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写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出版之际

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写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出版之际

周以谟张宝山马云飞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继《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和《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等系列专集之后编辑出版的又一部刘少奇专题文集。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家和长期处于一线主持全面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留下的众多的文稿，特别是建国前夜和建国后十几年的文稿中，关于经济建设的占有相当的篇幅。这部分珍贵文稿，记录了刘少奇为筹划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大政方针而作出的重要贡献，记录了他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辛勤探索和独到见解，也记录了他对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曲折和失误的深刻反思，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即将出版的《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收入了刘少奇1948年至1965年期间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文稿69篇(其中42篇是首次公开发表)，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刘少奇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思想和实践活动，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刘少奇的经济思想，并通过刘少奇的经济思想这一视角进一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开拓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序幕，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已经拉开。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未来的新中国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正确估量中国经济的现状、国内的经济成分以及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这些问题日益迫切地摆在我们党、尤其是党的主要决策人的面前。刘少奇在1948年及其以后的几年中，对新中国经济方针的筹划和制定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在开卷篇及紧接其后的几篇文稿中，集中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如首次公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1948年9月13日)、《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若干修改》(1948年秋冬)、《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5日)、《新中国的经济政策》(1949年6月4日)、《春耦斋讲话》(1951年7月5日)等著作，对新中国经济的性质、经济构成、发展方向及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了详尽的论述，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刘少奇的思想特色。

《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若干修改》一文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一篇文献。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出，经济建设是个新问题，要弄清楚，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刘少奇的提议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并要刘少奇对经济成分问题作进一步考虑，草拟一个文件，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正在此时，东北局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报送中央审查。这个提纲是当时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的张闻天起草的。提纲送到中央，受到刘少奇的高度重视。刘少奇敏锐地感觉到，东北地区是全国已解放地区的缩影，东北地区的情况也反映了即将解放地区的发展趋向，这个提纲对全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刘少奇先后对该提纲作了两次较大的精心修改。第一次修改在10月间，将原稿删减了近千字，加写了4000多字的内容；第二次修改在12月前后，又重新改写了原稿的部分段落，加写了4000多字，并对第一次修改稿又作了几十处改动，使该提纲由原来的不到10000字增加到15000字。

在刘少奇增改的内容中，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之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经济性质和特点，农村合作社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建设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后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和经济组织，以及在何时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并严格防止“左”的偏向等问题作了具体论述。

毛泽东两次审阅了刘少奇的修改稿。第一次修改后，毛泽东认为“此件修改得很好”，并又作了一处重要修改，同时嘱咐周恩来下发此件时要注明“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此提纲修改稿以“草案”的形式发回东北局并发华北局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以便再作修改后发各解放区实行。第二次修改后毛泽东又作了几处文字修饰。虽然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这篇东西最终未能形成正式文件下发，但它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酝酿形成，对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的起草，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篇珍贵文稿，对我们今天研究刘少奇的经济思想，研究我们党勾划新中国建设蓝图的思路和构想，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央对这个提纲的修改过程历时较长，保存的版本较多，修改稿上中央领导的笔迹又不易辨认，以至多年来出现把经中央批准下发的提纲草案与有关修改稿混为一体；还有的将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误为毛泽东的修改等情况。这次，编者在整理这篇文稿时，上述情况得到了澄清。

刘少奇1949年天津之行，是这一时期又一引人关注的重要活动。1949年春，七届二中全会开过不久，为贯彻全会精神，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去天津指导工作，前后达一个月之久。《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收入的《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答宋棐卿》(附《宋棐卿给刘少奇的信》)、《中国就要进入建设时期》等4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刘少奇在天津所作的一系列讲话的主要思想观点。其中前3篇文章都是首次公开发表的。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个月通过广泛的调查了解，发现党内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存在着“左”的偏向。天津解放已几个月了，有的同志竟然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认为和他们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在原料、市场和税收方面市政府也没有给予必要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火的行动，天津解放一个月就发生对资本家的清算斗争53次。资本家普遍觉得心中没底，感到没有前途，他们怕人说剥削，不敢抓生产，有的抽资外逃，跑到香港。天津私营工厂比重很大，许多工厂不能开工，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针对这些情况，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中，一方面阐发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耐心做资本家的工作；另一方面认真地对干部、工人做教育工作。从建国初期国内的局势和经济状况出发，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斗争又联合，而“今天的重点是联合”，并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联合”。针对不少资本家怕人说剥削，不敢开工生产的心理状态，他在各种场合多次讲到，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他反复强调要防止和反对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偏向，深刻指出，“‘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并通过华北局在全国其他地区作了传达，对全党在接管大城市后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防止对民族资产阶级“左”的偏向的发展和蔓延起了重要作用。

二

历史进入五十年代中期，在党的八大精神指引下，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在各条战线全面展开。刘少奇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十分活跃，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设想。

1955年12月7日至56年3月6日，为准备八大的报告，刘少奇找各部门的负责同志谈话。参加谈话的部门共有三十二个，绝大部分是国务院所属的经济工作部门。

刘少奇在听取汇报中即席发言或插话，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尽管内容比较零散，有些问题点到即止，没有展开，但却包含了不少深刻的思想和见解。例如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尤其是轻工业，要重视本国的传统基础，要保留和发展私营企业和手工业中的好东西的思想；中国情况同苏联不同，学习外国不要单纯学苏联，也要向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并且要从本国的特点出发有选择地学习的思想；要生产一批好的、高级的消费品，用来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望以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要重视科技人员作用的思想；要重视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的思想；要下大力帮助落后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改进技术，提高效率的思想等等，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刘少奇组织的谈话调查和提出的这些思想见解也启发了毛泽东的思路，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参考。

由于刘少奇这次调查的内容较多，同有些部门负责人的谈话记录没能保留下来。我们从有关档案中只选收了《同地方工业部负责人的谈话》、《以消费刺激生产》(同纺织工业部的谈话)、《努力设计和生产新的轻工业品》(同轻工业部的谈话)、《从本国实际出发》(同粮食部的谈话)、《商业工作的若干问题》(同商业部的谈话)、《有关劳动工资问题的一些意见》(同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谈话)、《采用最新技术，加强科学研究》(同邮电部的谈话)等七篇谈话。从这几篇谈话中，刘少奇在这次调查谈话中所提出的独到思想及其指导作用也可窥见一斑。

如果说刘少奇的各部调查还是在领导层中以听取汇报、探讨问题的形式进行的，那么时隔一年之后他的南下五省之行，则是在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形式下展开的。

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我国社会内部新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一些制度上还存在着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也由于领导机关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再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某些事件的影响，我国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政治风波。毛泽东在1957年初的一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了要认真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建议。之后，刘少奇即带领一个调查组，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五省，围绕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历时两个月。在调查过程中，他听取了各地党政负责人的汇报，深入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同工人、农民、干部、学生进行了座谈。在调查中，刘少奇深切感到我国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劳动体制等制度中存在着弊端，萌生了许多改革设想，如关于农村中生产单位、分配单位不宜过大，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灵活性、多样性的设想；关于教育制度要走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道路的设想；劳动制度要临时工、合同工同固定工并存的设想；以及关于物价问题、税收问题、住房问题的改革设想等等。在调查中的多次讲话中，他结合实际问题，阐述了这些改革思想。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中，除选收了已经公开发表过的三篇文章外，又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收了《调整生产关系，办好农业社》、《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国营商业要有灵活性》等五篇讲话。这些文稿，更为全面和具体地体现了刘少奇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思想成果和实践活动。

三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挫折和失误面前，刘少奇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坚韧的探索。从刘少奇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文稿看，尽管他的思路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但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他所阐发的经济观点和改革思想，却显得更为深邃和务实。

《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是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一篇文稿。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是一部专门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专著。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在中央会议上多次号召全党学习这本书，并认为“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无疑，毛泽东已感到经济建设上的失误同我们党理论功底的匮乏是有密切关系的。刘少奇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他于1959年11月，在海南岛组织了有广东省委负责人、海南地区党政负责人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学习小组，并邀请了王学文、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辅导，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认真阅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并召开了多次学习讨论会。

刘少奇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部问题，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分配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工农联盟、工农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划分；从社会主义商品的特征、价值规律的作用到科学技术的提高和经济核算的作用，刘少奇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尽管今天我们对其中有些问题的认识已经前进和发展了，但如此全面系统地阐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论述，在理论界是不多见的。同时，刘少奇在发言中提出的所有权同管理权分离的思想，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流通的思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工作达到和解的思想等等，在今天，对于开阔我们的改革思路仍具有启迪作用。

海南岛读书会之后，刘少奇的发言要点曾由薛暮桥按问题整理出一份书面稿，并在随后李富春在上海组织的读书会和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的读书会上作了传达和印发。从中也可看出刘少奇在海南岛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在党内的影响。

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后，刘少奇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寻找和选择建设道路的新模式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刘少奇深入展开并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改革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他首先抓了我国生产资料管理和流通体制的改革试点。从1962年到1965年，他一方面组织工作组在石家庄、无锡等地进行试点，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实际情况；一方面同国务院、国家经委、物资部的负责人一起对改革的途径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这几年中，他先后8次主持召开物资工作座谈会和专门会议，发表了许多指导性意见。

试办托拉斯，按行业改组工业体系，是刘少奇抓的又一个改革试点。他认为，我国现行的工业体制不仅束缚了企业自身的活力和行业间的协作，而且各部门各地区从局部利益出发，向中央争投资，争项目，重复建设，盲目生产，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组织托拉斯或联合性企业，就可以从行业上把企业组织起来，实行科学的、高效率的管理。他认为，这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组织形式。此后，虽然没有大规模地组织托拉斯，但这种思想是极其可贵的。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和实践，在《对物资工作的几点意见》、《组织专业公司、减少行政干预》等多篇文稿中得到充分反映。这些文稿，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

（来源：《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