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教益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教益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和腐败行为深恶痛绝，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腐败的地主资产阶级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为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终身。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深谙政权兴亡规律，时刻警惕腐败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危害，毫不留情地惩治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腐败行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反腐败的规律以及方法途径，为我们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尽管1976年渐行渐远，但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经过历史与实践的磨砺，愈加闪耀出灿烂的光辉。在新世纪新阶段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回顾和思考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与实践，对于当前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创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上篇：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反腐倡廉的必然性。党的80多年历史，是一部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反腐倡廉的斗争史。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和人民政权建设，坚持不懈地同各种腐朽思想和腐败行为作斗争。
毛泽东为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主要是：（1）确立了党的宗旨和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根据党的先进性质和历史使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概括为党的惟一宗旨。坚持党的宗旨，反腐倡廉就有了正确方向和可靠保证。（2）正确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实际上从政治层面规定了党必须清正廉洁，这样才能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赢得人民的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时，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3）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党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4）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党的领导活动，包括对反腐倡廉的领导，取得成功的根本工作路线。（5）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为反腐倡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6）形成了反腐倡廉的优良作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胜利地进行了延安整风，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有力地保证了党和革命根据地政府的纯洁。（7）提出了反腐倡廉的重要策略思想——民主与监督。1945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跳出“执政—腐败—垮台”周期率的基本途径，就是民主。只要人人负起责任，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就不会人亡政息。正是在毛泽东领导制定的这些理论、路线和策略指导下，我们党和党领导的军队、根据地政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与国民党政府官吏那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从而聚集了强大的力量，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腐败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和平环境，增加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性，也增加了滋生腐败的危险性。对此，毛泽东带领全党积极探索执政条件下反腐倡廉的规律和途径，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这一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反腐倡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为什么反腐败方面，毛泽东认为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反映，反腐败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之初，他亲自领导了“三反”斗争，明确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毛泽东认为，政治思想上的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贪污受贿，生活上的挥霍享受，均属于腐败的范畴。产生腐败除了阶级根源之外，还有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①[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36页。]基于对腐败现象的这种认识，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就发出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21页。]这实际上就把建立廉洁政治、反对贪污腐败作为建国治党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
——在依靠谁反腐败方面，毛泽东始终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之所以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③[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4－1095页。]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除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本身是廉洁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④[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43页。]是因为我们党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能够按照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办事。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正确领导人民开展反腐败斗争并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是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力量，人民群众是反腐败斗争的主力军。毛泽东真诚地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他领导理论的核心，也是贯穿反腐倡廉思想的一条红线。毛泽东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地指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①[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60页。]
——在怎样反腐败方面，毛泽东的主要方法是教育、惩治、监督三者并重、密切结合。（1）对于反腐败，毛泽东历来强调教育在先，对人不能“不教而诛”。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这是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其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坚持了这一宗旨，为政清廉就有了基本保障。其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也是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指导方针。其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教育。毛泽东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克服自身不正之风的有效武器。其四，历史经验的教育。（2）毛泽东对腐败的基本态度是严惩不贷，绝不心慈手软、姑息养奸。薄一波曾回忆说：“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为指导“三反”运动，他所写的指示、批语、书信等各种文稿多达300余份。他特别注重抓大案要案，敢于碰硬。他亲自领导的对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对我们党执政初期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起了很大的作用。（3）重视监督。首先是党内监督。毛泽东认为，健全的民主生活，是实行党内监督、开展批评的根本保证。他提出了党内监督的两条原则：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了在组织上保证党内监督的实现，在他的建议下，建国之初就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机构在净化党的组织、反对党内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群众监督。“群众起来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他亲自处理人民来信，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有效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工作。四是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制定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注意向党外人士请教，积极听取并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五是新闻监督。毛泽东高度重视报纸刊物的监督作用。他强调报刊都应刊登人民来信，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监督政府的工作。
任何历史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实践表明，在他的反腐倡廉思想中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例如，对腐败过于强调阶级的原因，而对经济的、体制的原因注意不够；反腐败要依靠群众是对的，但运用“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这些教训值得后人牢牢记取。但是，即便是对这些不足和缺陷，也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彻底否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从来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记载了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实践的伟大功绩。在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理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在实践中，成功地压制了建国初期迅速出现的腐败倾向，创造了为世人称道的50年代那种清廉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这对于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顶住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成功地渡过若干“困难时期”，夺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下篇：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重要教益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实践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当历史车轮驶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党面临着与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反腐倡廉形势和任务。为了加强新世纪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创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局面，十分需要从毛泽东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反腐败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作为毛泽东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必须从新的时代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认清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不移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党执政以后，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后来他多次讲到腐败会“亡党亡国”。如果说，这些论述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伟大人物的预见、预言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预见、预言就在苏联东欧变成了现实。苏联共产党的“自行解散”和苏联解体，以及东欧一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制易帜，尽管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但人们公认，领导层的腐败，是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这无疑给同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从国内的情况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这种社会转折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时期。中国也没有幸免。正如改革开放之后不久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腐败“这股风来得很猛”。对此，不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还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像当年毛泽东那样，一直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问题上，党中央的决心是坚定的、旗帜是鲜明的，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拥护和全力支持的，我们采取的方针政策也是切合实际和有成效的。我们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工作格局。我们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坚决查处领导干部中发生的重大案件，并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①[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98页。]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成就。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有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的成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坚强的保证。为此，要像毛泽东领导反腐倡廉工作那样，首先解决好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问题。
要正确认识经济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关系，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意义，增强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如果经济建设长期搞不上去，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就迟早会丧失执政地位。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就万事大吉了。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政党在执政过程中虽然把经济搞上去了，但如果自身腐败问题严重而又无力克服，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最终也会丧失民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腐败会使我们党贬值，变质，变成李自成。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因此，对反腐败必须像毛泽东那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腐败不除誓不罢休的彻底革命精神。这是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基本前提。
重在打牢执政基础，营造反腐败大势，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今天，要从根本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不论是指导战争还是指导反腐败斗争，他都首先重视和谋划全局，营造大势。毛泽东指导反腐败斗争，注重从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出问题，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绝不做李自成；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教育全党坚持两个“务必”，利用我们党舆论宣传的优势，把“廉洁可敬、腐败可耻”的观念嵌入每一个干部群众的头脑之中，创造了反腐倡廉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严惩违犯法律和党纪政纪的干部，使许多干部“不敢”腐败。这些富有成效的工作，筑牢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从根本上保证了反腐败斗争的强大优势。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再像毛泽东晚年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政治运动营造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但是打好基础、营造大势仍是反腐败所必需的。这就需要我们端正反腐败的思路，致力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致力于国家法律和党的制度建设。既然当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主要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带来的，那么根治腐败也就必须在加快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方面进行努力，尽早完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任务。这主要是：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垄断，正确调整利益关系，形成新秩序下的良性竞争格局，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经济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步伐，形成有效监督体制和机制，筑牢反腐败的政治基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筑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这两道反腐败的坚固防线。这是从根本上决定反腐败斗争胜负的“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打好了，就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依靠群众，强化监督，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在今天，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到反腐倡廉的工作中去，就必须疏通和拓宽群众参与的渠道，尤其要倡导公开批评，丰富民主监督的实现形式。
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实践告诉我们，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政治优势。任何腐败行为所损害的都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反腐败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也最有能力和智慧战胜腐败。必须明白，离开群众路线反腐败，没有出路；反腐败不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没有作为。在今天，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各级领导要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同时，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愿望和要求，总结基层群众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帮助群众正确掌握反腐败的政策和法律武器，增强广大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自觉性，敢于并善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要充分运用领导的权威和政权的力量，依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权益。要努力寻求适合于当前反腐败斗争需要的组织形式，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激发广大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反腐败斗争提供有效、便捷的途径。总之，反腐败斗争必须紧紧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来进行，必须通过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来推动，必须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加强。
当前，扩大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公开批评。我们党执政以后，毛泽东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引入到反腐败斗争中来，并且大力倡导公开批评。毛泽东认为，公开批评比私下批评更有力量，更有利于执政党保持自身肌体的健康，更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确保这种公开批评不受压制并取得成效，还明确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①[①这一《决定》还指出：“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以上引文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90－193页。]这一决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蔚然成风。②[②在刘青山、张子善因巨额贪污被处决的一个月前，一些党员群众就投书《人民日报》，批评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在党内外的公开批评下，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代表省委、省政府在《人民日报》上做了公开检讨。1952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妻子弓彤轩的检讨：“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因检讨不彻底，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投书《人民日报》，要求“弓彤轩应重新作检讨”。1952年2月6日，《人民日报》为这封来信加编者按予以支持。]当时，这种公开批评虽然涉及到高级别领导干部，但党内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不妥之处，也没有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倒给广大干部群众一种振奋、一股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党，拥护党的领导。鉴于这种实践效果，毛泽东在1953年进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从毛泽东倡导公开批评的实践中，能够深刻感受到，公开批评显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以及我们党的强大生命力和自信与睿智——一种更重要的力量。应该看到，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固然是腐败，但是，如果长期执政以后我们的干部丧失了当年夺取政权和建设初期那样一种蓬勃朝气，那样一种昂扬锐气，那样一种浩然正气，而变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而又拒绝人民群众的批评，那么最后必然走向腐朽没落，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认识这一点，就要重新建立公开批评制度，以进一步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永葆党的政治活力和先进性。
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其实，腐败也是纸老虎，终将被人民抛进历史垃圾堆。我们坚信，不管反腐败斗争道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反腐败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就一定能够在新世纪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当然，这也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
（作者邵景均，中共中央纪委研究室副局级检察员，监察部监察专员，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