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五四”前后刘少奇思想变化的探讨

作者:    发布时间:2014-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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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五四”前后刘少奇思想变化的探讨

黄祖琳

刘少奇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有过一段艰苦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懈地探索正确的人生道路和努力摆脱封建家庭羁绊的痛苦过程。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促成他摆脱各种旧思想、旧势力的阻挠,迅速找到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并且成为他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他一经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就再也没有犹豫过,成为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一、五四运动前刘少奇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

 刘少奇在一份简历中说他“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刘少奇对自己早年经历的这一概括,是我们研究他在“五四”前思想发展的一根重要线索。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少奇已经13岁,读过6年私塾。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距离长沙和县城都不到100华里,革命信息比较灵通;邻居周瑞仙(又名周教敷)是留学过日本的同盟会员,刘少奇常去周家阅读各种新书;六哥刘云庭参加过辛亥革命,对他的学习和革命要求一贯支持。刘少奇的家庭世代都是农民,他6岁起便从事农业劳动,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同情劳动人民的美德。同时,他爱好读书,在当地享有“刘九书柜”的美名。这些,都是刘少奇能较早地接受民主主义革命影响的有利因素。

 1913年到1916年,刘少奇进入宁乡县城的玉潭高等小学读书。在这所新式学校里,他开始了解到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形势,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贪婪地阅读了各种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书刊,也从进步的老师那里接受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孙中山、黄兴等民主革命的先驱成了刘少奇十分崇拜的人物。这时,他改名“渭璜”为“卫黄”,立志保卫炎黄子孙,表示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

 191557日,梦想当皇帝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秘密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激起全国各地进步人士、爱国学生强烈反对,玉潭学校师生立即罢课游行坚决响应。据刘少奇在玉潭学校的同学贺执圭回忆,刘少奇是学生中的领头人之一。他个子高大,声音洪亮,游行时走在队伍前头,高呼“毋忘国耻”等口号,还带领同学们到宁乡县城各处开展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的运动。这次爱国斗争一直坚持到袁世凯放弃帝制和最后病死。1916年夏刘少奇考入驻省宁乡中学,又在长沙投入了驱逐湖南反动军阀汤芗铭的斗争,直到把汤赶出湖南①。刘少奇积极投身于这两次爱国运动,并且站到了斗争的前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初步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识。

 1916年冬,辛亥革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黄兴和护国讨袁的爱国将领蔡锷相继病逝。噩耗传来,刘少奇悲痛得失声痛哭。湖南省各界隆重追悼黄兴、蔡锷,刘少奇参加大会并多次到灵堂吊唁,还记诵了300多首挽联②,充分表现了他对这两位近代爱国先驱的仰慕和怀念。面对国家民族的积弱不振,目睹当时军阀的横行,他决心效法黄兴、蔡锷,立志弃文从军,毅然中止在中学还不到一年的学业,于191751日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但不久因为南北战争爆发,讲武堂在战乱中被捣毁,刘少奇只学习了6个月,便只得重新寻找新的奋斗道路③。这一段时期,刘少奇除继续阅读进步书刊外,还读了很多史书。他对我国历史上的一些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十分钦慕,如西汉的苏武,东汉的班超、马援,南宋的岳飞等,并决心效法他们,愿“马革裹尸”、以身救国④。刘少奇从军救国的计划虽然受挫,但他的这一思想和行动对他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刘少奇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还表现在他回到家乡时慷慨地拿出家里的物资救助当地贫困的农民的无私行为上。刘少奇的家里是当地比较殷实的作田人家。他家耕种了45亩田(其中自有30亩,另租种别人15亩)⑤,他的哥哥兼营点大米生意,家里也常煮些酒。据炭子冲附近的老人回忆,刘少奇从讲武堂解散回家后,在家住了半年多时间。凡是见到穷苦农民到他家来籴米买酒的,他总是瞒着哥哥给他们将盛米和酒的器具装得满满的,不收一文钱。为此,常常和七哥发生冲突⑥。当然,这时期刘少奇所想的,不仅仅是救助家乡的部分贫苦农民,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解救中国数万万在穷困中挣扎的劳苦大众。

  刘少奇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行动,从开始便遭到家里的坚决反对。本来只是为着日后学手艺打点文化基础才让他读几年私塾的,但刘少奇靠自己的奋斗居然读到了中学,而且每学期考试成绩总在班上名列第一、第二。这时,家里也最多想将来让他当个私塾先生。但是刘少奇却在学校里参加学潮闹事,刚进了中学不久又辍学入了讲武堂,这些都是除参军在外的六哥以外的家里人认为是不轨的。讲武堂解散失学回家后,他疾富济贫的思想和行为与家里更是格格不入了。他在家里住不下去,只得在外面同学家中食宿,研究学问,探讨救国救民道路。家里对他更不放心了,于是在1919年初以强制结婚的办法想把他捆住在家,今后再不到外面“闹”了。但这也根本阻止不了他革命的要求,被骗回家结婚的第二天,他便跑到长沙继续求学去了,这就是插班入湖南私立育才中学的事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离乡抛亲,奔向北京。以后家庭虽然在经济上不断卡他,但始终没有能动摇他出外革命的决心。

刘少奇一方面不懈地努力追求自己的革命理想,一方面又要顽强地和封建家庭的种种阻挠作斗争,和社会上强大的封建习惯势力作斗争(包括和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意识作斗争),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而且随着他的革命要求的强烈,这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到五四运动爆发时,便达到了激化的程度。

二、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少奇思想的激烈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在刘少奇早期思想的发展中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爆发时,刘少奇正在长沙育才中学毕业班学习。北京学生罢课运动波及到长沙后,长沙市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在这个组织的指挥下,刘少奇和长沙各校学生一起参加了罢课游行、开展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各校都提前举行了考试。刘少奇在育才中学参加毕业考试后两星期,没有等到毕业证书发下来,便急匆匆奔向全国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和北京大学的学生取得了联系,他亲自目睹和参加了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刘少奇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举行了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以后,即不多见。也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的成果。”⑧刘少奇通过从长沙到北京参加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实践,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新的战斗的洗礼,使他进一步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危亡和封建军阀的反动,也看到了广大爱国学生和工农群众中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有了新的升华。在当时强大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之下,刘少奇开始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选择报国途径而更加急切地求索和努力奋斗。

  根据刘少奇的回忆,他来到北京以后,曾经考虑过三条途径:一是考北京大学;一是进军事学校;三是留法勤工俭学⑨。

  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是刘少奇早就向往的地方。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这所学校,但是因为学制太长,学费昂贵,家庭也不支持,不得不放弃。接着,又以优秀成绩考取一所军事学校,可见他自离开讲武堂以后,还没有完全放弃从军报国的志愿。但是他并没有去读免费的军事学校,这时候一股强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潮流更吸引着他。到西方去学科学、学技术、学革命理论,是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认定的救国的道路。但是,要留法,首先得有一笔数量不少的路费,他又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和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他热血沸腾;面对自己历尽艰辛、报国无门、处处受阻的处境,他一度心情十分悲愤。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煎熬着他。他曾写下了一首赠友诗,真实地表达了这时的心情。

 诗中写道:

 身长七尺好奇男,

 汝何悲愤而长忆?

 尔之命促数且奇,

 一生富贵何可期。

 胡不及时以行乐,

  飘零千里,备罹万难欲何为?

  人才西渡正纷纷,

  尔之翘首望何陲?

  岂欲长征班定远,

 仗策以相随。

  满目带愁思,

  意蠢情亦痴。

 天津桥上无人识,

 只得远寄与相知。

 这首诗是刘少奇写给他的少年好友洪赓飏的,虽然不能反映当时刘少奇的全部思想,但也正好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五四运动期间他来到北京后所遇到的困难局面和当时所进行的激烈的思想斗争情况。“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之下,一些诬蔑诋毁刘少奇的材料曾将这首诗作了大量的歪曲宣传。因此,我们有必要作出澄清。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文革”中的宣传材料上故意含糊地说成为“1921年前后”,这是别有用心的,把刘少奇参加革命前的思想硬说成是参加革命后的思想。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应该是191978月间,即刘少奇奔向北京参加五四运动因投考大学和寻找留法道路受阻,思想斗争最激烈和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住北京和想读大学或留法,没有一笔资金真是寸步难行。而洪赓飏是当时在经济上最有条件接济他的一个朋友(洪在刘少奇读小学和中学时,曾多次帮助过他)。所以在他的理想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时,他“只得远寄与相知”,希望少年时曾同窗共读、家境富裕的洪能在困难时向他伸出援助的手。据洪赓飏的儿子洪克宗回忆,他父亲1919年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就读,这时刘少奇和他父亲通讯仍很频繁。1920年底他父亲就回国了,1921年初,经刘少奇介绍与当时在上海读书的袁素结婚⑩。根据这个时间推测,这首遥寄洪的诗也只可能是1919年,而不可能是洪已经回国后的1921年了。

 这首诗的调子是悲愤的,但决不是悲观的;内容是积极的,而决不是消沉的。它虽然没有那种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却在向知心朋友吐露一片“痴情”之中透射着作者决不向一切落后势力低头屈服的傲气;在平凡的真实的语言之中表露了作者不懈的奋斗精神和顽强的革命毅力。全诗的主调,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表现了作者要摆脱一切封建的落后势力(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羁绊,投身到救国救民伟大事业中去的迫切愿望。

  诗的上阕,是以设问的形式,表现作者对封建落后势力的不妥协的态度和追求自己理想的决心。诗的下阕,则是以反诘形式从正面回答问题,表现作者报国的志愿。这时候,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迪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激励之下,他热切地盼望到西方去寻求革命真理,决心顺应“人才西渡正纷纷”的历史潮流,走留法或留俄勤工俭学的道路,而且认为自己再不能“翘首”等待了。他也恨不得立即投笔从戎,学习我国东汉名将、定远侯班超,为打倒猖狂一时的帝国主义列强,为拯救积弱不振的中华民族,“仗策以相随”,效命疆场。为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他“意蠢情亦痴’,执着地追求着。但是他的远大抱负得不到家庭和现实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这正是他当时的“愁思”之所在。

 我们在分析刘少奇在“五四”期间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原因时,除了注意到上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激化的一个方面之外,还必须注意到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刘少奇来到北京的时候,正是我国思想界发生大变动的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正如刘少奇在回忆五四运动时所总结的:“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与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的中坚孔教对抗的。它吸收了西欧各国进步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中国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11)和当时所有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作为一个刚刚从封建家庭的罗网中冲杀出来的有志青年,投身到这样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之中,进行着这种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决裂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如果没有头脑中强烈的震荡,如果不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那倒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即奔向北京的刘少奇,虽然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已经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迫切的向西方学习革命真理的愿望;但是,他毕竟还刚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还没有突破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范畴,对于到底如何摧毁和改造不合理的黑暗社会,如何解救广大劳苦大众的痛苦,还是处于迷茫的、求索的阶段。面对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救国的主张,他一时还难以分辨清楚,但是,客观的革命的现实又逼迫他去迅速地、果断地作出思考、分辨和抉择。所以,这也不能不是引起他思想的激烈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三,这时候刘少奇虽然已经在运动的发展中看到了广大爱国学生和工人群众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但是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刚刚从黑暗保守的家庭和偏僻落后的农村中几乎是孤军奋战出来的先进的青年,还没有来得及与其他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及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因此,当他在奋斗中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感到自己力量的孤单。“赠友诗”中所流露的“悲愤”和“愁思”,一部分因素就是这种孤单情绪的表现。

 总之,刘少奇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来到北京期间所产生的激烈思想斗争,不是偶然的,而是强大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在他思想中所引起的强烈的震荡,也是他思想发展中各种矛盾斗争走向激化的表现,是他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时脱掉因袭的思想重负而产生阵痛的反映。

三、五四运动后期,刘少奇思想的迅速转化

 胡绳在分析五四运动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时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和为这个运动振奋起来的人,有些始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停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水平上,有些则由此开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运动的发展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视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2)刘少奇正是在五四运动的发展中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并迅速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先进青年之一。

  刘少奇在北京期间,经过短暂的艰苦的探索和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便毅然进入了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勤工俭学。这在刘少奇早期的思想发展中,及至一生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刘少奇在回忆1919年的经历时说:“参加了当时有名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此时我才开始读到很少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和文章,即与社会主义派的人物接近。”(13)这时候,刘少奇之所以选择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固然因为经济困难,到这里和以后留法时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学费和生活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和社会主义派人物接近的结果。

 刘少奇进入保定育德中学勤工俭学一年,虽然后来没有去法国留法,但是收获是重大的。

  第一个重要的收获是基本上缓和了既要寻求救国理想,又要谋求个人生活出路的矛盾,解决了因家庭不支持他出外求学所遇到的严重困难。并且通过工厂劳动的实践和与工人群众的接近,使他开始努力去熟悉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是他最初的与工人群众的结合。

  另一个更重要的收获,就是在这里进一步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革命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转变,并由此开始,走上了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当时的保定育德中学是全国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也是各种进步的社会思潮十分活跃的场所。校长王国光倾向进步,对学生中进步的思想和行动也能积极支持。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渐成了运动的主流,北京等地的进步刊物和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迅速传入;育德中学师生也自己办了校刊,经常介绍国内外形势、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14)。这就给刘少奇向马克思主义的迅速转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北京的进步刊物和育德中学的校刊,是刘少奇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阶梯。加上和师生中其他社会主义派人物的接近,由此而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信仰加深起来。刘少奇回忆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占了这个运动的优势。在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传到了中国,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当时的《新青年》杂志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一方面拥护一切进步的东西,同时它传播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时的俄国革命也给了中国很大的影响,吸引很多活动的人对俄国革命的注视,关心革命的胜利。当时所谓‘过激派’的名称并没有能够吓退中国要求进步的人们。”(15)刘少奇的这几段回忆,既反映了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的激烈竞争中迅速传播和发展的情况,也反映刘少奇这段时期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迅速地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由于有了在长沙、北京、保定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实践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基础,所以1920年初秋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回到湖南后,便立即与湖南的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派人物贺民范等人接近,并经贺民范的介绍于同年冬天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又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赴苏留学(16)。

 1921年春以前,刘少奇虽然已经完成了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转变,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当时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知道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但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17)这也就是刘少奇当时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他1921年春赴苏留学后,才逐步得到了解决。

 1921年冬,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春天到1922年夏天,这是他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实现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重要时期。在这段时期,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并考察了苏联十月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并且联系实际,反复思考和研究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当他1922年回国后参加指导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时,已经是一位既有比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具有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见解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前后,是我国思想政治领域发生大变革、大分化的时期,也是刘少奇早期的思想中发生重要的、激烈的变化的时期。刘少奇之所以能在“五四”时期激烈的思想动荡和斗争中摆脱各种封建落后势力的阻挠、并最后摒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迅速地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时代的推动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8),又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刘少奇正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认准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方向,从而迅速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思想武器的。这是其一。

 其二,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和对工农群众的深厚的感情,是他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从读小学开始,刘少奇便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参加过多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斗争的实践使他一方面更加憎恨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另一方面,也使他更加同情和接近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时时为如何解救他们的痛苦而焦虑。这时候,虽然不能说刘少奇已经具有了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但是有了这种朴素的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也就使马克思主义这门为彻底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彻底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科学,对他更加具有吸引力,也更容易接受了。

  其三,顽强刻苦的学习毅力和不懈地探求真理的精神,以及在学习和探求中坚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是促成他思想转化的重要主观因素。勤奋学习和善于思索是青少年时期刘少奇的最显著的特点。“五四”以前,他不但已经批判地学习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古代思想家孔子、孟子等的思想中唯物主义的成分,而且学习了各种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这一切,为他学习马克思主义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五四”以后,刘少奇一经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便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钻研起来。他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同时,他还注意把理论学习同自己思想意识的修养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抵制和克服自己思想意识上的旧东西。这样,使他终于在摆脱各种旧思想的束缚和在由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最后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方面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其四,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以及在深入工农群众的实践中加速完成了思想的转化。刘少奇回忆说,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雄伟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与各种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过程,其中包括与社会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特别是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可以说,每个早期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都经历了这种斗争的考验,刘少奇也不例外。此外,刘少奇在保定、上海求学期间,经常深入工厂参加生产劳动,与工人群众接近,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最初的实践和锻炼,都有利于他更快地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靠近和转化。

注释

①②④据刘少奇的小学和中学同学贺执圭的回忆。

③黄祖琳:《刘少奇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时间考》,《湖南党史月刊》19882月号。

⑤(13)(16)刘少奇给罗生特的信。

⑥据炭子冲的老农李桂生、成敬常的回忆。

⑦据成敬常及刘少奇的侄儿刘敦侯的回忆。

⑧(11)(15)(20)刘少奇:《感想与回忆》,《中国青年》1939年第2期。

⑨据刘少奇的“简历”。

⑩洪克宗:《回忆父亲与少奇同志的交往》,《长沙史志通讯》1987年第3期。

12)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1192页。

14)据刘少奇的“简历”。

17)刘少奇在莫斯科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012月。

1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3页。

19)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5月版。)

(来源:《刘少奇和他的事业——研究选萃》1991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