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荫明  郭晓燕：邓小平1961年北京顺义调查

邓小平1961年北京顺义调查

谢荫明郭晓燕

1961年4月上旬至5月上旬，邓小平对北京郊区，主要是顺义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是促进了当时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调查，邓小平对如何发展中国农村生产力作了探索，为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提出做了一定的认识上的积累。

顺义调查的起因与背景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建设的实际，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加快所有制的升级过渡；大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所谓“共产主义”；搞主观主义的高指标，大刮“浮夸风”。这些错误的做法给农村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农民温饱不能维持，生产积极性提不高，农业生产持续下滑，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作物产量在1959年全面减少后，1960年再次全面大幅度下降。其中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2.6％，粮食产量比上一年下降1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6页。】，仅14350万吨，为新中国建立后产量最低的一年。更严重的是，由于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农民体质下降，而以人代畜使劳力负担加重，出现了非正常的人口死亡。据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人，人口死亡率达25.4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4.5‰，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惟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第580页。】北京顺义县地处平原，水利设施和机械化条件都比较好，但农业生产也呈下滑之势，1957年亩产粮食284斤，1959年为249斤，1960年则降至247斤。【《邓小平1961年4月在顺义县调研材料》，存北京市顺义区档案馆。】全县粮食总产量不到1.6亿斤，比上一年减少近1200万斤。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不足300斤。全县37个基本核算单位，缺粮的有16个，其中有3个单位从1959年7月下旬就开始借钱买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曲折的前进》，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在这样严重的形势面前，党的高级领导层受到了深切的触动，中共中央为了坚决彻底纠正“共产风”，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5日，中共中央又对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1960年11月1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93页。】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这几年中出现的“共产风”中央有责任，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把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106-1116页。】1月13日他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在同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会后，毛泽东率先行动，直接领导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开展调查研究。3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30年前写的《调查工作》一文。

在这之前的3月13日，毛泽东给在北京主持华北、东北、西北干部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写了一封信，强调各级干部都要重视调查研究，目前要注意了解生产队之间、人与人之间平均主义的问题，特别提出：“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彭真在4月上旬开始了京郊的农村调查。

在毛泽东的号召和率先垂范之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1961年成为中共历史上真正的“调查研究年”。而邓小平北京顺义调查正是这些调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顺义调查的特点与成果

邓小平与彭真这次京郊农村调查，以顺义和怀柔两县为主要对象。调查组分为5个小组，邓小平带两个小组，主要调查顺义县的情况，彭真带着另外3个小组，主要调查怀柔县的情况。与此同时，由北京市委组织的调查和各县（区）委书记、副书记领导的调查工作也同时进行，在京郊农村形成了中央、市委、区县3个层次的调查网。

1961年4月，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的调查历时15天。他在调查时轻车简从，为不打扰地方，平时住在火车客车厢中。随邓小平参加调查的有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委的曹幼民、卓琳、常浦、张大中、廖沫沙等同志。虽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邓小平在顺义时和普通干部一样，顿顿吃的都是“瓜菜代”。河里打上来的水草，煮一煮也摆上了总书记的饭桌。惟一的一次改善伙食，还是经请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原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原顺义县委书记李瑜铭发言，回忆邓小平顺义调研座谈会纪录（2004年4月9日），存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调查时间虽然不长，但体现出了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目的明确，抓重点问题调研。调查工作主要围绕当时调整农村政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如基本核算单位的确定、社员工分口粮的分配、三七开供给制的实行、公共食堂的去留以及农村手工业、家庭副业的开展等。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反复征询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使问题逐渐显露。

二是分级召开座谈会，听取干部和群众对农村政策的意见。邓小平既请县委领导对全县自然状况、合作化、农村各业发展变化以及工作情况作汇报，又分别召开了公社、管理区、大队和小队干部座谈会，听取各层次干部对农村工作的意见和看法。通过多种形式，邓小平分层次、多角度地了解了干部群众对党的农村工作的意见。除召开干部座谈会外，还进行实地调查、入户访问，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

三是带头解放思想，鼓励讲真话、讲实话。刚到顺义时，因为反右、反“右倾”等运动的教训，大部分干部有顾虑，不敢讲真心话，谈到粮食减产的原因时，把“劳力外调多”作为首要原因，邓小平便追问：1959年、1960年劳力外调比1958年少，为什么粮食反倒连续减产呢？看来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力问题，是政策的问题，是瞎指挥、一平二调搞得群众没劲头了，有了劲头地就会种好。邓小平带头讲真话，使干部和群众解放了思想，道出了真情实话。

四是把调查的过程当作解决问题的过程。改变困难村的面貌是调查中邓小平十分重视的问题，他专程对困难落后的顺义芦正卷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当看到这个村沙地多，全村吃水仅靠一口井时，便在随后召开的县委汇报会上，提出由县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钱帮助他们打两眼机井，修上水渠。这样既可以解决吃水问题，还可以发展水浇地，开辟几十亩果园。邓小平指出，类似这样的穷村，要针对其特点，帮助他们自力更生，找门路，增加收入，改变面貌。事后，县委将邓小平的意见加以实施，迅速改变该村的旧貌。顺义县芦正卷村的干部和村民至今谈起此事，对邓小平关心群众疾苦，求真务实的作风仍感触很深。

5月10日，邓小平在京郊顺义、密云县考察回来，当天便和彭真一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调整社队规模、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供给制、“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公共食堂、耕畜和农具的所有制以及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等7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意见。不久，调查组又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向中央及华北局写了6个专题报告，这些报告分别是：《市委关于改变供给制办法的意见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市委关于实行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意见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市委关于超产粮的征购和余粮分配的意见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市委关于发展农村手工业和恢复供销社的意见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市委关于耕畜农具等的所有制问题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市委关于农村食堂问题的调查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随这些报告还附有基层单位的典型材料19件。【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61年），第215-294页。】

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以及随后向中央的报告，汇总了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农村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建议。调查后，以下问题得以明确并很快地得到解决。

1、关于调整社队规模问题。建议缩小社队的规模，让社员“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邓小平来顺义时，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定在大队，每个大队平均540多户，最大的有2559户。由于经营规模过大，社员对基本核算单位内部运行情况不清楚，意见很大。邓小平提出：是不是可以肯定这样一条，核算单位划小，相互熟悉，相互矛盾好解决，产量就上去了。基本是一村一个，小村可以合并。市委常委讨论同意了这个建议，再经彭真与邓小平同意后，立即向各县（区）委部署，对基本核算单位、包产单位做了调整。第一步使基本核算单位由1156个调整为3313个，平均每个单位183户；包产小组由5495个调整为11250个，平均每个小组55户。虽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这种经营规模还是偏大，但毕竟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

2、关于粮食征购、余粮分配、“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问题。强调社员之间在分配上要有差别，建议在两年粮食歉收的情况下，大队、生产队不宜多留余粮，应把大部分粮食分给社员。经过调查了解，邓小平肯定了当时尚有争议的“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超额有奖、减产受罚）、“四固定”（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的责任制，提出要贯彻多收多得多分的原则。他强调口粮分配无论如何不能拉平，社员之间要有差别，这样社员才能放心，才会拼命干。他还再三重申按劳分配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对于征购后的余粮，他提出应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经营集体土地。他赞同顺义县上辇大队的余粮分配方法，这个办法是：40％交国家，把余下来的60％作为100％，其中50％按工分分配，20％作大队机动，10％作小队机动，10％按人口分配，10％作为奖励。

3、关于供给制问题。建议废除一般的普遍的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生活困难户补助实行供给。在调查中，邓小平了解到当时农民的工分值很低，干一天分值只有0.30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地方还在搞“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产、生活资料由集体包干的比例很大。邓小平指出：这样不行，要想办法提高工分值，现在条件不够的可以缩小供给制，或暂时实行只包五保户和补助困难户。在听取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京郊其他地区调查汇报后，得出相似意见，邓小平果断指示：今后农村供给制只补助五保户、困难户。彭真亦表示赞成，并马上布置落实。

4、关于食堂问题。建议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根据社员自愿。顺义调查开始时，不仅干部们谈起公共食堂有顾虑，怕被打成右倾，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也拿不准。他看到干部们座谈时吞吞吐吐，便反复启发要讲实情。当他了解到食堂占的劳动力多，加工粮食又有损耗，还给社员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时，便在座谈会上明确表态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在5月4日听取调查汇报后，他又讲：吃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自愿；吃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不吃食堂都给予便利。并提出采取这样的方针有利于生产和生活。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强调对吃不吃公共食堂尤其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在办不办公共食堂问题上，中央根据各地调查意见，对《农业六十条》作了修改，明确规定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5月18日，市委贯彻中央的精神，按照邓小平和彭真的指示，以北京市委的名义给农村党员发了一封信，说明吃不吃公共食堂要坚持完全自愿的原则，要求各生产队要将此信向所有社员逐字逐句地宣读，由社员自己解决食堂问题。【《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食堂问题给农村党员的信》（1961年5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61年），第293-294页。】这个政策一公布，农村食堂在自愿的原则下全部散伙，群众皆大欢喜。

5、关于耕畜和农具的所有权问题。建议耕畜由归生产大队所有改为归生产队所有。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这种改变可以加强社员对牲畜的爱护，也利于牲畜的繁殖。即使仍归生产大队所有，也应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同时建立饲养者、使役者和生产队共同负责的责任制。

6、关于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问题。建议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支持手工业、家庭副业的生产。邓小平通过考察牛栏山庙会、县城农贸市场，调查社队工业、家庭手工业、副业情况，了解到当时农村市场萧条，手工业、家庭副业生产减少，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和城乡交流，他指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问题，是流通渠道问题。要把手工业、家庭副业恢复起来，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要从组织入手，赶快把供销社建立起来，发挥其组织生产，找原料、找销路的作用。为此，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工作的建议。在手工业人员的报酬上，邓小平提出可以让他们单独核算。要用经济的办法把生产发展起来，只要不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邓小平大胆地提出：社员种自留地有积极性，应予保护。他反问道：自留地种粮食，可以解决口粮问题，还可以养猪和家禽，就不会有浮肿病了，有什么不好？他还肯定了社员种“十边地”【“十边地”指村边、路边、河边、沟边等10种零散的荒地。】的做法，提出种地的社员因此能吃饱饭，国家不用再供应粮食，实际上就是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在密云调查如何加快荒山绿化时，邓小平提出：可以把荒山划一块给社员去经营，搞县、大队、生产队、社员户四级所有。并补充说，划给社员经营的那块儿要长期保持不变。这个意见后来被中央采纳，成为《农业六十条》的第40条：“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社员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划定后也长期不变。”

7、关于农业粮食减产的原因。在调查顺义粮食减产问题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力问题，而是群众生产积极性问题，是干劲问题，也就是政策问题。瞎指挥、一平二调，搞得群众没劲头了。他直接点出政策出了问题，要调整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才是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关键。这样，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为农业政策的调整指出了明确的思路。

由于邓小平在顺义调查时问题抓得准，分析得客观深入，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1961年5月7日、9日先后转发周恩来“关于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的电话记录”和胡乔木“关于农村公共食堂、商业问题和城市有关问题的信”之后，5月13日就邓小平和彭真5月10日的来信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从中央到地方主要领导人开展的这些调研活动，对中央农村政策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61年5月21日至6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一文件吸收了各地的调研成果，取消和纠正了原来的一些规定，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

1962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经过1961年、1962年的调整，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7.9％。【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建设遇到重大挫折的关键时期，由毛泽东直接推动，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代中央领导人和各地党的主要负责人大力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党中央对农村政策及其它政策的调整。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终于渡过了一个极其艰难的险滩。

顺义调查在邓小平思想探索中的地位

顺义调查虽然时间不长，但在邓小平个人经历和思想形成过程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就其经历而言，1961年的顺义农村调查是邓小平1930年在广西领导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1943年出席晋冀鲁豫边区生产动员大会并讲话，解放战争时期挺进中原开辟新区后，比较集中地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问题的一段重要经历。特别是通过这次调查，邓小平直接了解了解放后农村的基层情况，对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农业政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体验，从而丰富了他的相关知识和执政经验。而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无疑是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了解和熟知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这次调查中以及随后提出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1、加深了对中国农村基本状况的认识。邓小平通过调查对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规模、生产形式、机械化的程度、生产的产量和劳动力、劳动组织者的水平和人民的生活状况都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他曾在调查中将当时的农业机械拥有量及使用情况与苏联进行过比较，指出我们的落后和不足。调查中他了解到，当时北京顺义县日工分值高的0.60元到0.70元，低的仅有0.30元左右；社员的年收入也很低，最低时一人全年仅有31元。顺义县地处平原，水利设施和农业机械的条件均属较好，情况尚且如此，条件差的地区可想而知。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提高工分值，缓解人民的贫困状态。顺义调查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1966年的10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138页。】由这点出发，决定了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不能搞平调和“共产风”，不能试图一蹴而就的“大跃进”奇迹出现。他的这些看法是后来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论断的一个因素。

2、明确了生产关系不可超越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顺义调查使邓小平切实感到“一大二公”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起到了阻碍作用，并不是公有制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当基本经济核算单位过大，供给制程度过高时，反而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会要求将基本核算单位划小。调查中了解到社员对自留地、十边地的经营热情，远远超过对集体土地的经营，这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这虽然是针对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发展生产提出的意见，但其中已包含了邓小平认识上的升华，可以看出某些后来农村改革思想的端倪。

3、强调党的政策要符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调查过程中，无论是对基本核算单位的确定，还是缩小供给制的范围、对公共食堂的取舍，邓小平都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对这些问题拿不准时，他多次讲，要由群众去讨论，办法决定于群众；把队干部们的智慧集中起来，总比我们在办公室里想得快、想得全面。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党的政策，在公共食堂去留的问题上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对人民群众实践的重视，对人民利益和意愿的关注，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成为邓小平政治实践和理论创造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这与后来在改革的关键时期邓小平总是着眼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考虑改革开放政策的变与不变，可谓一脉相承。

4、深化了对“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邓小平在顺义调查期间，认真询问了农村“一平二调”、“共产风”、瞎指挥的具体表现，多次讲到是党的政策出了问题，搞得群众没劲头了；瞎指挥费力不讨好。他亲眼目睹了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左”倾错误，造成了农业上的重大损失，使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了更切实的感受。20年后，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1992年到南方视察时，他更明确地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他还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我们犯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因此“左”的倾向是主要危险。而纠“左”有时比反右更困难。

5、顺义调查又一次锻炼和显示了邓小平处理危机、打破困难局面的能力。邓小平在顺义县的调查及其向毛泽东的报告，对结束当时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逐步好转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的那样：“‘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1959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137页。】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农村的调查工作，充分表现了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面临复杂局面时抓住主要矛盾，敢于揭露问题，善于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这是他调查成功的主观因素。这次调查充分表现了邓小平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勇气、智慧和实干品格，是他这种品格的又一次丰富和升华。

1961年北京顺义农村调查只是邓小平丰富政治生涯中的一节，但他留给我们的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启示，却值得我们长久地细细品味。

〔作者谢荫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郭晓燕，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100044〕

（来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