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世纪：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面对新世纪：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吴正裕孙东升
在我国，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是伴随着毛诗的发表而开展起来的。但是，直到1994年岁末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我国的毛泽东诗词研究才走上有计划、有组织研究的轨道。经历了十年动乱和文学研究的荒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毛诗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会受到改革开放以前那样的政治斗争的局限或其他不利因素的干扰。继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50首诗词的《毛泽东诗词选》以后，199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正副编共67首，展现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整体面貌，其注释也比《毛泽东诗词选》有较多改进，还附录了作者谈自己诗词创作的多篇文稿，因此，这是一部收入毛泽东诗词最多、提供研究资料最丰富的权威版本。《毛泽东诗词集》的出版，为毛泽东诗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使我国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随着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毛泽东诗词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
毛泽东诗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究竟有什么教育功能？围绕着这个话题的思考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研究界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突进和共识。其一，认为毛泽东诗词最集中地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它是中国人民坚毅不拔、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内里跳动着整个民族的脉搏，是我们民族魂的显示。其二，认为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词的楷模，是中国诗词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新的高峰。诗人毛泽东成功地运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反映了现代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新内容，重振了传统诗词的雄风，一改新、旧体对立的局面，而使它们成为诗国花园里盛开的并蒂莲。其三，认为毛泽东诗词是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部恢宏壮丽的史诗，是一部心灵化、审美化了的诗史。它既是诗人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审美关照和内心体验的诗的表述，又是对中国人民改造自身命运、推动历史大变革的伟大历史实践的诗的写照。其四，毛泽东诗词具有丰富的哲理内涵和美学内涵。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光辉思想的艺术表现，堪称人生的教科书。诗人毛泽东通过诗词创作，体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和美学理论，从而使他的诗词具有了独特的美学意蕴、美学风格、美学特征。其五，认为毛泽东诗词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其特别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所反映出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以及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把毛泽东诗词研究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觉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
伴随着这些认识的逐步深化，毛泽东诗词研究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毛泽东诗词的赏析、诠释类著作和论文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赏析类著作，以臧克家和公木撰著的同一书名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为代表，多侧重于诗词背景的说明、诗句的解释、史实的考订、意蕴的开掘、艺术特色的分析、心理体会的介绍等，其印数大、流传广，对毛诗研究的普及和提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毛泽东诗词发表了很多诠释和考证性的文章。这一方面促使对毛泽东每首诗词的理解更趋准确，另方面，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使得研究更为丰富多彩。
同样令我们振奋的是，毛泽东诗词研究近年来呈现了多样化、专题化的态势。这突破了50年代以来毛诗研究以诠释、赏析为主的格局，表露出毛诗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对毛泽东诗词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题化的深入研究。有的从美学角度进行研究，例如，刘汉民撰著的《毛泽东诗词十美》、马连礼主编的《毛泽东诗词美学论》，前者深入阐述了毛泽东诗词的十种美学风格，颇具开拓性意义；后者对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特征，除从总体上提纲挈领地作了精要论述外，又条分缕析地作了详细论列，各具特色，富有新意。又如，李人凡撰著的《鲲鹏之路——毛泽东诗词美学发展论纲》，从诗美层次说、诗美阶段论、诗美发展论、诗美“突围型”、诗美多元体等方面，论述了毛泽东诗美品格的特征、价值等，构想了毛泽东诗词一个比较完整的美学框架，从而深入开掘了毛泽东诗词的美学意蕴。有的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例如，张育仁撰著的《鲲鹏之梦——毛泽东诗化哲学评传》，通过追寻诗人一生的足迹和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从毛泽东诗词中去探究诗人内心世界的轨迹和人格意志的发展脉络，同时，把毛诗提升到“诗化哲学”的高度加以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研究，揭示了毛泽东诗词的哲学内涵。有的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例如，马连礼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史诗论》，把诗和史融为一体进行研究，从“史”的角度揭示毛泽东诗词的精深内容，因而印证了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的“史诗”。又如，萧永义撰著的《毛泽东诗词史话》、陈东林撰著的《毛泽东诗史》，前者从史话角度阐明毛泽东的每首诗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动人故事，史料翔实，持论中肯，可读性较强；后者将诗人的奋斗史同他的诗词溶为一炉，由诗谈史，以史论诗，诗中见史，史中有诗，既是史话，也是诗话，颇具特色。有的从诗词格律角度进行研究。例如，刘金琼撰著的《毛泽东诗词格律研究》等，对毛泽东诗词的平仄、对仗、用韵等诗词格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颇有功力。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毛泽东诗词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有了一个新的大发展。但是，在世纪之交，当我们回顾毛泽东诗词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研究领域中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不良倾向。
第一，对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定位出现了怀疑、贬低的倾向。有的论者对毛泽东的个别词作肆意歪曲和贬损，借以贬低毛泽东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如，有的文章将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与黄兴写于1911年的两阕《蝶恋花》词《哭黄花岗诸烈士》（转眼黄花看发处）和《赠侠少年》（画舸天风吹客去）相比，认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涉抒情，便一往情深，一泻千里，纵笔所至，离题万里”，与黄词相比，“有失诗人简练蕴藉之旨，”其深度与力度“未可同日而语”，且毛诗“从儿女私情出发，从个人得失落笔，升华为游仙之词，降龙伏虎，扯到‘革命’，似觉‘娇情’”，与黄词相比，“二者襟期胸次，判若云泥，词的品位便不同了”。我们不否认黄词有深厚的功力和较强的感染力，但我们不同意对毛词下如此断语。写实固然值得赞颂，展开想象的翅膀，充分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诗人的情感，便是“纵笔所至，离题万里”，便是“矫情”，便是“品位低”了吗？这种断语，其实是不置一驳的。还有的论者，故意歪曲毛泽东诗词，如说《沁园春·雪》有“帝王思想”等，既贬低诗人的人品，又贬低毛词的词品。这是毛泽东诗词研究中的一股暗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诗词是中华诗词史上的一座丰碑。毛泽东诗词不但深受中国人民的热爱，而且走向了世界，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法国汉学界把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研究视为对“当代东方一代诗神的深入探寻”。然而，国内却有一些学者，置毛泽东诗词达到思想和艺术高度统一的成就于不顾，公然抹杀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地位，在“五四”以来中国杰出诗人和优秀诗作的评选中，把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排除在外。如果不是怀有偏见，至少是无知和幼稚。
第二，毛泽东诗词研究中既存在政治庸俗化的倾向，又存在淡化政治、远离政治、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在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一些不够科学的学风依然存在。有的脱离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实际内容，牵强附会地把毛泽东诗词同某些政治事件或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比如，有的说《沁园春·长沙》是“二十世纪的隆中对”，认为如此解析方能更好地“探索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又如，有的评论《七绝·观潮》，生拉硬扯地联系1957年的反右斗争，说“铁马从容杀敌回”的诗句，“充分表现了‘阳谋’实现后胜利者的心境”。有的甚至把每句诗都进行索隐式的探秘，硬同政治背景挂起钩来，等等。这种不切实际的倾向，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阐释方法，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与此相反，目前毛泽东诗词研究中也确实存在一种淡化政治、远离政治和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我们不同意毛诗研究是可以脱离政治、是纯学术性研究的主张。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文艺界出现了一种文艺可以“超越政治”的论调，这是违反创作规律和创作实际的，也是否认文艺的积极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毛泽东及其诗词自然不会例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其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大家知道，中国文学历来有“文以载道”、“诗言志”的传统，同时，诗教是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诗词正体现了这种传统精神。我们认为，毛泽东诗词所体现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中华志、民族魂，以及其中蕴含的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毛泽东诗词的主旋律，是毛泽东诗词反映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毛泽东诗词崇高的思想内涵，和它所具有的诗教特色，正体现于此。研究毛泽东诗词，如果丢掉了这一点，便失去了根本，起码这种研究是不全面、不深刻的。
第三，在毛泽东诗词的所谓全集、全编、足本的出版物中，存在贪多求全、滥收作品的倾向。这些出版物除了收入1996年版《毛泽东诗词集》所收入的67首诗词外，有的多收一二十首，有的竟多收三四十首。这些多收入的诗词，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误收他人的诗词。如收入的《归国谣·话别》（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1937年毛泽东曾将此词书赠女作家丁玲，1992年11月《中国风》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这幅手迹。其实，这首词是毛泽东抄录近代杰出革命家黄兴的词作。又如收入的《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见于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是毛泽东给陈毅修改的诗，并已收入《陈毅诗词选集》。把给陈毅修改的诗也当作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这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又如，把《满江红·庆祝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小丑下台）和《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疏枝立寒窗）这两首词，都当作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收入了“全集”之类的出版物。从现存毛泽东文稿档案知道，这不是毛泽东的作品。
二是收入一些改写他人的诗作。如《七绝·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关）、《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前者是改写日本和尚月性的一首诗，只改动了几个字；后者则是明代诗人李攀龙的《怀明卿》一诗，只将原诗中的“秋风憔悴侍臣颜”戏改为“秋风怒在叛徒颜”。再比如将杜甫《七律·咏怀古迹》其三中的诗句“生长明妃尚有村”改为“生长林彪尚有村”，全篇诗仅仅改了两个字，这能算毛泽东的诗作吗？诚然，这两首诗戏改于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据此认为是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则近乎荒唐了。
三是将一些口歌、打油诗当作毛泽东的诗词作品。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谈到一份公约时曾指出：这个公约“如能编得更押韵，则更容易被群众接受，变为群众的口歌”。毛泽东写的一些四言五言的韵语，有的是口歌，如写于1929年1月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写于1948年的《革命无不胜》。1973年写的“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是一首打油诗。这些韵语都不能算作毛泽东诗词。当然，这里牵涉到一个诗词标准问题。毛泽东曾说过，他的有些诗“诗味不多”，“历来不愿正式发表”，除自谦的因素外，说明毛泽东是很看重诗词的品位的。按照毛泽东的诗论，诗词要有诗味、有诗意、有意境，要用形象思维，要用比兴手法。这些韵语不合格律，缺乏诗味，不能算作旧体诗词作品。
四是将一些根本不是诗的东西也说成是毛泽东的诗。比如1972年《赠尼克松》：“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句子之间毫无逻辑联系，又不押韵，毫无诗味，仅仅依据美国学者特里尔《毛泽东传》的记载，更不用说翻译得如何了。如果这也算作毛泽东的诗词，那必然有损毛泽东诗词的形象。
总的来说，这里涉及到一个毛泽东诗词的定位问题。我们认为，毛泽东诗词是指毛泽东创作的旧体诗词。1957年毛泽东致臧克家等的信中说：“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他生前手定发表的39首，都是旧体诗词。毛泽东逝世以后，由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发表的28首，也都是旧体诗词。为此，凡不是毛泽东创作的旧体诗词，都不宜收入“全集”之类的出版物。出版毛泽东诗词著作集应当抱着严肃的态度，所收诗词作品，决不能为了贪多求全而降低应有的标准，更不能阑入伪作，以讹传讹，贻误读者。
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要迈向新世纪。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当前毛泽东诗词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待进一步开拓。面对新世纪，我们如何把毛泽东诗词研究引向深入？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前景如何？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毛泽东诗词既自成体系、又相对开放，与其他学科相交叉，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艺术境界。研究毛泽东诗词，应当打开思路，开拓研究渠道，开展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比如开展将毛泽东诗词与中国传统诗词、与中国现代新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展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人格魅力、情感世界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社会观、方法论等相结合的研究；开展与其他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董必武以及郭沫若、柳亚子等诗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进行比较研究，等等。在扩大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的基础上，专攻一些重大的研究课题，写出毛泽东诗词研究史、毛泽东的诗人评传、毛泽东的诗歌理论、毛泽东诗词版本考等；或者对毛泽东诗词中的争议点、疑难点组织力量进行专题研究，等等。
同时，我们要把毛泽东诗词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重视起来，对毛泽东诗词既要进行学术专题研究，也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手段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过去，毛泽东诗词通过一些艺术家的朗诵和演唱，几乎家喻户晓。今天，随着现代化、信息化手段的普及，我们更有条件把普及毛泽东诗词的工作做起来。如拍摄一部毛泽东诗词专题片，编写一本适合中学文化程度读者需要的毛泽东诗词的普及本，在适当时机举办一些小型的讲习班、研讨班，举办一些毛泽东诗词的演唱会、朗诵会和书画展等，让毛泽东诗词研究从专家学者和一部分爱好者中走向广大群众，使毛泽东诗词这一人类智慧的结晶充分地为人们所享用，发挥其潜移默化的诗教作用。
毛泽东诗词深受人们的喜爱。对于杜甫、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名篇佳作，我们大都耳熟能详，脱口引用；对于毛泽东诗词，希望未来的中国人同样能经常引用。为此，我们提倡让毛泽东诗词走进大中学校的课堂，使大中学生阅读和欣赏毛泽东诗词。本会各位会员特别是有造诣的专家学者，都要担负起对广大青少年学习毛泽东诗词进行辅导和传授的义务，发挥毛泽东诗词的诗教作用，以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并使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后继有人。
（作者吴正裕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孙东升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该文系他们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载江苏《江海诗词》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