颔联写送信人（可能是骑兵通信员）带来的收复蟠龙的胜利消息，使诗人增添了欢度中秋佳节的兴致，在举头望明月时，当然会想起唐代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名句。颈联由颔联自然而然地引出，这虽然是一般人的思念之情，却算不上是什么儿女情长，诗人也不可能超凡脱俗，这是在战争环境里真实感情的流露，同时也表达了诗人身边战士的怀乡思亲之情。尾联“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这是全诗题旨所在，使诗的主题和意境得到了升华。诗人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员，他频频翘望的是全国各个战场的胜利消息，收复蟠龙的捷报只不过是取得西北以至全国更大胜利的象征而已。
总之，这两首诗如何评价，完全可以见仁见智，但我不同意说什么品位太低。从两诗的谋篇布局、句琢字炼、写景抒情来看，作者有着深厚的写作旧体诗词的功底，可以论定是毛泽东。虽然这不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上乘之作，却也不失为是两首好诗。
至于《张冠道中》的景物描写，有的论者认为与“季节不合”，说“陕北的3月下旬虽然气温还不高，但也已是初春天气，没有那么严寒”。笔者认为，这首诗作于1947年4月初，那时毛泽东正转战于陕北子洲、子长县境内。据1993年出版的《子洲县志》记载：本县春季多风，盛行偏北风；晚霜终于5月28日；春季温度很不稳定，西伯利亚极地干冷气团仍不断南下侵袭，4月下旬亦可聚然下雪。我们曾走访过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高智，他说，《张冠道中》描写的景物，同他当年转战陕北初期看到的完全一样，军衣冰冻似铁，人的须眉变白。他曾在《东方红诗刊》1997年第4期发表的《读五律<张冠道中>》的文章中说：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此后的近20天里，为避敌诱敌，多在晚上和清晨行军。这时的陕北，仍较寒冷，西北风一刮，昼夜温差很大，有时可达零度，一些深山背阴处还有结冰，早晚常有霜露浓雾”。
《张冠道中》一诗的景物描写，有力地证明了此诗为转战陕北的毛泽东所作。诗中写春天的早晨有雾，夜晚开始有露，夜深有浓霜，须眉结冰，这是陕北春天昼夜间特有的气象变化。地处暖温带半湿润的地区，昼夜之间不可能出现这种气象特征。因此，有的论者提出此诗的作者或是在中原地区，或是在鲁西、冀南地区，依据都是不足的，因为那些地方昼夜间不可能看到这种独特景象。
（来源：《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第二辑200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