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强：邓小平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丁晓强
“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方法，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其内容不断丰富。毛泽东将这一方法加以总结，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它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实事求是”同样也是邓小平的理论精髓。
治学方法及治学与践履（即“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内容。“实事求是”，原出《汉书·景十三五传》，其中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即“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它所代表的“汉学”主张通过对儒学字义的充分考证，明了经义的本意，反对用六经的微言大义牵强地附会现实政治的做法。至宋代理学，则将“说经”与“明道”结合起来，将烦琐的考证上升到抽象的对“道”的认识。清以后，偏向“心性”的“内圣”之学与注重“实用”、“实践”的“外王”事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统一，以“义理”为本，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大量涌入，提倡科学，注重“实验”、“实践”，打破了经学的禁锢，并使传统的治学方法和认知原则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则使“实事求是”的中国古代治学方法，建立在了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
一
毛泽东早年深受儒学影响，但他重视实践和实用，他所接受的“实事求是”，决不是烦琐考据的“实事求是”，而是强调探讨“义理”和“经世”。李锐说：毛泽东“不究心于雕虫小技、奇闻轶事，不劳神于烦琐的考据功夫，而是一贯地研究心、物、治、乱、圣贤、不肖、修身、治国等大道理”【注: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２页。】。这是有根据的。
青年毛泽东受“五四”思潮的影响，组织过“问题研究会”，主张“踏着社会人生的实际说话”。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囿于胡适的实验主义。瞿秋白指出：实验主义只能“安于琐屑的应付”，不能“彻底的改造社会”【注: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季刊第３期。１９２４年８月。】。正是对“义理”的兴趣和探求“大本大源”的热忱，使毛泽东具有接受唯物史观的本能。
但是，仅仅掌握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执著于“汉学”的“实事求是”反而会走向教条主义。因为它以对经义的注疏为目的，以烦琐的考据为特点。胡适曾十分赞赏清代汉学的考证方法，认为它符合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实验主义以“实验”和“实践”的精神，提出“重新估计一切价值”，掀起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但是，实验主义与“汉学”一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又如，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可以结盟，他甚至从实验主义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在１９２２年５月所作的《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演讲中，用“自然科学的证实归纳法”来概括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用的方面。但是，陈独秀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公式简单地套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理论与实践难以统一，从而走向了取消主义。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１—２２页。】那以后，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到延安以后，他开始大量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和其他有关的哲学著作，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学习。１９３９年１月他谈到：“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注:《毛泽东书信选信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６页。】。延安整风开始后，他建议从政治局的同志做起，“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毛泽东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又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建国以后，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哲学是一种方法，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这与中国传统思想重视“知”、“行”关系和治学方法有关。
１９３７年间，毛泽东在抗大发表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矛盾论》是该提纲中最能体现毛泽东哲学特色的两个篇章。《实践论》从“知”、“行”关系入手，系统地阐述了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矛盾论》重点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亦即“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这个矛盾之道。”“两论”奠定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中国化的概括和表述。１９４１年５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他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实事求是”，他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显然，这与河间献王“实事求是”的本意已有很大的差异。第一，“实事求是”不是局限于“本本”（经义），更重要的是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核心是实践第一的观点，以后又发展为“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第二，“求是”具有强烈的经世意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了“有的放矢”，所以毛泽东有时也把“实事求是”和“不尚空谈”联用；第三，“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是规律性，这决不是“汉学”的烦琐考证，在一定意义上更接近于“宋学”的“义理”，但这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客观真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求”就包含了辩证法的基本方法。陈云在延安曾反复考虑“实事求是”的含义，他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全面，比较，反复”１５个字，正包含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批判了“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态度，从实际出发，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推行并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８页。】。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反复地论述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不能拘泥于个别词句、片言只语。他进而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出发点和根本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工作会议上，他还集中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点。
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如果反对这一观点，那就谈不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论述，确实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真谛。这一论述，前所未有，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着深刻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十分欣赏邓小平，例如，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在毛泽东晚年，毛、邓在基本政治路线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之后，毛泽东仍然感觉邓小平人才难得。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坚持，其核心就是继承和坚持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是冲破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反对“两个凡是”，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另一方面，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样，就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邓小平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３页。】邓小平在“实事求是”之前加上“解放思想”，强调了唯物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是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
邓小平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发展，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从根本上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根本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三大原理的一条金线，这一学说为李大钊和李汉俊等接受并加以传播。毛泽东也是首先从阶级斗争理论中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并把对立统一、阶级斗争看作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强调阶级斗争，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阶级斗争只是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社会现象，科学社会主义更重要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基本条件。因此，建国以后，尤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开始以后，毛泽东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严重地扭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囿于政治的或伦理的价值判断，不能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而这种对政治的或伦理的价值的执著，多少带有中国传统哲学，如宋明理学专注“心性”的空疏之风的某些痕迹。
１９６２年，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谈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注:《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２３页。】这段话清楚地体现了邓小平重视发展生产力，不固守具体形式的思维特点，这是以后“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张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着重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高；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又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
在上述论述中，邓小平阐明了关于生产力的标准，党的十三大对此作了如下概括。“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唯物史观的新的认识和正确概括，大大推进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并由此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同时扩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是以生产力为重点与基础来展开“实事求是”的各项命题的，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到高度的统一。邓小平以坚持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实事求是”，这一中华民族的古老命题，从求实、明道、经世到以“义理”为本和以“科学”为本的致用；毛泽东总结了这一治学方法，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有的放矢”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又把“实事求是”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８２页。】“实事求是”同样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贯穿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灵魂。邓小平正是抓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以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才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代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