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所做的努力

中共中央、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所做的努力

孙东升

1949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二是筹备建立新中国，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工业化建设作准备。

关于第一件大事——将革命进行到底，人们已经熟知。本文结合本期《党的文献》首次公布的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迎接新中国成立的9份重要文献，着重介绍第二件大事——为筹建新中国所做的巨大努力。

筹备建立新中国，是解放战争在1947年出现重大转折后即预想到的任务。到了1948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建立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更为迫切。其决策发展过程大致是：

1947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审时度势，发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注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的号召。1948年3月20日，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具体设想说：“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②（注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9页。）

随着战场形势的日益明朗，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认为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③（注③：《人民日报》1948年5月2日。）随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部署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工作。

（一）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

“五一口号”发布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全国知名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参与筹划建国大计。百川归海，众星拱北，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各界名流、地方代表在民主基础上共同协商建立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即将承担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九月会议，进一步确认了这项历史任务。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①（注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1949年的17项任务，其中第12项任务就是“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②（注②：《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文献，已经公布很多。本期《党的文献》新发表的文电中，有三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重大任务的历史进程。

第一份文电，是1949年1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欢迎民主人士工作致东北局并转李富春、张闻天电。当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等即将到达沈阳，如何举行欢迎大会，如何确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名单，欢迎会之后如何作新闻报道等等，都需要慎重考虑。由于事关重大，中央非常重视。在刘少奇起草的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周恩来均作了修改。其中要求：在开欢迎会前，须有很好的政治准备，以保证大会上讲演的人能够坚决赞同我党新年献词的基本主张；大会上设法使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章伯钧、蔡廷锴、李德全、马叙伦、彭泽民及其他重要人物均能讲话；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可由新华社记者发表对于他们的访谈。电报中还详细安排了已到达的33位人士的宴会座次。由此可见，中央对这些民主人士的安排多么慎重，工作做得多么周到和细致！

对民主人士的充分尊重和信任，还体现在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各级政府领导班子作合理安排，发挥他们在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比如1949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问题给东北局的复电中，指出39名候选人中“非党人士仅占四人，太少了，应再补充几位党外人士，如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可留若干空额，俟政协会后，可考虑从此间派些民主人士去”。毛泽东还特意加上一句：“此点很重要，应使党外民主人士不少于五分之一，如有四分之一则更好。”③（注③：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1949年8月3日。）

第二份文电，是毛泽东1949年7月31日写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的，指示刘少奇在8月中下旬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其时，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结束，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并定于9月份召开。刘少奇当时作为党内五大书记之一，是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要求他暂停在苏联的访问、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正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电报中提到一些苏联专家的名字，也反映了当时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

第三份文电，是毛泽东1949年8月30日写给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的，电请他和陈明仁将军、仇鳌先生命驾北上，共商国是。这类的文电还有很多，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几封信函等，表明了中共领导人对民主人士的尊重和对协商建国的真诚态度、博大胸怀。

关于新政协会议的来往文电、信函、讲话、报告很多，仅《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就收有周恩来的有关文稿近30篇。这里发表的中央和毛泽东的三份文电，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二）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的一切工作，包括形势的发展变化，似乎都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预先设计有条不紊地进行。1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1949年的任务时，第17项是“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还规定“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①（注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5页。）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如期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向大会作主题报告，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报告中指出的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侵袭；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至今振聋发聩、警示犹存。实践证明，七届二中全会是开国前夕我党召开的一次意义极其重大的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充分准备。

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是毛泽东在胡乔木起草稿的基础上修改定稿的。他亲笔改写了其中的第一段，着重申明“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以及关于以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问题。在文中，加写了“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的重要思想。在文末，还加写了一段“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的论述，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通过这篇新闻稿，再结合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可以发现，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思想，比如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领导城市，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创造条件使中国尽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和毛泽东写于同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

（三）总结经验，学习领导和管理城市

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经验是丰富的，但一旦进入大城市，就会面临很多困难。怎么办？毛泽东向全党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②（注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毛泽东特别重视收集各地经验，多次要求地方负责同志注意调查研究，写成报告，再由中央转发各地参照执行。比如，1949年2月18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要求每五天至七天给他写一次报告，谈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等。

8月24日，彭真就北平开展城乡贸易及恢复发展生产工作，向毛泽东并华北局写了一份约3500字的报告，详细汇报了五、六、七三个月来北平市经济工作概况、城乡贸易、劳资问题与资本家的情绪及生产状况等等。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全文，并在两天后转发给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华中局、西北局，作为研究材料，指出“其中有些经验是各地可以采用的”。还高兴地给彭真回函：“八月二十四日的报告收到阅悉，很高兴。已转各中央局参考。请你将此报告抄一份送给黄敬同志看一下，并请你转告他我希望他写一关于天津情况的报告给我，同时抄给华北局。”

在初进大城市的这一年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发了许多这样的报告。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向实践学习、向专家学习，通过总结经验进行普遍推广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建设事业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此外，关于如何接收国民党政府旧机构，如何留用旧人员、解决其职位和工薪问题，使他们愉快地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共中央也是在吸收平津等地经验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措施的。

（四）其他工作

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共产党除要继续完成与国民党残余、地方土匪武装进行军事斗争的艰巨任务之外，还将面临成为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严峻考验，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国际、外交问题的严峻考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取得他们的经济和技术支援。从1949年初开始，中央多次派刘少奇等高级领导人到苏联学习、取经，谈判援建事宜，协商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并恰当地处理了一些国际纠纷，培养了新中国所需要的外交人才。

这一年里，各主要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陆续建立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了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和长江以南新解放区逐步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等等。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社会等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容应对，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和国都问题等，在讨论中作了发言（参见本期《党的文献》）。具有开国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在起草和定稿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日子。9月27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各兵团发布指示（参见本期《党的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各地应举行盛大热烈的庆祝。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

毛泽东在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说：“中共28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①（注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新中国建设的路还很长，但历史已经证明，党在1949年确实开了一个好头。

〔作者孙东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