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试办托拉斯

刘少奇与试办托拉斯

吕小蓟

一

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久，在批评党内“左”倾错误倾向时明确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取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么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①列宁没有把托拉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仅仅限定于私有制社会形态，而是把它引入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把它作为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把学习托拉斯的经营管理经验作为获取领导社会主义生产能力的方法之一。这体现了他必须继承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的一贯思想。

刘少奇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上述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多次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采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发展新中国经济的问题。1948年4月，他在同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部分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我们要管理在大城市中的历史悠久的大机器工厂，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将来我们还会碰到更大更复杂的问题，只有好好向资产阶级有经验的人问一问、学一学，做他们的小学生，才能避免盲目性。”②12月，他在军工会议上谈到如何接收工厂、邮局、铁路等部门时，引用列宁的话说明这些机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并指出：托拉斯也不要经过大改就是社会主义。③1949年6月，他在构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时，明确提出：要“按各产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④

当时，刘少奇提出组织托拉斯的出发点主要在于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从而有效地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他认为：托拉斯的经营者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与才能，可以用来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其次，共产党人应当悉心向他们学习，掌握组织大生产的本领，从而担当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再次，托拉斯虽然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产物，但在公有制社会里，只要改变其领导权，在无产阶级的掌握与领导之下，同样可以正常运作，为社会主义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起的经济管理体制，主要是由中央各部集中管理，用行政的办法管理经济。这种管理体制在刚开始进行经济建设时，曾发挥了较好的效用。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这种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出现了集权过多，管得过死，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下降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在1958年采取了下放企业管理权的措施，但很快又出现了分散主义，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此，中央又实行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收回下放的管理权等措施。这些措施在最初一段时期曾有一定的调控效果，但并没有彻底改善经济管理的运行机制。1960年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的规划时，开始感到应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一些调整，在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上进行改革。

在1960年3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天津会议上，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讨论情况时，说：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的道路。⑤3月30日，邓小平在向有关领导干部传达天津会议精神时，又谈到这一问题。他说：中央考虑三年规划时，议过托拉斯的问题，需要在这方面提起大家的注意。过去，少奇同志曾多次讲过，譬如煤和铁，煤有综合利用的问题，铁和煤也有对向运输的问题，如淮南的煤，马鞍山的铁，可以布点搞两个钢铁基地。邓小平这些讲话，反映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共识。

会后不久，刘少奇赴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浙江和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谈到要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组织托拉斯的问题。

1960年4月24日，他在西安听取陕西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技术进步，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势必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改变，劳动组织、生产组织要改变，工资制度要改变。不改，就会妨碍生产、妨碍技术改革，就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5月2日，他在成都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又指出：在搞钢铁、煤和矿石企业设计时，要符合经济核算原则。每一个钢铁基地组成一个托拉斯。他在谈到军工企业问题时提出：为了更好地统一利用军工生产的潜力，可以考虑地方上成立一个军工领导组织，因为军工是各行各业，成立一个够不够？或者成立一个总的，下面设几个分局，搞它一个托拉斯，在保证完成中央任务的条件下，你们也可以充分利用它们的生产力量。

5月26日，他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组织托拉斯，组织综合性公司，或联合性企业，这也是生产关系上的一种改革。如两个厂是邻居，都是全民所有制，过去你是你，我是我，互不往来，变成一个公司就不同了。公司就是按行业为主，以几个大厂加上几个小厂，组成大托拉斯。这些都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解决的好，就会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看出，刘少奇是紧紧围绕着改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以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命题提出组织托拉斯问题的，它比建国前夕的认识深化了。经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刘少奇认识到托拉斯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改善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有效途径。当然，他在这时所认识和设想的组织托拉斯，以改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同于我国在80年代开始的改革，而是带有许多那个时代的特色。这体现了老一辈领导人在那个时代，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与探索，也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与曲折。由于我国这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组织托拉斯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尚未付诸行动。

二

试办托拉斯的工作开始于1963年。这年8月，中央起草了《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明确提出将托拉斯作为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作为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这个文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正式通过和实行。但是，组织托拉斯的问题开始在某些工业部门酝酿试办。

在这一过程中，刘少奇就组织托拉斯的目的、方法，以及托拉斯的性质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

10月21日、23日和24日，刘少奇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着重指出了现行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提出用托拉斯的办法来改革旧的管理体制的问题。刘少奇认为，管理经济应该用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这样，才能符合经济规律，充分调动企业和生产者的积极性；而我们现行的办法是用行政的手段去管理经济，即由各级行政机关行使管理经济的权力，这就造成经济管理上或是“统”得过死，或是分散主义，造成经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他明确地指出：这种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干预经济的办法，连资本主义的办法都不是，“是超经济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⑥为此，他再次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管理垄断企业的经验，提高我们的经营管理水平，并要按行业组织专业公司，减少行政干预。他说：“要组织国内的统一市场，就要组织统一的生产”，而这种统一的生产“由行政机关管，不如由公司管”⑦，即用托拉斯这种经济组织代替行政组织来管理经济，并把各部、省的厅、局由原来的行政机构改为企业组织，以“进一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⑧，并达到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避免和减少官僚主义的目的。

刘少奇初步阐述了托拉斯的组织方法问题。指出，托拉斯应该是行业性的和全国性的；每个行业，全国只设一个总公司，下面设几个分公司；每个分公司负责几个省，并由总公司领导；也可以搞母子公司、中心厂或采取总公司派代表来管理的办法；在这些公司内部还要制定一套企业内部的管理办法。他提出应该将中央各部的一些局改成总公司，如成立汽车总公司、航运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等等。这些公司成立以后，中央各部的职能就可以发生一些转变，从原来的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变为只搞计划、仲裁、综合平衡，如物资局只管仲裁、调剂和储备。由于这时是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背景下提出托拉斯问题的，刘少奇当时曾认为组织托拉斯必须是全国性的，成立地方性的公司是行不通的，但是后来，随着试办工作的进展，他很快就改变了这一看法。

刘少奇这些带有指导性的意见，对试办托拉斯工作的进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年12月，国家经委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就试办托拉斯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征求有关方面同志的意见。12月26日，刘少奇听取了薄一波、余秋里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并就如何组织托拉斯的问题再次作了指示。

首先，他进一步论述了用托拉斯的办法改革旧的管理体制，改善上层建筑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过去都是行政机关管工厂，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实践证明这种办法不行，应该把这些行政机关统统改成公司。他说：“由公司来管，同由部来管，观念就不一样。”⑨组织托拉斯，把中央各部的一些局改成公司，是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企业，它将使经济管理体制发生变革，并由此推动上层建筑也发生变革。实行托拉斯的办法以后，中央各部的工作内容将由直接管理工厂变为管计划、平衡、检查、仲裁、监督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再直接管理生产，这使得部的职能由具体管理转向宏观调控，使之更趋合理，从而使我国的上层建筑向着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方向转变。

其次，阐述了托拉斯与地方关系的问题。他针对有些同志担心组织托拉斯会与地方产生矛盾的顾虑，指出：“要考虑我们是个大国，将来工厂越来越多，究竟怎么管理对国家有利。要撇开个人主义、地方主义、行业主义。什么“地方不方便”，‘利润分成’，‘产品分成’，‘谁大谁小’，‘谁说了算’，等等，不在考虑之列。这些问题，放在分配制度、财政制度中研究”。⑩他还指出，在组织托拉斯以后，地方仍应保留一定的工业，包括原材料工业，为地方服务的小工业、手工业、地方煤矿和其他工厂等，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组织全国性的专业公司的同时，也要考虑和照顾到地方的发展与需要；另一方面，托拉斯不可能把所有的工业企业都囊括进去。他主张对托拉斯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要好好讨论研究，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再次，他提出组织托拉斯应即搞生产也搞销售的问题。他例举国外托拉斯的经验，主张我国在试办托拉斯时也应采取这一办法。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生产者在市场上和消费者直接接触，另一方面可以使工业和商业在生产经营上相融合，从而使工、商双方避免单纯的生产观点和商业观点，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1964年1月7日，薄一波等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谈到改善工业企业管理，建立托拉斯问题时，刘少奇再次系统地重申了他的前述意见。毛泽东表示赞成，说：“目前这种按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11）

2月26日，煤炭工业部党组向国家经委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关于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组织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根据少奇同志关于组织托拉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的指示，今年我们准备首先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进行试点，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报告提出华东煤炭工业公司将建设以徐州为中心的生产规模8000万吨左右的煤炭基地。报告还提出由该公司直接领导在华东地区的部直属煤矿企业、煤田地质勘探、矿井设计、基本建设部门和兖州机厂，而公司本身则由煤炭工业部和华东局双重领导。4月30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样，我国试办托拉斯的第一个试点企业，在刘少奇的关怀下成立了。

随后，国家经委根据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于1964年7月17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8月17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这个报告下发有关部门参照执行。报告指出：“根据中央和少奇同志关于试办托拉斯的指示，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对试办托拉斯的问题进行了酝酿。半年来，我们会同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进行了多次研究，有一些部已经提出了试办行业性的托拉斯的方案，有些省、市也准备试办地区性的托拉斯。现在，应当尽快地从酝酿规划阶段，进入试办阶段。”报告接着分析了当时我国工业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端，阐述了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决策的意义，规定了托拉斯试点企业的组织形式，并提出了第一批12个试点单位的名单。

于是，全国范围内试办托拉斯的工作正式开始。

三

试办托拉斯工作开始后，刘少奇继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指导。

1964年9月25日，他在听取薄一波等人汇报时，又对试办托拉斯的工作作了指示。首先，他阐述了托拉斯的性质问题。他对比资本主义的托拉斯组织，指出它们在原材料、市场等方面实行垄断和竞争，它们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是唯利是图；而我们组织托拉斯则不同于它们，没有这些问题，我们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国防服务，因此我们就能发动群众，共同来办好托拉斯。

其次，他提出监督托拉斯的问题。基于我国已经实行了十几年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体制，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为了防止出现把托拉斯办成新的官僚行政机关，他提出要监督托拉斯，托拉斯本身也要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指出，一方面中央各部要转变工作职能，行使监督托拉斯的职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绝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来办托拉斯，对托拉斯必须实行经济管理和技术管理，沿用旧的方法，将使试办托拉斯的工作失去意义。

再次，他进一步论述了关于用托拉斯的办法改革旧的管理体制，改革上层建筑的思想。他指出，托拉斯成立起来以后，由于实行了新的经济管理方法，将不仅提高产品的质量与数量，改善部的职能，也将产生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并培养出一批新的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将成为政府中的干部，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这样，刘少奇就把通过组织托拉斯来改革上层建筑的范围，从改善中央各部的工作职能和工作内容，扩展到培养新的政府工作人员，从而使上层建筑的改革更全面、更深刻。

他还再次阐述了托拉斯实行供、产、销一体化的问题。他从托拉斯自身的特点阐述这一问题，指出：托拉斯这种经济组织的“巧”处就在于搞供、产、销的垄断，“就是我管起来，你不能管”，这种垄断在我们国家将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就是说，实行托拉斯这种组织形式就应该搞供、产、销一体化，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托拉斯了。

刘少奇的讲话对刚刚开展起来的托拉斯试点工作起了促进和指导作用。

托拉斯试点单位由于打破了旧的按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模式，实行了新的管理体制，虽然时间不长，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烟草公司成立后，对全国的烟厂进行了调整缩减，烟厂数减少了40%，职工人数减少了1/4，但卷烟的综合生产能力却提高了17%，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5%，卷烟的加工费用降低了20%，税利增加了45%，质量也有显著提高，其中甲级烟的产量增加1倍以上。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组建以后，不到1年的时间，开始扭转连续4年的亏损局面，到1965年第1季度盈利500万元，其下属的地质勘探、基建安装等公司，也加快了建设进度，节省了投资。

1964年10月15日，轻工业部党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烟草工业托拉斯一年来试办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总结了实行托拉斯办法以来的情况。报告认为，“从烟草工业试办托拉斯的初步经验来看，实行托拉斯是我国十几年来工业管理体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改革工业管理的一项重大的革命措施。”11月23日，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

当然，试办托拉斯的工作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既充满了勃勃生机，也还带有不成熟之处，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更多的原因是在于这些托拉斯是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在贯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方针的大前提下组建的；这时，它们的自身机制尚未成熟，同各方面的关系也未理顺，仍实行旧体制的地方和单位在责、权、利等方面无法与其相匹配。由于这些问题，也造成了某些试点单位生产品种减少，供应量下降等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它并不表明这种管理体制不适合于中国，它已经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只是还需要在实践中改进和完善。

1965年5月10日至6月7日，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改善托拉斯试点工作，国家经委党组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座谈会。会上反映了试办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举办全国与跨地区性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托拉斯同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等。（12）这些矛盾的实质就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原则与市场经济的管理方法无法统一。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老一辈领导人不可能从扬弃计划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是在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并为之艰辛探索的。

6月1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听取了座谈会领导小组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针对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指出，解决试办工作中问题的原则是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其合理性，”（13）在此基础上，解决托拉斯的核算单位和与地方的矛盾等问题。为了妥善解决托拉斯在责、权、利方面的矛盾，刘少奇从托拉斯的组织形式入手，进行了探索，提出托拉斯可以有三种组织形式：“一种是人权、财权、物权全部统，工厂全部收；另一种是只统一计划、价格、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第三种是只管计划、安排任务、交流经验。”（14）他认为这三种形式应该并存，只一种不行，最主要的是统起来。这样，对全局来说，托拉斯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从而减少和避免一些矛盾的产生。显然，刘少奇对托拉斯的组织形式的认识，经过实践，更深化了。

刘少奇还提出：托拉斯也可以有竞争。他说“有同志讲，办了全国统一的托拉斯，没有对立面了，不能竞赛了。有些分公司给它一定的独立性，分公司之间，不就可以竞赛了嘛！”（15）刘少奇这一思想，给托拉斯试点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试办工作的进展，它将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竞争机制，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托拉斯应实行工商一体化是刘少奇关于托拉斯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多次提出托拉斯要包括商业。在当时我国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产销脱节，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同时，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也有利于加速资金和商品的流转，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他的这一设想给托拉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并在我国80年代的改革中得到了证实。

刘少奇的这次讲话为座谈会所接受。如他关于托拉斯由谁来办、关于托拉斯要适当划分公司、分公司和厂矿三级的管理权限等思想观点，在《会议纪要》中都得到了反映。

座谈会后，试办托拉斯的工作继续进行。1966年2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复六机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等部门“关于在上海成立造船工业托拉斯的报告”，同意成立上海船舶工业公司。不久，“文革”开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试办托拉斯成了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于是，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在“文革”的冲击下夭折了。

回顾我国试办托拉斯的历史过程，我们感到它是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次有意义的试验，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这一改革实践中，刘少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许多在今天仍然闪烁光辉的重要思想，如他关于必须用托拉斯改革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并进而改革上层建筑的思想、关于监督托拉斯的思想、关于托拉斯的组织形式的思想、关于托拉斯应实行工商一体化的思想以及托拉斯应有竞争的思想等等。它们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是我国改革理论的思想先驱，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同时，回顾这段历史，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555页。

②《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318页。

③刘少奇在军工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2月24日。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9页。

⑤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28页。

⑦⑧同上书，第527页。

⑨⑩同上书，第529页。

（11）《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12）《薄一波文选（1937——1992年）》，第319页。

（13）《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73页。

（14）（15）同上书，第474页。

《刘少奇与新中国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