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典范——从陈云对党史上重要人物的评价谈起
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典范
——从陈云对党史上重要人物的评价谈起
徐行 翟永冠
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评价党史人物是每一名党史和国史工作者的基本责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是我们研究党史、评价党史人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社会上和学术界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评判，缺少客观求实的态度，多是主观臆断，绝对否定或肯定，存在着歪曲、丑化、拔高、吹捧等现象，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常被脸谱化和被妖魔化，混淆了是非，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和谐。
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人物，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这方面陈云同志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典范。粉碎“四人帮”以来，陈云在不同场合对新中国的开创者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所犯错误做出过一分为二的客观评析，对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瞿秋白、潘汉年等党的杰出领导人的历史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对林彪、四人帮、康生等党史上的反面人物也做出了准确的评判。从陈云对党史重要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把握主流，一分为二；有错必纠，还原真相；明辨是非，客观评判。其主导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恢复被曲解了的党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一、把握主流，一分为二
毛泽东是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带头人，其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绩与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的“左”的错误，社会上和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搞“两个凡是”，把毛泽东的讲话和写的文章当成教条，不承认也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种错误倾向是借口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竭力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对毛泽东的评价关系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评价的问题。陈云坚决地反对了两种错误倾向，他认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准确评价。
陈云对毛泽东评价的基本观点就是：把握主流，一分为二。他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近代中国遭受列强凌辱的落后挨打的局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主流，也是评价毛泽东的最基本依据；无论我党经历了多少挫折，党的领袖犯过何种错误，但是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要分清功过是非谁占主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陈云和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出的客观评价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晚年犯有“左”倾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①[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5页。]这一结论被写进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功绩和晚年错误的准确定位上，陈云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7月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历史决议”起草时，胡乔木转达了陈云的意见，他说：“陈云同志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打倒，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②[②《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敲定“是什么意思呢？陈云曾解释说：“‘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③[③《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陈云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必须坚决反对有的人借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名义，否定他的历史地位，丑化毛泽东的形象。1981年3月，陈云再次阐述了他对“历史决议”起草意见，他说：“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④[④《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在评价毛泽的问题上，陈云把握和抓住了主流，但也不是一味强调其功绩的一面的，他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来访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时指出“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⑤[⑤《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238页。]陈云还具体分析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症结所在，他曾同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的胡乔木谈到“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他举例说“‘反冒进’不是一次实践吗？中央同志全都参加了，毛泽东来了一个反‘反冒进’，结果鸦雀无声了。”⑥[⑥《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陈云还客观分析了毛泽东和党的工作失误的责任问题，他认为对于我们党1958年后出现的问题，“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但也有客观环境和党的领导集体的影响因素。他尖锐地指出“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泽东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①[①《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总之，在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陈云既充分肯定了他的伟大功绩，又指出他晚年的错误，这就妥善地解决了在纠正毛泽东错误的同时，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重要问题，真正坚持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原则。陈云同志的正确主张为我们科学地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和研究党史指明了方向，确定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应有的地位。
二、有错必纠，还原真相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四人帮”等人的兴风作浪，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粉碎四人帮后陈云明确主张坚持有错必纠方针，还原历史真相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为被冤屈的同志平反。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党中央先后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潘汉年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平了反。在为冤假错案平反过程中，陈云点评了这些在党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从中也使我们学到了他的实事求是精神。
在解决“文革”中和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问题上。陈云领导中纪委亲自解决了建国后第一大冤案—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工作，并对刘少奇的历史功绩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1978年12月，陈云在家中亲切会见王光美及其子女。陈云认为刘少奇的冤案，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党和国家的事情。他的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②[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页。]陈云积极催促有关部门复查刘少奇案件，1979年2月23日，陈云批示：“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③[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页。]1979年3月6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专案材料说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后，组织被破坏，供出一些人，没有那么回事，不是事实”。“刘少奇出来后，还向中央作过报告，党组织并没有被破坏。”④[④张曙《陈云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载《纵横》，2006年第3期。]
在陈云的积极推动下，中纪委与中组部共同成立了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复查。经过一年时间，逐项调查核实和驳斥了原来扣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向中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复查报告。据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的决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对受牵连的人和事，凡属冤假错案的一律平反。
除刘少奇外，陈云还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陶铸、王鹤寿、彭德怀、薄一波等同志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使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得以平反。
在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陈云做了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发言，他在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首先提出了文革中制造的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一案，他实事求是地证明：“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他明确主张：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当时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也应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恢复党籍。①[①《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233页。]
对陶铸、王鹤寿历史上的被捕出狱问题，早在1978年1月3日，陈云就致信华国锋等党的领导人，转交了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信，并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7月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组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回北京治病。”②[②《陈云与中央纪委》编写组编《陈云与中央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指出：“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他认为应“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去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③[③《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还就1959年庐山会议把彭德怀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个错案，“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④[④《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陈云还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遭受冤屈的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肖劲光等做出过正确客观的评价，帮助他们平反昭雪。对于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陈云认为，看人要看主流，看全面，他无非就是写了个《多余的话》，有消极的东西，但临死前还高喊口号“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在八七会议上，他是反对陈独秀的，他的“左”倾错误路线时间不过半年。⑤[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4页。]在张闻天夫人刘英要求给张闻天做政治结论的信上，陈云批示：“完全应该”，并亲自主持了张闻天的追悼会。⑥[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5页。]对加在肖劲光头上的不实之词，陈云曾致信邓小平，“肖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肖劲光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他还亲自给肖劲光文集提写了“一代元戎”的书名，反映了他对肖劲光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⑦[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6页。]
对于在“文革”前发生的潘汉年冤案，陈云也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尽力促成了此案的平反，使人了解了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在党内，由于工作关系，陈云与潘汉年很熟悉，他知道潘汉年对党是忠诚的，历史上对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1955年后，潘汉年被认定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后被长期关押，开除出党，凄然病逝。陈云对潘汉年的所谓“历史问题”，始终是有怀疑的，“文革”结束后陈云便抓紧时间督促潘汉年案的复查。在收集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1981年3月1日，陈云给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潘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确证。而且对于刘晓、刘长胜等同志能在上海保存下来提供了潘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陈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并提出“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①[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3－1534页。]
陈云的提议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赞同。中纪委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用确凿的实事证明：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应予否定。1982年8月23日中央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此后，陈云考虑到一个更深远的问题：这就是党内虽然已经给潘汉年平反，但他长期做秘密工作，外界对他了解很少，应该向党内外宣传潘汉年的历史功绩。11月9日陈云致信夏衍，请他写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要使人知道潘汉年同志是一个好同志。”②[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5页。]
三、明辨是非，客观评判
陈云对党史上各种人物的功过是非是依据当时的客观环境作出历史评判的。他是非分明，判断准确，对于党内同志不因后来犯错误而否定其前期的功绩；对于野心家和反革命集团分子，则以锐利的眼光剥去其伪装，让广大群众认清其本来面目。从陈云对周恩来、李先念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称赞、对华国锋等同志功过的客观评价、对康生、四人帮的批判上清楚地反映了他的基本立场，表明了他所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的全国人民爱戴的卓越领导人。但是四人帮在“文革”中利用国民党搞得阴谋事件借题发挥，企图达到打到周恩来的目的。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陈云不顾个人安危仗义直言，实事求是地阐明历史真相。1972年6月13日，在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面临着很大压力，陈云挺身而出，针对江青一伙抓住不放的所谓“伍豪启事”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是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了书面发言，再次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③[③张远航、刘晴主编《陈云珍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562页。]
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陈云给予了公正客观的评价。1979年1月4日，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报告，打电话要先念语录本。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①[①《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1992年去世后，陈云专门写了悼念李先念的文章，高度评价了李先念一生的重要功绩。他评价说：“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念同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总理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项目得以建成或加快了建设进度，其中包括攀枝花钢铁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焦枝铁路、襄渝铁路和胜利油田等，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基础。”“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②[②陈云：《悼念先念同志》，载1992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东汉哲学家王充说过：“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陈云在评价党内人物时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对粉碎“四人帮”发挥重要作用，但又犯有错误的华国锋、汪东兴等党内同志，他皆做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1980年11月1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③[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7页。]
对汪东兴的功过，陈云客观地评价说：汪东兴同志在抓“四人帮”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的。“对汪东兴同志在这件事上出了力，党是应该记录在案的。但是汪东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是有错误的，也是欠了帐的。”陈云认为汪东兴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及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一些不正常事情应该有所检讨和说明，对这些问题也应记录在案。④[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4－1495页。]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阐明：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他认为“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⑤[⑤《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即使对林彪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陈云也没有片面地单纯否定他。陈云在接见《辽沈战役》剧组时客观地指出：“林彪虽然在以后的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但要把林彪的功过与错误分开，要把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分开，要把军事与政治分开。特别是在军事上，林彪对中国革命人民的解放战争，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后在表现这方面的题材时，一定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功过是非分开，不要因为以后的政治错误就否定以前的历史功绩，那样做会伤害许多人的。”⑥[⑥《陈云与中央纪委》编写组编《陈云与中央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陈云主张区别对待和处理。陈云曾对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①[①《陈云与中央纪委》编写组编《陈云与中央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对文革中积极参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活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的康生，陈云同志目光犀利，判断准确，用大量史实揭开了康生的真面目，摘下了带在他头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反修战士”的桂冠。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②[②《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来访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时再次指出：“康生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都是极‘左’。一次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搞‘抢救运动’；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乱点名，大概点了600个人以上，都是高级干部。他对中央和地方党政各级机关的瘫痪负有很大责任，是有民愤的。”③[③《陈云与中央纪委》编写组编，《陈云与中央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正是在陈云的准确评判下，中纪委认真调查了康生的问题。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审查报告作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在他死时所致的悼词，揭开了他的真实面目。
四、结语
陈云对党史上重要人物的客观评价，恢复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给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典范，使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示。陈云对于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学风，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特别是党史人物研究的深入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后的党史研究和党史人物研究中，应以陈云为榜样，秉笔直书，客观评判，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陈云同志在晚年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④[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2页。]的十五字箴言，应当成为我们今后进行学术研究和从事一切工作的座右铭。
随着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民主科学观念的普及，“双百”方针的实行和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成见与偏激必将逐渐被理性和求实所取代，帽子和棍子亦将逐渐被理解和宽容所取代。只要坚持像陈云那样实事求地评价党史人物，就一定能研究和宣传好党的历史，把握好时代的主流与客观发展规律，坚定人们对党的领导的信念，促进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再创辉煌。
（本文第一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第二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
（来源：《陈云与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集》201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