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张静如 丁晓强
大概从八十年代初，党史界部分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开始感兴趣。东北师范大学早在１９８０年就为党史进修班开设这门课程；１９８３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德荣等同志写的《毛泽东思想史稿》；《党史通讯》从１９８３年底连载缪楚黄等同志写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同时，这些年来，报刊上也发表过许多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无疑，这些成果，对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这门学科的建设，都是很有帮助的。这门新兴学科定会在此基础上，逐步得到发展。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是历史学科，属于思想史范围。思想史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所以，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一定要有别于中共党史。它的体系不能是中共党史的改良，不能是中共党史中毛泽东著作部分的扩展和历史过程部分的压缩。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加减法”，这门学科就难以得到深入的发展。为此，我们作了一些思考，虽然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理清楚，但还是愿意说出来，就教于热心这门学科的同行。
我们想，要体现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在研究中至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探讨思想源流。凡是一种成型的思想都有源流，因为任何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５６页。】，而“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注:同上，第４卷第５０１页。】。所以，凡研究思想史都不能离开对源流的探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源流。这一问题是明了的，但研究却不充分。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重视“五四”前后，而很少研究党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状况，更没有历史地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的程度。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过程，揭示毛泽东思想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思想也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注:《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３４８页。】毛泽东也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６６８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９９页。】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是中国实际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当然不能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长河中割裂出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展，不能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完全脱节。所以，探讨毛泽东思想的源流，应该注意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这是个难题，但值得深究。毛泽东思想的创造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许多人还有很深的国学造诣，这些因素，在他们创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是产生了作用的。报刊上也有不少文章探讨过毛泽东思想一些原理同古代思想家的言论的关系。如指出，毛泽东早年曾受过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等倡导的“实学”的影响，这种“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的倾向，对以后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认识路线具有意义。这是有道理的，但这些探讨都还比较零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应孩有一种整体的源流关系。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吸取了什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什么？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要考察社会历史条件。任何思想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研究思想史应该研究产生某种思想的社会历史条件，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之所以会出现毛泽东思想，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提供了这样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１页。】在中国“新因素”怎样形成，“旧条件”如何瓦解，怎样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打下社会基础的呢？中国的情况相当复杂。新的生产力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下产生的，而外国资本主义却同封建的经济关系及上层建筑相结合，窒息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与此相适应，资产阶级相当软弱，无产阶级也未壮大，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结成强大联盟，而在这新旧阶级之间绵亘着广大的农民。这里自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却为无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却已经过时了呢？关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个问题，目前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在研究中，又常被忽视。这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最基本的问题，是“中国实际”最基本的方面。在此问题上似是而非，不仅难以解释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客观根据，而且也无法科学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而研究这一问题，单靠引用一些现成的结论是很不够的，应在全面细致地分析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上加以科学的说明。
再则，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每一个时期，还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运动。近代中国经济基础的演变虽然缓慢，但代表一定经济关系的各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却在剧烈地进行着。因此，马恩又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限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６４页。】。在民主革命时期，如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革命力量在阶级斗争中的挫折和发展，都给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再探索、再形成的每一步，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则有更直接的联系，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运动，也经常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这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好这些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毛泽东指出：“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３７２页。】。这种矛盾的表现（在我国现阶段还包含着阶级斗争因素），也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生产责任制思想，就是针对长期以来的“大锅饭”造成人民内部严重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提出来的。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全过程，离不开对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
第三，要分析社会思潮。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代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总会出现各种思潮。无论是新的社会因素的反映，还是旧的社会条件的表现，各种思潮都有共同的矛盾焦点，表现同一个时代的特征，形成一个整体。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应当从当时各种思潮的发展中去把握。离开社会思潮的整体，试图单纯描述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实际上也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就难以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科学的分析。
正如传统的思想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渊源之一一样，各种繁杂的思潮也给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着思想材料。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正确思想总是在同各种其他思想的辩驳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无论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还是教条主义思潮，在一定阶段都会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产生一定的作用。在矛盾的整体中，矛盾的各方既互相克服，又互相依存和渗透。问题与主义之争，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联系国情的课题；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改造，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创造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批判，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等等。敌对思潮的相互渗透，相近思潮的互相补充，这是思想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应予以重视。
在我们的研究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孤立起来，似乎它与整个社会思潮没有关系，就是说到关系也只是批判关系。这种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必须改变。
第四，要研究有贡献的思想家。思想家是思想的载体，研究思想史，必须研究思想家。唯物史观认为，研究人们的思想意识，必须从具体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出发，揭示其意识产生的真正社会根源。但是，目前有的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却撇开了个人思想，而仅侧重于党派思想的分析，将活生生的人抽象化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当然也不应该只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思想，而应孩分析众多的思想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过程。毛泽东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首要的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若单纯地研究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发展，并将其等同于党的整体思想，这既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实际，也同样把活生生的个人抽象化，甚至难以科学地说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发展过程，并容易将毛泽东个人思想神化。
中国共产党有一批思想家，他们在一定的时期，从一定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些思想首先是他们提出来的，如恽代英、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瞿秋白关于国共合作策略的思想；一些思想是在共同的实践中产生，而由毛泽东予以总结的，如周恩来、方志敏等都提出过关于农村根据地的思想；一些思想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而被其他思想家所丰富、发展的，如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刘少奇的建党思想等；还有一些思想则是毛泽东犯了错误，其他思想家在纠正其错误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如邓小平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研究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不仅能揭示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创造中的贡献，同时也可以发现在他们的思想中，由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而包含有消极的因素。如瞿秋白在大革命时期对党的理论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但其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分析却是不精确的，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导致以后“左”倾错误的发生。就是在毛泽东理论创造的鼎盛时期，也应该探讨其理论中的潜在局限，否则就无以说明其晚年错误的形成过程。总之，研究思想家，全面分析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创造中的贡献及各自思想中的局限，有利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提出中肯的分析和评价。
我们所说的研究，不是目前一些专著中带上几笔的研究，而是专门的研究，如在一本专著中要列专章或专节。我们所说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刘少奇、周恩来，而是要把对李达、李汉俊、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挥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等的研究都纳入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范围之内。
第五，应重视范畴的史的考察。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有着众多的范畴。有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原有的，如共产主义、民主集中制；有些是从中国古代思想中借鉴而来的，如实事求是、自力更生；有些则是其本身独创的，如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范畴，是构成思想的基本元素，研究思想，在注重其原理的同时，应该注意对范畴的分析。因此，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应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中诸范畴的演变进行史的考察。
对范畴进行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些范畴产生的渊源、思想的萌芽、开始使用的初始情况及其基本明确的过程。例如“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我们可以就其渊源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在１９２３年２月出版的《江亢虎新俄游记》中，使用了“新民主主义”一词，这同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有无联系？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使人们对民主主义感到失望，在此背景下国外的思潮中也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并在“五四”前后影响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注:１９１２年美国人Ｗａｌｔｅｒ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ｏｙｌ出版了《新民主主义——有关美国某些政治经济趋势的论说》一书，罗家伦在“五四”前后受到过这本书很大的影响。】，初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否也受到过这一影响？这同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有无联系？诸如此类，都是应在范畴的史的考察中加以分析和澄清的。进行范畴的史的考察，能够了解它的发展过程，这对于清晰地描述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是十分重要的。
第六，要科学划分阶段。这就是说，要以思想史发展的本身规律来划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各阶段。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运动，给思想的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思想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有自身的逻辑规律。在许多情况下，思想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又是不同步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是如此。
从上下限说，我们认为，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上限就应该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得到传播的五四运动开始。上限很清楚，下限就比较复杂一点。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的时候，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党的指导理论也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方向。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第二次飞跃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业已故去，作为被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实践和时代中要继续发展并要再次证明，又需要一定的历程。但是，无论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有多少新的内容，其实质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无论这种新的指导思想今后如何命名，其理论的发展当然应该引起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者的关注，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范围之内。因此，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下限，要延续到现在以至将来。
这样，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自然就形成两大阶段。由于不同的实践要求，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创造和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再创造和再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飞跃的过程。而在每个大阶段中，又可以分为探索、形成、发展三个小阶段或称时期。所谓形成，对于理论说来，应该指它具有一个自身的体系，而不是零散的观点。据此，我们认为把第一大阶段的形成时期定为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４０年较为恰当。
以上讲的六点，如果都能纳入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研究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科学研究本来就是要解决难题。当然，我们讲的未必都对，如果能对正在编写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同志有一点帮助的话，我们将是很高兴的。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