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陈云“一五”末期若干发展思路比较

毛泽东、陈云“一五”末期若干发展思路比较

蒋永清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解决了工业化起步时遇到的方向、战略、布局、资金、人才、规模、速度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在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实践中，毛泽东和陈云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同时，在编制和执行“一五”计划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一五”末期(即1956-1957年间)，他们两人在经济形势的判断、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农业增产方式、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的思路上又有不同的侧重。本文试对此作一简析。

一、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

这里所说的经济形势指1956年经济形势。对这一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既是对“一五”建设的初步总结与回顾，也是对“二五”计划的展望与预筹。毛泽东和陈云的态度分别是：毛泽东认为年初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后来压制这种势头从上到下搞反冒进是错误的；陈云则认为这一年经济发展冒了，赞同采取反冒进的措施。笔者认为，这两种判断，首先体现了毛泽东和陈云对经济形势判断的一般特点；其次，这个判断是一个交织着复杂因素的争论过程。

毛泽东和陈云对经济形势判断的一般特点，可以从“一五”时期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毛泽东的特点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且看问题比较乐观。关于前者，以毛泽东对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全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为例。尽管当时国内经济形势很好，但他还是谨慎地考虑斯大林去世后的国际形势，敏锐地从政治上提出“以苏联为鉴戒”、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为此还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关于看问题比较乐观，可以举1955年5月毛泽东对农业形势判断的变化为例。此前，他一度认为农村中因自然灾害和统购统销的失误而情况紧张，但等到外出视察后，他就认为原来的估计言过其实了，农村的形势还是“好得很”。对形势判断的变化引起了决策上的连锁反应，农业合作化进度的加快由此而来。

陈云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有两个特点：一是从眼前具体问题入手，二是把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得比较严重。以1953年秋他对粮食形势的判断为例：首先，他从粮食市场上的具体问题入手，把每一个细微的因素都考虑在内。其次，他把这些具体问题综合产生的长远后果看得比较严重，认为粮食市场的混乱会引起物价的全面波动，从而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刚刚启动的工业化进程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基于这种判断，他提出了统购统销的对策。

对1956年经济形势的判断就体现出了毛泽东和陈云的上述特点。毛泽东认为：从政治上讲，把反冒进搞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是错误的，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1957年右派的进攻相关联；从形势的乐观与消极上讲，成绩和问题的关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成绩是主流。陈云则认为：从具体事实讲，1956年“冒”了，一是财政信贷多支出了30亿元，二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出现了以物易物、抬价抢购等社会现象；从程度上讲，问题很严重，他曾动情地说：我们这样的大国，不能出问题。少奇同志管党的工作，小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总司令也不管这些事，总理忙得很，所以，财经问题由我们作决定。我们肩上担着6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①因此，他是积极主张反冒进的。

至于说毛泽东和陈云对1956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是一个交织着复杂因素的争论过程，主要是指：首先，陈云的判断是同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人一致的；这种共识在当时形成了反冒进的决策；陈云参与、领导了反冒进；结果是，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其次，毛泽东确实也认为1956年经济有“冒”的现象，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但他不同意搞反冒进运动；不过，由于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反冒进的意见都很一致，所以他的不满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来，而是到了1958年初，他才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期间，明确、尖锐地表达了他对1956年经济形势以及由此而来的反冒进的意见。

基于对1956年经济形势的判断，陈云才参与和领导了反冒进；在反冒进中，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对形势的判断立场。陈云参与和领导反冒进可分为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年初至6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第二阶段(6月至9月党的八大)，由于工作重点在对资改造方面，所以他主要起了提供理论分析依据的协助作用；在第三阶段(即第四季度关于削减1957年基建投资的决策中)起了关键的拍板作用，把1957年基建投资由243亿元压到110亿元。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1958年初反过头来强烈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呢？笔者认为，有以下3点原因：1、1957年经济形势发展很好，“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毛泽东没有认为这是反冒进的结果，而反过来认为形势本来很好，当初的补救措施和发展结果不符。2、1957年的右派进攻，明显增加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游行请愿等事件，以及国际上的波匈事件，都使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有政治错误，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助长了敌对势力的气焰。3、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个人的，他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摘录材料上批道，这是“尖锐地针对我”。

总之，从政治上看问题，乐观地分析形势，往往站的角度较高，容易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但有时也容易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从具体问题入手，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些，通常在措施上能比较得力，比较切合实际，收得明显的效果。

二、关于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

提出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的命题，是陈云在“一五”时期独创性的理论建树，它主要是在总结1956年反冒进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落实在政策层面，这个命题就要求在当时的背景下大大压缩基建规模。但毛泽东对此有不同看法，体现在他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论述中。

在“一五”建设的过程中，1953年的小冒和1956年的冒进，促使陈云思考建设规模与国力之间的关系。针对1953年的小冒，他提出了“紧张平衡”的理论，即：在我们这样一个财经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进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必将样样都宽裕是不现实的。但这种紧张不能导致国民经济平衡的破裂，而必胦保持一种紧张的平衡。为此，不要寻找国民经济各部门紧张又不至于破裂。他认为，从总体上讲，“一五”计划是一个紧张平衡的计划。

针对1956年的冒进，陈云深化了他的“紧张平衡”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也就是从财金贸的角度提出了防止重视建设、忽视民生而导致紧张平衡破裂的制度保证，即：1、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且应略有结余。2、物资使用要排队，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3、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4、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5、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由于“一五”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建设规模过大，忽视人民生活，所以，陈云在他的“国力论”中更多强调的是要限制建设规模，保障人民生活，从而使国民经济整体上在一种紧张平衡的状态中高速向前发展。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也谈到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条就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并且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不抓粮食很危险；但是，在涉及到理论问题时，毛泽东不赞同陈云的观点，他把陈云这种限制建设规模以使其与国力相适应的理论看成是一种消极平衡理论，而他倡导积极平衡理论，也就是不平衡理论。在1955年12月的一次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谈话中，毛泽东就说：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②1958年初，他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平衡理论问题。不平衡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普遍的永久的。平平<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普遍的暂时的。很多事物，以不平衡为平衡，例如人有老少、知多知少、高低肥瘦，知识的多少深浅，永远不能平衡。”③“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④这种不平衡理论或者说积极平衡理论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就是要“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⑤

应当说，在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国民经济要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这一点，毛泽东和陈云是一致的。至于为什么毛泽东对陈云结合中国实际，具体地发展了马克思这一理论的成果(即“国力论”)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是：1、陈云的“紧张平衡”是一个基于积累与消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经济学概念，而毛泽东的“平衡”与“不平衡”是一个哲学概念。概念既然属于不同的范畴，沟通起来就难有共识。2、随着“一五”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毛泽东产生了赶超英美的紧迫感，这使他忽略了陈云“国力论”的意义。毛泽东对近代以来我国遭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历史非常敏感，有一种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进程实现赶超西方强国的强烈愿望。“一五”计划结束时，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顺利，有了初步的基础，毛泽东认为，我们可以乘胜实现赶超西方强国的目标。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他就说：“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⑥而且，他的这种紧迫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具体。1956年1月，他说，赶超要用几十年也就是说50、60年的时间，到1957年11月变成15年赶超英国(相当于25年赶超美国)，“大跃进”运动中就更快了(1958年4月开始考虑能否用15年赶超美国，相当于7年赶超英国；1958年6月则提出两年就可以赶超英国了)。赶超英美主要是指重工业，而重工业又主要指钢铁。钢铁的指标和任务高、大、急，必然会突破紧张的国民经济所许可的程度，发生经济灾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关于农业增产方式

“一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很薄弱，体现在农业经济的比重很大，并对建设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因此，毛泽东和陈云都很重视农业的增产问题。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农业增产的思路有两条，一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强调农业合作化；二是提出了在农业合作化后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全面的具体措施。陈云在“一五”前期首先表明对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合作化的坚决支持，认为这是农业增产的主要方式；但到“一五”后期，他对合作化的效果产生了怀疑，在配合毛泽东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探索中强调提出了以化学工业和水利为手段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思路。

关于农业合作化，“一五”前期，当经济生活中由于农业歉收而导致供需紧张时，毛泽东开始从生产关系方面考虑问题。他认为，应当改革生产关系，以使其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在农业上发展合作化：一、合作化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导致人们生产积极性提高，从而提高农业产量。二、合作化是人们力量的一种联合，联合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导致增产。“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⑦当然，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变化过程。1953年3月时，他还没有强调这个问题，但到10月就发生了变化，要求各地给予大力发展。1955年7月则提出要在全国普遍推行。他的思想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与1953年10月的粮食市场紧张有关，也就是说他把合作化看成是粮食增产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陈云对毛泽东的这种思路是赞同和支持的。1954年6月，在向中央作的关于“一五”计划编制情况的汇报中，他就说，完成农业计划很吃力，靠开荒增产不多，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很缓慢，因此“主要靠合作化”。在1955年5月毛泽东和邓子恢关于合作化的争论中，陈云支持毛泽东，他认为合作社问题虽然乱子不少，但大体是好的，基本方针仍要发展。

合作化基本完成后(也就是“一五”末期)，毛泽东的思路放在制定发展农业的总体设想即“农业17条”和由此而扩充的“农业40条”上。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关于农业增产方式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在继续巩固合作化的基础上怎样发展生产力上，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发展畜牧业；推广先进经验、新式农具；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等等。当然，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和逐步的，不会一蹴而就。

这时，陈云的思路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产生了具有他的个性特色的思想。首先，根据观察，他认为合作化的增产效果有限，需要另谋出路。“合作化只是给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和交通。这是必需的。农业投资和事业费给了84亿元，发展农业主要放在合作化上面。那个时候也只能这个样子。”⑧他开始考虑如何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后来在60年代的调整中，他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结合国内外形势，向毛泽东提出了“分田到户”的建议，但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是后话。

其次，陈云开始思考一些能够行得通、并能见效的技术措施。通过调查研究和读书学习，他把中外专家发展农业的思路概括为3种：一是“扩大耕地面积”，主要是美国的做法；二是“肉食论”，即发展畜牧业来增加人民的肉食，主要是欧美一些国家的做法；三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他认为，这正是我国农业增产要走的路子。而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除了过去已有的如养猪积肥、改良农具、防治病虫害等办法外，他想强调的是化学肥料、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4个问题。归纳起来就是化学工业和水利，他认为这两项措施“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在1957年8月辽宁省各级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以及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都对这两项措施作了详细的阐述。事实上，陈云提出的这两项措施特别是关于发展化学工业的措施，对我国农业增产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

我国在“一五”计划结束的时候，也同时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发挥其正面作用的同时，其弊端也在一开始就暴露出来。因此，毛泽东和陈云都提出了改进的思路。毛泽东的思路以权力下放为主，陈云的思路则以增加市场调节的空间为主。

毛泽东从1955年开始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觉察，以后不断提出改进的措施。归纳起来，他提出的改进措施核心是权力下放，包括4点内容：一是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这既指中央部门对省、市、区，也指省、市、区对地、县、区、乡。他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⑨二是给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一点利益，使其在经营活动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三是批评了中央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中央部门办事见不到人、处理问题拖延不决的官僚主义作风。四是强调了全国平衡的问题。尽管毛泽东提出了放权的改进措施，但大的框框还是要全国一盘棋。他说，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全国的工业化也搞不起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既是总结了苏联管理体制中的弊端，即中央统得过多、过死，损害了地方、企业、个人的积极性，经济体制缺乏活力，也是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统一与分散的经验教训的结果。他说：“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⑩

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陈云首先提出的改进措施主要是：1、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2、纠正盲目的集中生产和集中经营；3、取消市场管理中限制的有关规定；4、从有利于生产的角度制定价格政策；5、适当变更国家对某些产品的计划管理方法。其次，他从建立新型经济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抽象概括，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在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经营方面，国家、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统一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个构想当时虽然并没有付诸实施，但它体现了陈云在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主体思想，即强调在生产、经营、市场方面，应该保留一定数量的自由生产、个体经营和自由市场。这个构想和毛泽东关于权力下放的思路还是有区别的。权力下放只是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范围的调整，并没有涉及到导致弊端的核心问题──即经济运行体制中行政权渗透面过宽、过广的问题。而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引进了市场调节的机制，对行政权是一种挑战。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在当时也才只是一种构想，而不是一种政策。

相反，陈云对权力下放可能导致的后果抱有一定的担忧。从《陈云文选》中可以看到，他当时曾亲笔为国务院起草了以下放权力为主旨的3个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规定，即1957年11月8日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但应当说，这3个文件更多的是职务作品，是在落实毛泽东关于权力下放的指示，因为陈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财经工作。他真正担心的还是权力下放后会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制约建设规模的因素会减弱的问题。所以，陈云在1957年9月24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特别指出：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财政体制一经改变，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种分成制度在执行一年后，如有不适应的地方，应该有局部的调整。

总之，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毛泽东和陈云都有所认识，只是在如何改进的思路上有一些差别：毛泽东更多地从权力重新分配的角度考虑如何更好地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陈云则更多地从经济运行体制的角度考虑如何更多地发挥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尽管有这种思路上的不同，但他们都是在对改进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着艰苦的探索。

笔者之所以对毛泽东和陈云以上4个方面的发展思路进行比较，是为了从领袖思想史的角度更深入地探求“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当然，要作出准确的回答，还有待更为深入和严谨的论证。

注释：

①1956年12月27日陈云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的讲话。

②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540页。

③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09，26页。

⑤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1页。

⑧《陈云文选》第3卷，第78～79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33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2页。

（原载《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