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重要历史关头的哲学思维

陈云在重要历史关头的哲学思维

杨明伟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i]中华民族正是这样一个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传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开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道路，而且形成了指导实践的几大科学理论成果。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立党之本。高度重视学习和运用哲学，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她的一大政治优势。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十分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哲学，要善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在这一领袖群体中，陈云这方面的特点尤其突出。从延安时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每遇重要关头，陈云总要提倡领导干部学习哲学。研究和梳理陈云的这种哲学思维，对提高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陈云从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上得到终身启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陈云从莫斯科回国，并在新疆工作了几个月后，于1937年11月到达延安。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形势的严峻时期。中共领导集体如何提升自身的认识水平、领导水平和指导全面抗战的能力，成为决定抗战形势发展和能否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一个关键。在次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到延安后，毛泽东与他作了三次长谈。在第一次谈话中，陈云表示自己过去由于经验少，曾犯过错误。毛泽东说问题不在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犯错误的原因在于思想方法不对头，是思想方法问题。因此，毛泽东建议陈云学习哲学，不仅自己学，而且要组织学习小组，并给他们派去了教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及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要求，1938年11月，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组内成员有十余人，另有旁听的干部三十余人，重点学习哲学。中组部学习组每天上午9点以前为自学时间，每周集体讨论一次。当时，中共中央还组织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由毛泽东担任组长（会长），陈云担任副组长（副会长），参加研究会的有延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四五十人，研究会就设在中央组织部。主要学习孔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陈云的这个学习小组，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重点学习了哲学。学习一直坚持到1942年，由于坚持得好，被评为中央机关的模范学习小组。”[ii]

在延安期间，陈云有一段身体不大好，他索性利用休养时间，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毛泽东的著作和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认真研读了一遍。在这种研读中，陈云体会到了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经过认真思考，陈云逐渐总结出了15个字的体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可以说始终伴随陈云，对他一生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的思想和行为，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陈云在延安时期提倡学习哲学这件事，在许多老同志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95年，王鹤寿在《沉痛悼念陈云同志》一文中还提到的“50多年前陈云同志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几件事”，其中“第一件事是：陈云同志组织大家学哲学”。王鹤寿说：“陈云同志经常提起毛主席提示他学哲学的事，并说在延安那一段学习，得益很大。这在他实事求是、辩证地处理问题和其领导工作中，是大家都深切体会到的。”延安时期参与学习组学习的宋平，在陈云去世后也曾以“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为题回忆起陈云身体力行学哲学的事。他说：“陈云同志带的那个组，从1938年起，学习活动坚持了5年。我听陈云同志谈过，在延安那段学习对他帮助很大，自从学习哲学以后，讲话做事才有了唯物论、辩证法，可以说终身受用。”

宋平还说：“几十年来，特别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陈云同志总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他建议党的高级干部带头学哲学，把它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改革开放时期与陈云接触较多的江泽民同志也特别提到这件事：陈云同志“多次回忆延安时期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学习哲学的情形，认为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上才能真正提高，工作上才能不犯大的错误”。[iii]

通过延安时期学习，哲学思维已经深入陈云的脑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时刻，陈云更加强调哲学思维的重要性。1947年2月，在中国革命大决战的前夕，陈云在指导辽东分局的工作时，明确提出“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的课题。陈云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哲学思维。他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不合乎实际。所以难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iv]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受毛泽东的影响，以陈云为代表的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在学哲学和用哲学的基础上，养成了哲学思维的习惯，这对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破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而进一步破除在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正确地领导和指导革命工作，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陈云曾对夫人于若木和北京医院的吴蔚然等人感慨地说过：“毛主席说过，我们共产党内能有100多到200人真正学通了哲学，那么我们能够打败帝国主义。毛主席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我们党培养了一代人。”“一批老同志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准备了人才。”[v]由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了科学思想的武装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逐步达到成熟，这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的坚实的基础。而对陈云个人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哲学思维的养成，也使他“终身受用”。

（二）新中国建设时期，陈云的哲学思维能力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成为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于刚刚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财经战线可以说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人们仍处在为新中国成立而欢欣鼓舞的中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财经工作领导人面前的，却是一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一个零分。有人怀疑，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在蓄意破坏，……严峻的经验考验，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难关面前。解决经济建设的难题，并不比解决军事和政治难题轻松！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陈云表现出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的哲学思维，既实事求是，又辩证思考。1953年，面对新中国粮食紧缺，“不少地方已开始发生混乱”，“东北灾情很重”，“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粮食“收进的少，销售的多”，粮食收购和销售存在着87亿至117亿斤的差额等严重局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八个方案，并经过反复比较和选择，最后选择“统购统销”的方法，做出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策。1956年，针对“三大改造”后对私改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意见，并在当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进一步提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主张在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主体下，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计划生产的主体下，有一定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国家市场的主体下，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些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每遇历史曲折，陈云总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哲学，强调哲学思维对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比如，在经历了1956年经济建设上的冒进后，他提出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理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vi]还说：“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1957年，他又发表《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一文[vii]，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出现的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市场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矛盾的系列办法，强调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综合平衡理论的重要性。又如，经过“大跃进”的失误后，陈云进一步总结我党的建设经验，他在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再次强调必须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推荐党的干部采取“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正因为陈云在经济建设中头脑比较清醒，既有求实的风格，又善于辩证思考，所以毛泽东在“大跃进”后重新考虑让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时，曾对王任重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viii]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ix]陈云通过调查研究以达到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最为推崇陈云的，也是他的哲学思维，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推荐陈云为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时对陈云所做的评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说：“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x]毛泽东所赞赏的“有眼光”，“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正是陈云长期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哲学的思维和求实的风格，使成就为一个既目光远大又实事求是，既有战略思考和有战术方法的大政治家。

（三）改革开放初期，陈云提倡中央带头学习哲学

粉碎“四人帮”前后，陈云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一道，发挥了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重要作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后，为了从思想上肃清林彪、“四人帮”散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流毒，重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陈云再次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倡导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作风。

在党内提倡学习哲学，除了毛泽东外，陈云是最积极和以身作则的一位。林彪事件后，陈云于1972年由南昌回到北京，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在严峻的党内和国内形势下，陈云意识到哲学思维极端重要性。他首先在自己的家庭里发起了学习哲学的活动，给自己拟订了一个学习计划，并邀请夫人于若木和在北京的子女、亲戚一起学习。他给这个“家庭学习小组”规定的学习书目主要是《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学习方法是分头自学和集中讨论相结合。这样的哲学思维和哲学素养的培养训练，为他们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必须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强调，要树立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xi]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主持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何在总结历史经验，统一认识，解放思想，从而把思想和行动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上来，这是全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81年3月24日，陈云在与邓小平谈到《决议》稿的修改时，着重提出：“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xii]同月，他又在与邓力群的谈话中指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陈云还强调：“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xiii]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对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时，专门讲了陈云提倡学习哲学的意见，他说：“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邓小平还说：“陈云同志讲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xiv]

正如邓小平所说，陈云所提倡的全党学习哲学，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从而为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准备思想理论武器。

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陈云有关哲学思想和理论思维方面的武装，随时都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例如，在这一时期，重新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并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工作任务非常繁重，身边的工作人员跟着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对学习哲学一事仍抓得很紧。他多次对秘书强调学好哲学的重要性，他说：“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为了打消身边工作人员担心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学习哲学会耽误工作的顾虑，他耐心地解释说：“耽误一点事情不要紧，文件漏掉一点也不要紧，以后还可以补嘛。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必须学好哲学。”[xv]又如，在审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中，陈云强调要把这件事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站在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考虑，稳妥地解决相关问题。他提出，要对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处理上有所区别，林彪集团的人大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战功，处理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给予适当照顾。陈云的许多意见，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这对彻底结束“文革”这段历史，把人们思想统一到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上来，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再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党全国人民都面临如何既要把经济搞活，又要维护经济、社会和法律秩序的有序性的矛盾。这个问题最明显地体现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为此，陈云专门写作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与中央领导同志和熟悉人交换意见，其中批评道：“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一是市场经济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在与黄克诚等人的交谈中，他又进一步提出：“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不一定一个省就是一个‘笼子’，‘笼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xvi]陈云的这一思想，有利于党内在经济工作中防止认识的片面性和绝对性，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毫无疑问，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和方法，完全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既完完全全地实事求是，又充满了辩证思维。

（四）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陈云强调领导干部身负重任，更要学习哲学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向甚至错误倾向。其中有些东西是客观使然，而有些东西却是主观造成。1986年末、1987年初，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致使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给党的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再次提出学习哲学的重要性。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出现以后，陈云多次与有关领导同志谈要加强学习哲学的问题。据宋平后来回忆：“1987年初，中央调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陈云同志特意送我两本哲学书，叮嘱我好好学习哲学。”宋平说的这种情况，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也遇到过，尤其是一些新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同志。

面对改革开放深化的新形势，陈云认为，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为此，他建议，首先应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诸同志抓起，提倡大家都来学习哲学。

1987年7月17日上午，陈云专门约当时的中央负责人作了一次长谈，谈话的中心就是“你们现在身负重任和要学习哲学这两个问题”。这次谈话，更加体现出陈云在历史重要关头的哲学思维。他说：“为什么我把你们的担子看得这么重？因为，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特别强调：“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由此看出，在陈云的认识和体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和哲学思维，是搞好党和国家工作的“最要紧”的必要条件。陈云不仅自己养成了哲学的思维习惯，而且要求党的高层领导同志要养成这种思维习惯。

十三大前后，为提高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素养和理论水平，陈云自费买了若干套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读本（包括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别送给一些领导同志。他对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提出过学习哲学的建议。1987年12月18日，陈云约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话，强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不讲唯物辩证法，不弄通哲学，就会犯错误。陈云在谈话中讲到自己长期坚持的思想方法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通过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使自己的认识全面一些”。他再次对新的中央领导人提出希望：“要学哲学，学了哲学，脑袋会更加灵光。……我的体会是：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总起来说，管一切东西的，就是哲学。”[xvii]由于学好哲学不仅丰富和提高人的知识，更主要的是解决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此陈云高度强调了哲学思维对领导人的极其重要性。

中共十三大以后，面对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党内外出现的各种思想状况，陈云不仅对中央领导人提出学习哲学的建议，而且只要有机会，他也对地方领导同志、退下来的老同志，以至全党干部提出类似的要求。1988年5月12日，陈云曾对浙江省委负责同志提出：“要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要怕人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没有过时，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工作如何忙，也要抽点时间学习。学习时不要急急忙忙联系实际，接触实际多了，自然而然会联系起来。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处在了历史的关口。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后，陈云仍然认为全党各级干部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提高哲学思维能力。这年9月16日，陈云给中顾委两位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穷并中顾委全体常委写了一封信，提倡首先在中顾委内部，然后进一步带动新老干部和全党同志学习哲学。信中说：“我最近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目的有二：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根据陈云提议，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9月27日召开第14次会议，“主要研究如何贯彻落实陈云同志关于组织中顾委老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会上，大家认为，“陈云同志提出要组织高级干部（包括中顾委老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实是当前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这不仅对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十分必要，而且对我们统一思想，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因此，应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在当时的情况下，陈云大力提倡学习哲学，对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从而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陈云反复强调：“在新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xviii]一些与陈云接触较多的领导同志对陈云每到历史重要关头总要强调学习哲学的事印象深刻，有人说：“他越到后来讲哲学的次数越多，越到晚年越重视提倡学哲学。”[xix]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90年1月，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又一次与浙江省有关负责同志谈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他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应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晚年陈云还反复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一些熟悉的人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学哲学思想容易开窍。思想方法搞不对，问题就处理不好。”

由此可见，自延安时期起，由于牢固地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陈云每到党和国家的重要关头，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法，提倡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哲学、用好哲学。这是他能够正确处理好突发事件和重大问题，多次引领党内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和基本前提。

研究和梳理陈云在党和国家发展的一些重要历史关头的哲学思维，我们大体可以看出，陈云养成和运用并倡导这种哲学思维，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思考：一是从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理论修养的需要出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便科学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从一个领导干部在重要历史关头应对突发性和复杂性变化的要求考虑，树立科学的认识论，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清醒地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以便在关键时刻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正确地引领前进的道路和事物发展的方向；三是从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的高度进行思考，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人和培养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定理想信念，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学的发展方向，以便实现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原载：《陈云与当代中国》，2010年5月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