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谦芳：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杰出贡献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杰出贡献
沈谦芳
亲身经历或是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邓小平同志对知识分子有着大海般的恩情。这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以及真正视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具体反映在如下理论和实践上：
第一，最关心的是知识和人才。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面貌日新月异。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谁掌握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竞争的主动权。
邓小平同志把毕生的心血与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孜孜以求的是“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高瞻远瞩，深感知识和人才的重要。他认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他强调：“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出于对知识和人才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宣称：“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他把“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看成“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他提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第二，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有过“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论述。但是，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冲击，知识分子最终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在一些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成为受冲击最为深重的社会阶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尖锐地指出：“要坚决扫除长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在自身还没有复出的处境下，首先想到以及要做的是还知识分子以清白。1977年5月，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强调：“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当时“两个凡是”刚出笼，“文革”遗风尚浓，要为曾经威风扫地的“牛鬼蛇神”、“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们辩护，恢复他们劳动者的身份和“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治地位，是不容易的。邓小平同志冒着自己永远不能复出的风险，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魄力为知识分子拨开云雾见青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革故鼎新的提法，为改革开放后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定下了基调。
毛泽东同志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无论如何回避不了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无论如何不能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邓小平同志提出并全面、客观、公正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977年7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为此，他要求全党“准确地完整地领会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并以之统一思想，指导行动。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以主要精力着重抓了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他坚决推翻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为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扫清了道路。1977年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新中国建立17年来科学和教育工作的成绩，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这个结论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对立。讲话中，他还说“四人帮”炮制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其实“老九”并不坏，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他再次引用毛泽东同志“老九不能走”之说，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这个大胆的讲话被称为科技和教育战线拨乱反正以及恢复知识分子名誉的宣言书。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再一次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之后的两三年中，随着各条战线特别是教育、科技战线拨乱反正工作的完成，知识分子的名誉得到了彻底恢复。
第三，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邓小平同志在积极谋求知识分子社会政治地位改善的同时，全力谋求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改善。上个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它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80年代，他又指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鉴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国家财政还比较拮据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突出重点、循序渐进而又注重实效的解决办法。
教育界、科技界以及高级知识分子是邓小平同志关注的重点。他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分管教育和科技，多次表示甘当“后勤部长”。他说：“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有些实际问题一下子还解决不了。我个人认为，科研、教育经费应该增加。”“要在困难条件下，尽力把工作做好。原来条件比较好的，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尽快把工作搞上去；原来条件比较差的，要逐步改善。那些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困难，要抓紧解决。”他特别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
历史上欠债较多，现实财力又有限，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解决起来有一个过程，这可以理解。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感到有出路、有希望、有信心。邓小平同志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实事求是，态度坚决，他强调：“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求“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想了知识分子之所想，急了知识分子之所急。
第四，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队伍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这一重要观点被江泽民同志发展为“使用是最好的培养”，进而成为新时期我们党科学人才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邓小平同志认为，首先要用好已有的知识分子。他提出要有一套办法，把“文化大革命”前大专学校毕业的和自学成才达到同等水平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用起来，并说“用好这些人，是很顶事的”。他阐述道：“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他认为：“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留学人员也是一块可用的人才存量。邓小平同志对此特别关心，恳切地指出：“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否则，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创造好的工作条件。他说：“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鉴于“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我们还没有”的实际情况，他提出：“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攻一个方面，总会有些人做出重大贡献。”他亲自关注“863计划”的实施，而且对很多知识分子极其关注。例如，陈景润就是在小平同志的亲自批示后，工作、生活条件才得到改善的。
邓小平同志希望各级党委在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方面切实负起责任来。他批评道：“我们的各级党委，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的人才。”“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他们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他提醒道：“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他要求：“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他谆谆告诫：“你们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总之，“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
第五，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大局出发，邓小平同志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严格要求和殷切期盼。
邓小平同志要求知识分子又红又专。他希望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为什么？因为早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随后，毛泽东同志又论述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对立统一关系，总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然而，在后来的实践中，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熏染的人们，或少数热衷于整人的“老左”们更多强调的是红与专的对立，以至反对“白专”一度大行其道。
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又红又专的说法，同时又作出了新的正确的理解。他突出强调了专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是红，从而使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从理论到政策更加完善。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为此，邓小平同志要求知识分子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贡献。他认为知识分子，只有自尊、自重、争气，才能赢得社会上广泛的尊重。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谆谆告诫科技工作者：“你们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有成绩，就会使全国人民越加懂得知识的可贵，推动大家都来尊重知识，学习知识，掌握知识。人们正在通过你们的工作，来评价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评价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第六，不能苛求知识分子。邓小平同志认为在思想改造问题上要平等对待知识分子。建国初期，我们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应该说，这一方针执行的总体效果是好的，但又容易造成这样的错觉，即好像只有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别的人就不需要改造似的。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这种事实上的不公正和由此可能带来的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于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明确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这里的“人人都要改造”，使知识分子获得了社会平等一员的地位，既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共同规律，又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开阔胸襟。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197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邓小平同志提出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优秀拔尖人才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反对空谈政治，认定“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些要求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为此，他提出：“对科学家一般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精力去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善待知识分子，不能让他们“灰溜溜的”。他认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我们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他说，对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即使有某些缺点，也要放手用”，“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他“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他认为对于知识分子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些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而不能随意戴帽子、揪辫子、打棍子。
毛泽东同志曾经称赞邓小平同志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害怕。应该说，这一评价在邓小平同志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邓小平同志重新解放了老一代知识分子，把他们带进了明媚的春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同志代表知识界发表书面讲话，提出要张开双臂拥抱“科学的春天”，喜悦之情不亚于唐代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邓小平同志培养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他的倡导、支持和关怀下，恢复高考制度、恢复学位职称制度、派遣出国留学等重大措施相继出台，知识分子队伍日益壮大，全民素质不断提高。
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知识分子执礼明义的传统。邓小平同志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好时光，广大知识分子也以满腔的工作热情回报邓小平同志、回报祖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厂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力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这些显而易见的进步无不凝聚着广大知识分子的智慧。
邓小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变成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已经施行，正在施行，并将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邓小平同志对知识分子的温暖将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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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年谱》（上、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