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十二大重大理论和决策形成研究

邓小平与十二大重大理论和决策形成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伟大历程中，十二大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它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第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打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十二大一系列重要理论和战略决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领导和指导作用。本文试就其中四个重要方面加以阐述。以此纪念党的90周年华诞。

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命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新理论新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一个崭新命题。它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它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实践上，它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从此以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就是沿着这条新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系列重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我们党建国以后的这段历史。本来，1980年5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十二大，来解决面对和各种问题。经过慎重考虑，邓小平提出，应先拿出一个历史决议对过去的问题盖棺定论，十二大不再纠缠历史问题，集中研究确定下一步发展的大政方针。“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8页。】这样，十二大没有提前召开。中央集中就十二大的主题，即今后党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和发展，组织充分筹备和酝酿。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为召开十二大，全面规划现代化建设大政提供了条件。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条战线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的新变化。各行各业思想解放，进发出旺盛的创造力量。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城市改革开始试点，国民经济经过调整，也逐渐走上健康稳步发展的轨道。十二大召开恰逢其时。

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论断，既是十二大的主题，更是整个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总的指导思想、主旋律。

这个论断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思想的新概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探索新的正确的道路。环顾世界，中国到底走什么道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深刻总结、研究我们过去走入歧途的教训，坚定地认为，任何别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回答美国专栏作家提出的关于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问题时指出：“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3、164页。】1980年4月29日，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对邓小平进行电视采访，问到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回答说：“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页。】

从邓小平十二大前的许多谈话中不难看出，他在十二大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不是突发奇想，其中心思想与之前的观点和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对这些思想作了全新的更为准确的表述。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二大上作为一个新命题提出以后，其科学内涵在十二大之后全面展开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984年，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作了全面阐述；1987年十三大把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概括为十二个方面，正式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1995年十五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2007年十七大提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日臻完善的理论体系有力地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决策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辟出蹊径

十二大的一大功绩是在组织上迈出了实现党的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的重要一步。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迈出这一步，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分不开。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纷纷回到领导岗位。他们工作热情很高，但无奈大都年事已高，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形势和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干部队伍出现了普遍老化和青黄不接的局面。邓小平认识到，要保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连续性，保持党的领导的稳定性，选拔培养大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实现新老干部顺利交替，迫在眉睫、亟待解决，十二大要着重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马上退下去，有些不近人情。另一方面，年轻干部缺乏经验，一下子把重担全部压到他们肩上，也容易出问题，需要老同志帮助。为解决这一横在面前的难题，邓小平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新设想：通过设顾问的办法完成新老干部交替。

邓小平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提出了设顾问的想法。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重提他的设想，说：“顾问制度是我提议的，我自己愿意以身作则。”【《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同时，从党和国家战略利益的高度出发，他对于设顾问的性质和作用一开始就考虑得很清楚。设顾问，建立退休制度，目的是选拔年轻干部接班，是为了推动和实现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他提出：“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26页。】

198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提出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5天后，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对设中央一级的顾问委员会提出设想，他说：“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9页。】这无疑为特殊历史时期解决特殊历史问题找到了一把钥匙。许多老干部后来说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举。

1981年7月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留下来开座谈会，讨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他在会上提出，设顾问委员会，容纳一些老同志，中央委员会成员比较年轻一点，“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过六十岁的同志，都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这个事情太大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84页。】设立顾问委员会的问题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当年年底和下年的上半年，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及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中要选进三至五名符合条件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并尽快颁布《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及实施细则。

1982年1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解决干部新老交替问题的重要性，把它提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程度。他指出：“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1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讲话，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认真贯彻落实。实行干部退休制度，从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的工作迅速付诸行动。两天后，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对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年龄作出规定。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方案》。4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

为了推动这项工作顺利进行，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给老干部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顾全大局，退出岗位，去当顾问。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带头退居二线。这期间，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坚决回绝，但主动表态：如果有人不愿意当，别人又赞成他当，他愿意当顾问委员会的主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819页。】

十二大前夕，7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会议讨论的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草案)，邓小平讲话指出：“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他称顾问委员会是史无前例的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14页。】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十二大作出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决定，为一批对党和人民有过重要贡献的老同志做了恰当的安排。大会审议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

十二大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邓小平被选举为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为开创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的进程，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铺平了道路。十二大共选出348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其中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有211人，占总数的60．6％，三分之二以上年龄在60岁以下。同时，十二大规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

十二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正是从十二大设立顾问委员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起退休制度。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随之成为历史。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长足发展和后继有人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正是有了这样的良好开端，才有了后来不断走向成熟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现在的中央领导集体，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论遇到什么风浪，我们都始终如一，稳步快速发展。

三、指导修改党章——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供重要依据

修改并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十二大的又一重要功绩。新党章适应党面临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的需要，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提供了重要依据。

十二大前的党章即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没有清除“左”倾错误影响，须进行重要修改。为此，中央成立由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成的党章修改小组。从1979年冬开始，修改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在邓小平的指导下进行。

工作一开始，也就是1980年年初，邓小平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修改党章问题提出了总的要求：“党章要写好，让人看了以后，感到面目一新，对党有信心，有希望。”他还谈了一些具体意见：“党员合格不合格是个大事。党章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要有明确规定。要用党章规定的条件来衡量党员合格不合格，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叫合格。党员要按党章办事，不能谋取私利，不能有超越党员以外的权利。现在党章有些条文规定得不明确，不足以反映当前存在的问题，因此规定必须明确。以后要求入党和党员登记都要根据党章办事。”关于民主与纪律问题，邓小平指出：“党内的民主和纪律都是必要的。民主比民主集中制含义更广泛，但民主是有条件的，不能破坏集中。”

邓小平要求修改工作抓紧进行，尽快拿出草稿。很快，1月20日，修改小组就拿出了第一稿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28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意见。在谈到当选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的条件时说：“总的趋势应该是年轻化、专业化。”“党的各级委员会的核心，人数不能太多，要年富力强，真正干事。”他还提出，党员的条件要严格【《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页。】。

1980年2月5日，邓小平审阅完党章修改稿第二稿后，对这一稿总体非常满意，对各章节的写法也表示完全同意。在胡耀邦汇报到总纲中没有提毛泽东的名字时说：“这个问题是总纲中最大的问题。”“要写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在后来党章的整个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审阅，还对反对家长制和个人崇拜、党和群众的关系、加强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先后提出了十多条意见。比如，2月29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页。】

邓小平的这些意见都是带有根本意义的，成为党章修改的明确指针。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修改小组对党章反复修改，并不断在党内征求对党章修改草案的意见。修改草案还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广泛征求意见。到十二大前，有29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党政军85个单位，将讨论情况和意见向中央写了专门报告。在党章修改过程中，中央有关单位还多次召集座谈会。十二大形成的新党章凝聚着邓小平的思想，也集纳了全党的智慧。

新党章的突出特点，一是对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和基层组织分别提出了比过去历次党章更严格的要求。二是对党的组织制度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三是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这两个方面都作了比过去的党章更加系统和全面的规定。其中特别把“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规定“任何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防止个人专断，同时防止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党章对党员规定了八条义务，特别增写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的内容。关于干部，新党章专门写了一章。规定干部要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同敌对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党内外的错误倾向；能够具有民主作风，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能够在他工作的范围里正确地、充分地履行职责，而不滥用职权来谋求私利。对干部还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本领，什么样的条件，还明确规定要“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此外，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也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脱离群众的各种不正之风，新党章强调：“党在领导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四、领导确定新的现代化战略任务——为中国20世纪后20年发展绘出蓝图

在经济上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领和方针政策，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一系列战略任务，也是十二大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反映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是党中央根据之前邓小平的设想，经过认真论证而确定的。在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照我们同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意识到，建国初期提出的要在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脱离中国实际，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他对到世纪末的现代化目标进行重新规划。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对原来的现代化目标进行重大突破性修订，提出“小康”目标：“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37页。】后来，邓小平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特别是考虑到人口20世纪末将增加到12亿这个因素，认识到人均达到1000美元难度较大，对指标作了调整。1980年10月15日，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会议上讲话提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他在这里还第一次使用了“翻两番”的说法。

“小康”、“翻两番”提出后，很快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被正式吸收到十二大报告中。

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日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十二大前，邓小平非常重视战略重点、战略步骤的制定工作，在每个关键环节上他都提出了重要意见，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是在十二大前“六五”计划和长远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制定的。1980年2月，国家计委等部门开始“六五”计划的拟定工作。3月19日，邓小平对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说：“这件事关系很大。”他特别关注计划中关于战略重点的问题。他说：能源问题是经济的首要问题，能源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建设很难前进。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海运、空运、港口、码头、货栈、飞机场，也包括邮电通讯，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611页。】

邓小平要求抓紧计划的拟定工作，确保提交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计委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初步拟出制订长远规划的基本设想。

随着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圆满结束，随着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邓小平对战略重点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具体的考虑。1981年10月8日、10日、12日、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开了四天。会议通过了国家计委《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汇报要点》，确定了今后2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今后20年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主要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后10年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赞成这个设想，要求国家计委和管理经济的同志，立即准备一个能够在“七五”计划时期、“八五”计划时期发挥作用的骨干工程的单子。骨干工程包括动力、能源，特别是水电、交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76页。】

邓小平特别关心的是，“六五”计划能不能同“八五”、“九五”衔接上，出现一个大发展。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又找姚依林、宋平来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姚依林、宋平就邓小平关心的计划前后衔接的问题着重作了汇报，说，前10年安排可以同后10年的大发展衔接得上，并列出了电、煤炭、石油等在各阶段的增长数字。邓小平讲了如下意见：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大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20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在两条。第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经反复论证，20年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正式写入十二大报告。报告提出，为实现战略目标，“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

历史的发展进程已经充分证明，十二大确定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至为重要，邓小平强调搞好重点建设极富远见。正是有了20世纪80年代打下的坚实基础，我们国家才有了后来90年代的大发展，才保证了世纪末总体小康社会的如期实现。不仅如此，那个时期上马的重点建设项目，比如三峡工程，不可能短期内很快见效，却在21世纪发力，为推动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为我们国家迈向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我们现在的大发展，是建立在上世纪80、90年代大力发展重点建设项目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着眼于长远发展的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性决策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无可估量。

十二大的功绩是多方面的，除以上所述四个方面外，还有一系列新的、突破性的理论建树和战略决策，邓小平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和指导作用。比如，关于新时期的总任务；关于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关于公有制经济和多种经济形式；关于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关于计划和市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关于外交和国际战略，等等。这些重要理论和决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二大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90载光辉史册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作者：姜淑萍，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