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的思想转变论析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朱德早期思想的转变独具特色。他从同盟会员转变为共产党员的历程耐人寻味。朱德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了辛亥云南起义、1915年的护国运动、1917年的护法运动，官至少将旅长。为求索真正的革命道路，朱德决然放弃血战疆场十载积累的政治资本、经济利益、社会地位，这的确与众不同。

研究朱德思想转变的这段心路历程，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创立、兴起、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都很有意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分析朱德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的关键转变期，梳理出思想转变的演进阶段以及影响因素。

1909—1916年：民主革命思想的发轫期

1909年初，朱德辞去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教职，远赴昆明投考云南讲武堂。同年秋，朱德考入云南讲武堂丙班步兵科。此时在云南，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队伍的建设已初具规模。“以昆明、腾越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这样，云南就成为策动革命运动的重要省份之一。”【《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8页。】而集中了大批革命党人的云南讲武堂，则是重要据点之一。

当时，主持云南讲武堂的多为革命党人，如李根源、罗佩金、方声涛、顾品珍、李烈钧、唐继尧等。他们大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并且多已加入同盟会。在他们的影响下，“在云南一般革命的动向更长大了一点，传播得厉害。对革命的思想，普通教习也好，军事教习也好，差不多都带有鼓动宣传的色彩。”【《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除了学习近代军事知识、接受近代军事训练外，朱德还大量地吸收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主的新思想，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意识。【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早年朱德》（二），《话说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因此，朱德进讲武堂不到几个星期，就加入了同盟会。【［美］宁谟?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18页。】

朱德加入同盟会，标志着他从一个朴素的爱国者成长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对此，朱德回忆道：“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朱德与其他学员、教官一样，最热衷于军事起义，“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朱德选集》，第378至379页。】，“各种理论性的政治讨论很少，或根本没有。”【［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05页。】

1911年8月，朱德从讲武堂提前毕业，即被分配到云南新军中任下级军官。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蔡锷等人开始秘密酝酿云南起义。被派往新军各部的讲武堂毕业生，成为起义的骨干力量。朱德向新军士兵介绍保路运动、同盟会纲领以及同盟会在各地组织武装起义的情况。“只要把新闻告诉他们就行了，一省接着一省卷入了革命，而且两个新名词——‘光复’和‘翻身’——已经成了每个人的口头禅。从政治上讲，这四个字，就等于说明要推翻朝廷，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14页。】朱德从事的革命鼓动和政治宣传活动，说明他不仅接受而且传播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0月30日，在蔡锷以及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等人的领导下，云南宣布起义。朱德率部参加了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不久，云南全省宣布光复。11月10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

但是，中国的局势并未改观，国家民族仍陷危境。革命之后，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帝国主义的阴谋作祟，中央和地方政权或被封建势力所重新掌握，或者被靠革命起家的军阀所篡夺。蔡锷虽任云南都督，却“控制不了部下的各抱野心的军人。贵州的唐继尧固然已不受他节制，他在云南也受到部下的两个师长的挟持。所以人们说：‘蔡锷形同傀儡，而当权者为李鸿祥、谢汝翼’。”【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0页。】1913年秋，蔡锷奉令入京，实际是被迫离滇。新兴军阀掌握了云南的领导权。朱德则在蔡锷离滇之前，率部驻防滇南边境。

透过政局的诸多变化，朱德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不久开始了与反革命的妥协了。”【《朱德自述》，第56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妥协，让去了南京，我们感觉是‘不大好’。……一妥协，旧势力反占了优势，而新势力站不起来了。另外，在新的力量中间也发生着一种腐化。民国一年，大家都想做官、搞钱，不去搞军队了。革命，终究过不了封建势力这一关”【《朱德自述》，第56页。】，“打破封建社会的形式是比较容易的，然而要摆脱它的内容的沾染，就很困难了。”【《朱总司令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解放》第11期，1941年3月30日。】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抓住革命派的妥协性和内部不统一等弱点，借着挫败“二次革命”的时机，取消国会，于1915年12月12日称帝。不久，蔡锷逃出北京，潜回云南，领导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起义。驻守滇南边疆的朱德得到蔡锷的亲笔信后，赶走反动军官，率部开往昆明，编入护国军第一军序列，参加护国战争。在此次战争中，朱德历经纳溪、泸州等恶战，屡创北军，成为滇军名将。护国战争虽然挫败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中国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又陷入了另一种乱局。

综观此时期，朱德是一个忠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影响朱德思想的主要人物是孙中山和蔡锷。朱德之所以参加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皆因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因此对朱德而言，孙中山是他的思想导师，这与当时参加民主革命的众多爱国志士相同。与孙中山的间接影响不同，蔡锷对朱德的影响更为直接。一方面，蔡锷给朱德以先进军事技术的教授；另一方面，蔡锷对朱德的思想影响也很大。尽管并非同盟会员，蔡锷却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革命思想的爱国者，也是南方最进步的民主派青年领袖之一。【［美］宁谟?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119页。】1916年11月8日，蔡锷在日本病逝。驻防泸州的朱德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朱德深感凄凉。蔡锷不仅是他的长官，不仅是他多年来依赖的政治领导人，而且是他的良师益友……蔡锷曾经是他的北极星，现在他却迷失了方向。”【［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45页。】

1917—1921年：思想蜕变期

护国战争以后，朱德率部先后驻扎在四川的泸州和南溪。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起的护法运动，因依靠军阀势力而失败。此后，大江南北陷入军阀混战，西南偏隅亦未幸免。这一时期，朱德率部除清剿当地土匪外，还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滇川战争，即：1917年8月至次年3月，唐继尧假“护法”之名发动的滇黔军与川军之间的战争；1920年5月至10月，唐继尧为控制四川、推翻川督熊克武而发动的战争。期间，川滇黔三省军阀之间的小规模战争接二连三。“革命未能按轨道走去，革命本身与军队就变成一种官僚军阀的割据与混战。”【《朱德自述》，第65页。】

川滇军阀的混战毫无停息迹象，这使朱德陷入了痛苦。他“把自己和所处的环境描绘成一场噩梦，他的身影好像是穿过了混乱的瘴雾，最初满怀自信和希望，接着是茫然和踌躇，最终还是陷入他自己所一直反对的黩武主义的泥潭。”【［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42页。】朱德看到曾经并肩战斗过的革命党人如唐继尧、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堕落为军阀，革命也夭折了。“许多所谓革命党人自己就变成了新军阀，只顾扩充自己的势力，把孙中山先生说过的‘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以期早日除国贼而奠国基’这些话，根本丢到脑后。因此，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结果是北洋军阀中另外一些人代替了袁世凯，在中国继续实行卖国反人民的统治。”【《朱德选集》，第383至384页。】“中国人民很早就干革命，前仆后继，但屡次遇见的革命伙伴就往往不大靠得住，比如那些假装革命而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人们，每次在获得革命果实后，却反转来镇压革命，致屡次失败，人民屡次上当。”【《朱德自述》，第240页。】在这种状况下，大批革命者暂时迷失了方向，“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朱德选集》，第385页。】

1921年2月，朱德参加了在川滇军返回昆明倒唐（唐继尧）的行动，迫唐离滇。然而，朱德意识到，倒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倒唐之后，朱德就提出了辞职出洋的要求，但为同事和朋友们所劝留而延宕行程。

在泸州期间，朱德于闲暇参加诗社，约请当地士绅名流饮酒赋诗，“泄腹中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朱德在泸县》，第64页。】朱德的悲观失望与不甘堕落的矛盾心态，在他的诗作中时有表露：“深海当年姓字标，茫茫大地愿难销”；“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朱德回忆道：“那时候，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光景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1920年），我吃上了鸦片烟。”【［美］宁谟?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120页。】然而，这种因思想苦闷至极而采取的颓废消极的避世之举，终不能解心头之忧。他在读《史记?齐太公世家》时旁批：“此老八十出尚定天下，今少年小子初出即思归养，动作老，忏愧矣。”【《文献和研究》（1985年合订本），第41页。】在读《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时，他也曾批道：“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文献和研究》（1985年合订本），第44页。】这应当是朱德暂时避世而谋出世之道的真实心理。

在这个时期，朱德的实践活动无法脱离军阀混战，但却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新思潮中寻求新的思想出路。史沫特莱称此时的朱德具有“分裂的人格”。确切地说，这是朱德弃旧迎新的转变中所必然经历的一种矛盾状态，即实践行动的落后与思想意识的超前之间的矛盾状态。

最终影响朱德思想转变的是新思潮、新主义。在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影响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勃兴。纷繁芜杂的新思潮、新理论充斥着思想界。这使朱德的思想杂糅并蓄，为他寻求思想的新出路、摆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束缚打开了突破口。“我在泸州五年的生涯里，最主要的收获是思想上的进步。我们经常阅读《新青年》，也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卢梭的《民约论》，以及其他一些进步的书籍。这些新思想，如同拨开乌云的阳光，一下带来新的觉悟，新的希望，新的方向。”【刘白羽：《大海》，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在众多的主义和思潮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引着朱德，使他的思想衍变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尽管他不可能深刻理解更谈不上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朱德在家中组织了学习小组，研究新思想，苦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书刊。但是，与几乎所有探索新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朱德受到先进理论文献匮乏的困扰。“在五四运动时代，还没有革命的基础，没有革命的知识，没有先进的理论书籍杂志报章”【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人民的光荣》（四），1977年版，第373页。】，“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过是杂志里的文章……在我们的学习小组里，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49页。】“我们讨论又讨论，可是得不出结论。”【［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54页。】

这一时期，影响朱德思想转变最为关键的事件，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在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刺激下，朱德流露出对俄国革命道路的向往。“1919年，远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跟着这运动——同时受了国际上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在《新青年》时代，我们思想上起了大的转变。”【《朱德自述》，第64页。】“我知道中国革命必须更进一步，必须像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又给我以希望。”【［美］宁谟?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120页。】“我已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朱德选集》，第385至386页。】

在这个阶段，影响朱德思想的重要人物是孙炳文。孙炳文字濬明，1885年生于四川南溪，北京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预科毕业，1911年参加京津同盟会。1912年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朱德自述》，第72页。】。1914年因逃避袁世凯逮捕，返川任教。1917年春，与朱德相识。两人互视为知己。1918年1月，朱德聘孙炳文为旅部咨谋，协理军政事务。

在孙炳文的帮助下，朱德不仅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苦闷彷徨的思想蜕变期，而且找到了新的思想归宿和新的革命起点。“朱老总在思想转变上，孙炳文对他影响最大。……平时和我们也谈到过，他出国受孙炳文影响最大。”【房师亮：《在德国、苏联时的朱德》（一），《话说朱德》，第43页。】朱德后来说：“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而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时，研究马列主义最有成果，并影响一批前进青年加入革命。”【《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2页。】朱德便是受孙炳文影响而加入革命的“一批前进青年”之一。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蜕变期中，朱德与绝大多数爱国者一样，苦于找不到出路而在黑暗中摸索，经受着思想蜕变的阵痛。因此，他的思想具有杂糅并蓄的特征，济世救国的理想与消极避世的念头共生。但是，造成朱德陷入思想困境的根源，则是其实践上的落后与思想上的不断进步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这个阶段不可能得到解决，惟一的出路便是寻找新的思想归宿并在其指导下从事新的实践活动。

1922—1925年：思想飞跃期

1922年3月，唐继尧纠集在广西的滇军旧部和土匪武装，进攻昆明，重新督滇，并通缉朱德等人。朱德被迫远逃避祸。这次流亡终结了朱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涯，使他走上全新的革命道路。朱德后来说：“这一场民主革命斗争，自信还是一个顽强者，但还不能摆脱封建关系而失败，最后还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代我斩断，使我更进入了共产主义的阶段的革命。”【《朱德自述》，第68页。】

流亡初期，朱德谢绝了杨森的挽留，“决定找寻新的革命道路，找寻共产党。”【［美］宁谟?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119页。】8月，朱德、孙炳文在上海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提出，为朱德提供10万元军饷，重整在桂的滇军攻打陈炯明。朱德拒绝了。“孙炳文和我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11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76至177页。】“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77页。】这表明，朱德在思想和行动上已发生质的转变，“那时我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惟一的出路了。”【《朱德自述》，第71页。】

与思想蜕变的痛苦一样，朱德寻找党的过程同样曲折。由于缺乏共产党组织的确切信息，他“从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像一匹脱羁的马。”【［美］宁谟?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120页。】1922年八九月间，朱德终于在上海见到了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并向他提出入党要求。“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79页。】陈独秀的答复出乎朱德的预料，给满怀希望的朱德以极重的挫折感。“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79页。】，以至于后来回忆此事时，朱德仍不愿多谈。【陈独秀的答复表示了一种什么态度？史沫特莱认为，陈“拒绝”了朱德的申请。后来诸多论著大都采用史氏的观点。但种种迹象表明，陈的回答正常合理、符合原则。第一，鉴于朱德的特殊历史背景，陈独秀作为党的负责人作此回答，表明他对党、对朱德本人都是负责任的，坚持了党的组织原则。第二，朱德见陈的时间，当是党的二大后不久。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明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而史沫特莱所记叙的陈的答复内容，基本精神甚至措辞与组织章程基本一致。第三，朱德在德国亦非一次而是多次申请后方获准入党的。据当时中共旅法旅德组负责人张申府回忆：在德国“朱德多次对我表示要求进步。后来我感到他很诚恳，就介绍他入党了。”“我介绍人家入党，一向是非常慎重的。……后来我回国，一天晚上到当时党总部，对陈独秀详细谈了朱德同志入党的经过，他完全同意。”第四，周恩来虽同意朱德的入党申请并答应帮助办理手续，但也说明：在入党申请书未经国内批准前，暂作候补党员。以上说明，陈、张、周三人在朱德入党问题上均持慎重负责的态度，只是在表现方式上有所差异。第五，目前持陈“拒绝”朱德入党一说的论著，基本上源于史沫特莱记述的资料并受其观点的影响，而无其他资料予以佐证。史氏材料为孤证，这在史学方法上存在缺陷。第六，考虑到陈在党内的特殊历史地位以及后来的境遇、1937年史沫特莱采访朱德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以及成书时的政治环境，史沫特莱在叙述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分析和揣度，也必然受时代所局限和特定政治氛围所影响。】

当时，朱德对于共产党的理论、信仰、活动方式、组织程序等，均缺乏清晰的认识。朱德“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78至179页。】。正因对共产党的浅显认知，朱德才会对陈独秀的回应感到绝望。

尽管他找党历尽艰辛而且初次提出申请入党未果，尽管他对这个政治组织缺乏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但朱德认定中国共产党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归宿。从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这个信念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在上海入党未果后，1922年9月初，朱德与孙炳文按原定计划远赴欧洲，于10月下旬抵达柏林，见到了当时中共旅法旅德组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朱德向周恩来陈述自己的曲折经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82页。】。经过几次申请，1922年11月，由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朱德选集》，第386页。】。

尽管加入了党的组织，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朱德仍需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完成彻底的转变。首先，他彻底放弃资本主义救中国的理想。“我开始放弃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在我看来，拥有这样熟练技术，这样有纪律、有文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而本身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在战争中仍然是败下阵来，却又要让中国也步其后尘，岂不非常愚蠢。”【［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85至186页。】其次，他在思想上不断更新、积累并完成飞跃。“在德国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到处都出得很多。”【《朱德自述》，第89页。】朱德读的都是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恩通信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梅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向导》、《国际通讯》等。

读马列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武装自己的头脑，是朱德思想发生飞跃的决定一环。同时，朱德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活动，“想好好的过共产党员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来了……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专门做革命运动，做学生会运动，还办了报纸。”【《朱德自述》，第88至89页。】虽然朱德是在德国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完成彻底转变的，但这个转变是在长期摸索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倘若没有前期的思想斗争和实践准备，也不会有此时思想的质的飞跃。诚如朱德所说：“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朱德自述》，第91页。】在这个阶段，影响并促使朱德思想彻底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及其著述。

在德国期间，朱德曾多次申请赴苏联学习军事，均未获批准。1925年3月7日，朱德为此事再次致信在苏联的中共党员李季、陈启修（莘农）：“来莫入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似此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7月，朱德终于成行，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这年下半年，中共旅莫支部在一份评语中认为：朱德对党组织“兴趣很高”，对党“很忠实”，“自动的守纪律”，对党的问题“尚能了解”，过去对党的工作“很努力，有成绩”，对同志的关系“很密切，很普遍”。朱德几年来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并得到党组织的肯定，表明他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

做“一个忠实的党员”、一个“终身为党服务”的党员，标志着朱德的人生观、世界观完成了质的飞跃，标志着他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旧我、再造了共产主义者的新我。

结语

综上所述，朱德完成早期思想的根本转变，是自身思想发展和实践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他之所以能够完成彻底的思想转变，因为他具备如下几个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

首先，他所处的时代动荡不休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朱德的早期转变，适逢中国社会的动荡期，是社会问题丛生、民众运动澎湃、社会思潮庞杂的时期。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是他转变的社会基础。正是这样的社会基础，孕育并催生着新的革命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这样的社会基础，造就了一大批像朱德一样经历着思想转变的爱国者。而他们思想的转变，恰恰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浓缩地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和趋势——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向。

其次，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衰。朱德参加了一系列旧民主革命活动，亲历了它的兴起、衰败和夭折，亲眼目睹了革命果实如何落入反动势力之手、民主革命如何沦为军阀混战的工具。因此，他最终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不可能救中国，救国必须走新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朱德从新选择革命道路的实践基础。

第三，他受到几个重要人物的影响。

孙中山、蔡锷、孙炳文等人，尽管自身也在转变当中，但对朱德而言均具有导师性质。在朱德思想转变过程中，这些时代人物的思想、行为、品质，相继对其思想的某个特定阶段产生了决定意义的影响。这是朱德完成思想转变的人文基础。

第四，最根本的条件，是他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思想。

这是朱德完成早期转变的思想基础。恰恰因为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丰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朱德彻底看穿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才决心寻找新的革命道路，才会不断更新思想、改造自我。这个自我改造的过程，是“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的过程。这就是朱德从同盟会员向共产党员转变的本质。

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一样，朱德也是从一个朴素的爱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在国家危殆、民族危亡、社会动荡的巨大压力下，他们急切地寻找一切办法和一切道路，以拯救中国、拯救民族、拯救人民。正如朱德在《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中所讲的：“二十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者更加强了对我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清朝政府也更加强了对帝国主义的依靠，借以维持其封建统治。国家濒于危亡，人民生活痛苦，爱国人士莫不为救亡而要求革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所以，朱德也与同时代的爱国者一样，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并在黑暗中艰难地摸索了许久，而最终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救国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使国家和民族陷入更为混乱、更为危险的境地。朱德虽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为了实现救国理想，朱德决心寻找新的革命道路而决然抛开既得利益。刘伯承曾回忆说：“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屣，一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刘伯承：《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人民日报》，1946年12月4日。】

朱德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思想之深，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这一转变，不仅要求他放弃高位重权，放弃已经积累的军事政治资本，放弃在旧秩序中转圜升迁的诸多机遇，而令朱德最痛苦的是必须放弃曾经为之奋斗十余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和实践而寻找新的思想归宿。恰恰因为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当认识到以往的革命道路无法实现救国理想时，朱德即义无反顾地彻底与旧秩序决裂，寻找新的革命思想和新的革命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自己曾经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那时不成功是摸不到路。后来找到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德自述》，第240页。】

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完成了一生中具有转折意义的转变。他在回忆这一转变时说：“我是生在封建社会的农村里，我曾看见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我曾看见过封建社会的一切腐败和黑暗，也曾看见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比封建社会更好，我曾参加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也曾经为走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而努力。……我也曾经碰壁，也曾经碰破头，也曾经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后来，经过了许多艰难困苦，我终于找到了一条道路，只有这一条唯一的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最后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同志们!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朱总司令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解放》第11期，1941年3月30日。】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