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云、邓小平生平思想对比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云、邓小平生平思想对比研究

蒋永清

陈云、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同时又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则是这个集体的重要成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段历史是对许多普通中国人来说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年代。对两位伟人此期生平思想的对比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其难度可想而知。笔者勉强作一尝试。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此前两人的经历。陈云搞经济工作的经历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在1944年3月离开担任了7年之久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后，他主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边区经济的繁荣发展现露了他管理财经工作的才华。正是有这段经历，建国初期，中央任命他统领全国的财经工作，在统一财经、平拟物价、统购统销、对资改造、一五计划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表现出色，贡献卓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成为他管理财经工作最辉煌的经历。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标志着他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

邓小平的情况则不同，他是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渡过的，是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军事家。从抗战时期的129师，到此后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他和刘伯承共事13年，创下“刘邓大军”的威名。解放初期，他主政西南，多施善政，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1952年7月，他作为一方地方大员调到中央，任政务院（国务院）副总理。在1954年反对高岗、饶漱石的党内斗争中，邓小平和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4月，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59年又担任中央军委常委。从这时起，他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

在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过程中，陈云同邓小平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特点。陈云在进入中央核心方面要比邓小平资格老。1930年25岁时陈云任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26岁任中央委员，1934年29岁时就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此后虽有一些变化，但总的是长期在中央领导层工作。邓小平则是一步步上来的，1945年41岁时在党的七大上任中央委员，1955年51岁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52岁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

1956年是一个承前启后很有象征意义的年代。这一年，陈云和邓小平都标志性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这一年，经过一五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工业化建设和并行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新体制。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集体对新体制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艰苦而曲折的探索，他们的性格特色与思想方略有共鸣，有碰撞；有磨合，有矛盾，构成一幅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大跃进运动及随后的经济调整，就是这个画卷的首页。笔者拟以1958年至1962年分年度就陈云与邓小平的思想及活动作一简要的对比分析。

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发动之年：陈云与邓小平的工作境遇发生了重要变化

本文20世纪50年代末的重要事件特指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陈云和邓小平这时都已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在这场大事件中，他们自然不能置身度外，但两个人的思想与活动却大不相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陈云与邓小平各自的工作境遇发生了重要变化。陈云由此前在第一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角色改变为在同样的岗位上却不再发挥主要作用。而邓小平则是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主持中央书记处处理大量日常事务，协助毛泽东实现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从而走上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前台。

陈云工作境遇的改变要追溯到1956年的反冒进。他由于长期从事财经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到1956年前后已经形成了成熟和定型的经济管理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他总结反冒进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后提出的国力论思想，即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也就是紧张平衡的理论。陈云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财经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进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必将是一个各方面关系都很吃力与紧张的建设，但这种紧张不能导致国民经济平衡的破裂，而必须保持一种紧张的平衡。为此，就要寻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合理而动态的比例关系，使这种平衡既紧张又不至于破裂。他从财金贸的角度提出了防止重视建设、忽视民生而导致紧张平衡破裂的5项制度保证。但这时已经敏锐地抓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新体制下新气息新主题的毛泽东不但在理论上并不赞同陈云的观点，而且在工作中针对陈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认为陈云主张的是一种消极平衡理论，而他倡导积极平衡理论，也就是不平衡理论，这种理论在经济生活的应用就是要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在工作中，大跃进运动就是在不断加深批评反冒进过程中发动的，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在小范围特别点名说批评反冒进是针对陈云，批评的言词都异常尖锐，如说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可以说，通过对反冒进的批评，毛泽东到第一线亲自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而此前处于第一线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从此不再发挥主要作用。有一件事可以鲜明地验证这一点。1958年6月中央下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在没有明文撤销这个机构的情况下，1962年3月中央又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也是以陈云为组长。这只能说明1958年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名存实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种境遇中，陈云1958年上半年主要是作检讨，承担反冒进的领导责任。下半年主要是以中央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一职，纠正当时基建方面的工程质量问题。1958年12月22日至26日，陈云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总结10月份生产大搞群众运动以来工程质量事故和工伤事故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提出6条改进措施。事后，他把会议情况向邓小平和毛泽东都写信作了汇报，指出总的情况是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只讲“多快省”，不讲“好”。他的意见得到中央重视，批转各地遵照执行。这件具体的业务工作，是陈云在当时环境下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与此同时，邓小平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在党内的工作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在各项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曾形象化地打比喻讲：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在工作中，毛泽东对邓小平既充分信任，又给予了多方具体指导。毛泽东让邓小平抓大事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与实际决策权的加强相适应，邓小平个人的公开宣传也得到了加强。1958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增挂林彪、邓小平同志像的通知》，要求在今后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及各人民团体机关悬挂领袖像时，除过去规定悬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像之外，应增挂中央副主席林彪和总书记邓小平的像。

由于邓小平党内地位的提升，也由于他主持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所以1958年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他的重要参与。在批评反冒进及制订总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学习体会毛泽东关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方面有两点突出的体会，一是关于解放思想，一是关于加快速度。他在一些场合的讲话中指出：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思想一解放，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大大推动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因此，要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独立思考；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

此后，除了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外，与当年的大跃进运动有关，邓小平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月北戴河会议后至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全国各地调研工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作鼓动工作。郑州会议后至年底是第二阶段，主要是协助毛泽东开始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在第一阶段，邓小平从东北一直向南走，9月10日至17日在黑龙江调研。9月24日至29日在辽宁调研。10月7日至14日在河北调研。10月22日至11月6日在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调研。他一路视察工厂、人民公社、学校，听取工作汇报，召开干部大会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我们出去主要是鼓动，并在各地调研时对生产、人民公社体制、群众路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第二阶段主要是毛泽东开始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等过“左”的东西进行纠偏。邓小平积极学习和贯彻毛泽东随着实际情况变化而发展的思想。他于11月初直接从调研地重庆赴郑州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主持起草《郑州会议纪要》。邓小平结合他在各地的调研成果，在会议上阐述了对人民公社一些带原则性和政策性质问题的观点。在随后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针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两个突出倾向，着重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

总之，1958年大跃进发动之年，陈云和邓小平的工作境遇大不相同，他们发挥的作用和思想观点也不相同。陈云是受批评，作检讨，继而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纠偏工作；邓小平是受器重，积极参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决策，随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状态。

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从大跃进运动向经济调整的过渡阶段：陈云从一件件具体事务做起，积极调研渡灾的应急措施；邓小平协助中央处理重大事件，精力集中在中苏两党论争的国际斗争

从1959年起，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尽管对它的严重性及深远影响的估计在领导人之间有一个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但是极其重视出现的问题、认真调研解决的办法则在领导人之间是一致的。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发挥的作用不同，每个人在此间的作为都各有特色。就1959年来说，巧合的是，陈云和邓小平都因病没有出席七八月份的庐山会议。在此之前，陈云主要是调研落实当年的钢铁指标；邓小平则主要是协助毛泽东作压缩空气、降低指标的工作。

1958年北戴河会议建议1959年钢产量指标是3000万吨。11月武昌会议将指标降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将好钢降为1650万吨。即使这样，毛泽东仍不放心，委托陈云对此进行研究。中央书记处也责成财经小组研究钢铁指标问题。

早在1958年陈云就对1959年钢铁指标表示了委婉的怀疑，他主要是从炼铁、轧钢、矿石、煤、运输等环节作说明。武昌会议期间，他仍觉得钢的指标还是难于完成，建议以不公布为好，但这个建议未能反映给毛泽东。1959年4月上海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时，称赞了陈云在1959年指标问题上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并说陈云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在接受中央落实当年钢铁指标的任务后，5月3日至9日，陈云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关于钢铁生产总的情况以及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问题的6次汇报。最后确定钢材的可靠指标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是1300万吨。这个指标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完全同意。实际执行结果，1959年钢完成1387万吨，生铁完成2192万吨，钢材完成897万吨。毛泽东对陈云的工作也很满意，多次表扬和关心，并且进一步联系到陈云此前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甚至联系到对陈云个人命运有重大影响的反冒进运动。毛泽东在6月13日 确定1959年钢铁指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1957年的降低指标，完全正确。此后他还说到：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不过，随后的庐山会议由纠“左”变成反右，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暂时中断，“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和全国各地普遍展开。陈云虽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但会议结果对陈云个人命运来说，仍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的思想、活动是紧密围绕毛泽东展开的。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集中精力继续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工作。2月至4月，他接连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降低1959年工业指标，就工作方法问题提出要多谋善断，定计划要留有余地、实事求是。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贯彻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时作了精炼的阐发，他在5月28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工业生产情况时指出：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要下调；日用生活必需品是关系6亿人民的生活问题，比1800万吨钢还重要；要迅速从压迫我们的几个指标下解放出来，抓市场、抓农业。对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他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以下几点：（1）农业主要是个劳力安排问题，今年劳力中浮肿病不少，一定要实行8小时劳动，最忙12小时，否则要出大乱子；（2）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因此要调整企业管理秩序，恢复过去好的制度，工厂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3）降低指标要有决心，中央各部门忍得痛，地方也要忍得痛，要舍得，该压减的坚决压下来，坚决不搞；（4）要强调全国一盘棋，统一安排基建、主要产品的生产、原材料和两个部类（一个生产，一个生活）的主要物资分配，让有条件的地方先上去；（5）宣传要鼓干劲，但是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等等。当然，对于总的形势的分析,邓小平还是持两点论，既肯定主流方向，又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纠正的办法。因此,在落实完1959年钢铁指标后，他就针对松劲情绪指出：钢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全党全民泄气，不能说退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样因病没有出席随后的庐山会议,但这次会议对政局影响至巨,因而不能说它就对邓小平的行为思想没有影响。

1960年是一个明显的过渡阶段。由于1959年夏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和国际上中苏论战的加剧和展开，大跃进的一些“左”的政策在1960年上半年继续持续。这段时间，陈云主要是休息养病，并就评弹艺术发表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指导性意见。但随着困难局面的加剧和部分地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从下半年开始，经济调整问题逐渐成为中央领导层关注的头等大事，陈云也很快投入到这场艰巨的攻坚战中。从9月至年底，陈云就如何渡过经济灾荒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研工作。9月12日至20日在河北调研。9月21日至28日在山东调研。10月4日至6日在宣化调研。10月18日至27日在河南调研。10月28日至11月1日在安徽调研。11月2日至14日在江苏调研。11月14日至19日在上海调研。11月20日至12月6日在浙江调研。

通过调研，陈云初步形成如下几点思路。限于当时钢铁不能不少搞，公共食堂不能解散，城市职工不能大量退回农村的客观条件，这些思路有很大的临时救急性。（1）用“瓜菜代”的临时紧急措施来代替粮食渡过当前的难关，首先解决吃的问题。（2）进口粮食来应急。考虑到这个话题在当时还有政治上的敏感性，用的是调剂粮食品种的名义，初步确定进口150万吨。（3）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从次年夏收起平均提高20％。（4）工业支援农业，增加手推胶轮车、拖拉机、发电机以及农具修理材料等。凡是对增产5000万斤至1亿斤粮食有用的措施都要采取。（5）建议建设年产800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总的来说，陈云的这些思路属于调研性质，为国家宏观政策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960年对邓小平来说又不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种路线的争论在当时是更大、更紧迫的大事，以他在党内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他的精力因此集中在中苏两党争论上。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苏两党的分歧与论争公开化，并且不断走向尖锐。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中苏两党论争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并且处于第一线亲自参加中苏两党面对面的谈判、论争，充分展现了代表党和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硬朗、坚毅、敏捷的大家风范。9月17日至22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他率团同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进行5次会谈。在会谈中，他尖锐批评苏共不以平等的、兄弟的而是以父子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指出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的关系。这次会谈双方分歧很大，在各项原则性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但表示把没能解决的问题放到将要召开的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上讨论。10月1日至22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对苏共中央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中提出的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 “单干”与“民族共产主义”、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进行多次交锋，迫使大会按照中共要求对草案作了许多修改。但未达成协议的几个重大问题留给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讨论解决。11月5日至12月3日，邓小平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和团长刘少奇率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边缘斗争，终于取得对中共来说比较满意的结果，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论争暂时平抑下来。1960年中苏两党的论争牵涉邓小平大量和主要精力，这使他一方面无暇顾及国内工作，另一方面也对国内工作的理解产生影响，因为在中共两党的论争中，邓小平要捍卫的许多观点是苏方批评和指责的大跃进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这就不能不对当时进行的调整工作产生负面影响。1960年12月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后指出，中苏两党之间的斗争停顿一个阶段，现在要聚精会神搞国内工作。1961年，邓小平将倾力关注国内的调整工作。

三、一九六一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年：陈云继续深化渡灾之策，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邓小平全面展开调查研究，掌握经济调整的主导权

随着1960年下半年国内困难局势的全面爆发，中央领导层在1961年全力以赴调整经济。1960年12月底至1961年1月初，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并坚决退赔。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接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全会标志着1958年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重要转变。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陈云继续深化他在1960年着力开展的渡灾政策的调研工作，并不断向中央建言献策。1961年4月4日至10日，在杭州调研化肥问题。4月16日至20日在南京调研企业管理问题。6月27日至7月11日在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搞10个问题的专题调研。7月13日至18日在浙江调研。10月14日至11月3日调研煤炭问题。11月24日至12月17日调研冶金问题。通过这些调研活动，陈云不断深化他的调整思路与政策建议：（1）提出增加豆腐供应来解决城市人民营养问题。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供应8个月，需12亿斤。这种办法马上就可以做到，而且有保证，实际等于增加了粮食和工资。（2）转变建设化肥厂思路，由年产800至2000吨的小型氮肥厂向年产2.5万至5万吨的大型厂转变。靠进口解决设备、材料，1962年到1964年3年内，每年竣工5个开建5个5万吨的大型厂。（3）提出“计划和市场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即有些商品凭证计划分配，有些商品只要有钞票就可以到市场买。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制作高级高价糖果、糕点，开馆子卖炒肉片、炒肉丝。以此缓和人心，增加营养，回笼货币。（4）思考渡灾的釜底抽薪之举，提出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牵动全局的大政策。在2月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只要动员500万人回乡，就能给农业生产增加相当的劳动力。4月进一步提出下放1000万到1200万城市职工的构想。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长篇主题发言，详细论证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决心早下比晚下好。为此，中央作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决定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内减少1000万。（5）在家乡搞调研时深切感受个体单干的积极性，在政策调研中理解并支持这种情绪，提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6）重提紧张平衡理论，以此分析形势和任务。在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综合平衡问题单写一条。在年底分析煤炭问题时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就是按比例。是不是按比例，不仅要看当年，还要看5年、10年，甚至二三十年。决定建设规模时，必须有相应的投资、材料和设备。标准过高，造成浪费不好；标准过低，搞所谓简易投产，建设起来不能正常生产，后果更不好。

在陈云深入探索具体问题的同时，邓小平也全面展开调查研究。1961年上半年，毛泽东的注意力放在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纠偏和规范上，主持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又称“农业六十条”），对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进行调整。邓小平上半年也主要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调研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他4、5月到北京郊区顺义县进行农村调查，调研结束后，在和彭真联名致毛泽东的信中讲了社队规模、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供给制、食堂、家庭副业等问题。在调研中，邓小平强调以下几点：一是解决问题要快，要果断。二是在食堂问题上根据群众的意见办事，多种多样，不要一哄而散。三是多劳多得，按工分奖励粮食，调动积极性。四是大力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等等。

在1961年上半年，对于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毛泽东开始点名批评书记处的工作。在3月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表示对书记处、对各部门的工作有意见。在 “三北会议”和“三南会议”期间，他再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点名要邓小平、彭真到密云、顺义、怀柔等处搞调研。针对毛泽东的批评，邓小平在多个场合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中央书记处这几年方针政策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好，今后一定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根本的、永远的工作方法，坐而言要少，起而行要多。基于对毛泽东批评的回应和对调查研究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在由毛泽东主导的农村问题告一段落后，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邓小平领导书记处认真搞调研工作，在工业、文教等领域制订一系列调整的具体规定。当时工业企业秩序混乱，产量大幅下降，指标难以完成，邓小平提出在工业方面也搞一个类似农业方面的条例来。6月17日，他主持书记处决定起草工业条例。同时在7月14日至25日，亲自赴东北调研保鞍钢冶炼设备开工三分之二的措施问题。从8月9日至15日，他主持书记处会议多次讨论修改条例草案，会议讨论并通过《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邓小平在主持制订“工业七十条”的过程中，强调以下观点：（1）以钢为代表的重工业，产量从1800万吨减到1000万吨是个限度。农轻重中“农、轻”是上，“重”是下，但要保证逐步地上，逐步地下。过去“重”一马当先不对，现在不要又在另一方面过分突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2）企业要实行严格的定员定编，内部不能有多余的非生产人员。这些人员可以分流出去，或由国家包起来开支，赔在明处；或搞集体所有制，实行独立核算，同企业进行等价交换。（3）群众运动破坏了企业科学的规章制度，群众运动并不等同于党的群众路线。天天开大会、天天贴大字报、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的错误做法是不合群众路线的，是反动的。（4）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年轻技术人员。（5）企业生产指挥权一定要集中在厂长负责制上，企业党组织不干预日常行政事务。等等。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指导制订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并在7月26日至8月5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条例针对大跃进运动以来造成的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降、对知识分子过火批判等严重失误，提出以下重要原则：明确回答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专门人才；明确规定要保证教学工作的稳定性，高校要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和行政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等等。9月15日，中央原则批准“高教六十条”，并决定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讨论试行。

在制订完上述两个条例后，从10月至年底，邓小平把很大的精力用在主持书记处讨论制订七年计划上。这时为什么要搞七年计划？邓小平从国内外形势作了解释：在国际舆论上造成同赫鲁晓夫作斗争的声势；国内贯彻调整八字方针以来灰溜溜的，气不壮，七年计划就是要鼓气、壮气，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信心；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统筹各部门的打算，使工农业生产好安排一些。邓小平还就制订七年计划的指导方针作了说明，即：真正按农轻重的顺序，归根到底以重工业为重点，目标是基本上解决吃穿问题及基本上解决日用品问题。接下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逐个讨论各部门提交的计划大纲，最后确定了《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七年——十年计划的综合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决定先分三段设想七年计划。第一段到1963年，钢1000万吨；煤2?8－2?9亿吨；粮食自给，征购860亿斤；棉花产量2400万担。第二段到1965年，以解决吃、穿、用为中心，达到每人口粮460斤，国家每年一二十亿斤的粮食储备，每人14尺布。第三段到1969年，完成整个的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钢2500万吨；煤4?2亿吨；粮食4500－5000亿斤；棉花4000－4500万担；布每人20尺。1970年至1972年的3年暂时不讨论。

在邓小平主持讨论七年计划期间，有两个重要事件。一是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一是邓小平在批评当时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状况时强调批评了分散主义的问题。粮食问题是当时中央决策者面临的主要问题，11月上旬，刘少奇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讨论1962年粮食征购问题。针对各地表现出的畏难情绪，邓小平指出：完成任务不能讲价钱。当陶铸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会时，当即表示赞成。随后，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12月20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之后，召开县、地、省、中央局四级会议。之后，在筹办会议过程中又加上重要厂矿党委负责人一项，这就变成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七千人大会。邓小平在书记处就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指出，一是中央交心，就几年来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准备讲话；二是强调讲全局观念、纪律观念，要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反对分散主义，解决小天地太多的问题。

与筹划召开七千人大会相联系的就是批评分散主义问题，这是邓小平经济调整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指出：关键是明年要保证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如果做不到这点，国家计划、社会主义优越性都是空的。过去高指标是错的，第一是中央负责，主要是书记处负责。但现在低指标却兜不拢，斤斤计较眼前细小的局部的利益，拿出的越少越好，拿进的越多越好，头脑中有分散主义。在困难时期，要千方百计努力，当老实人，说老实话，从全局出发，情愿自己吃亏。现在突出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矛盾相当突出，怎么解决？要开门见山，要强调集中统一，强调全局，强调全党服从中央。矫枉必须过正，现在要收权。这样多的小天地，分散状况，等于全党没有志气了，没有前途了，翻不了身。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有个理想，就是还要前进。调整不是消极的，而是调整好了要继续前进。

可以这么说，由于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以来被毛泽东赋予的重要职权，在七千人大会之前，1961年的调整工作他仍起着决策的主导地位。比如，1961年8月23日至9月5日，中共中央工作讨论调整工作，邓小平在会上就是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总结报告。他的总结就体现出他个人的认识和风格，那就是紧紧抓住煤炭、钢材生产中的中心环节，扭转工业工作的被动局面；力争国民经济调整3年初见效，7年大见效。等等。但随之的七千人大会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四、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亲自领导调整工作：陈云的渡灾之策得到刘少奇的赞赏与完全采纳；邓小平真心诚意支持陈云的各项建议

如前所述，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本来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确定的，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央要反地方的分散主义，推动粮食征购；二是中央要对地方讲清楚大跃进以来工作上失误和错误的责任，作自我批评。这样，上下交心，统一思想，全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会议的实际进程和气氛与这个初衷有所偏离，原因是党内第二号领袖——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刘少奇以他个人鲜明看法和个性态度影响了会议。刘少奇在主持起草大会报告时就强调：对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要讲透，要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在大会作口头报告时，他就国内形势问题指出经济方面相当大的困难，其原因有的地方主要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还充满感情地讲了其他许多大家内心都很关心的问题。刘少奇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共鸣，激发了大家对大跃进运动失误的大胆探究，改变了大会原先确定的反分散主义的主题，决定了调整工作破釜沉舟的最终底线。毛泽东接受了会议变化了的气氛，他审时度势，多次建议延长会期，并在大会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主导着将大会开成了一个 “出气会”。

七千大会后，刘少奇继续在第一线亲自主持调整工作。他主持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1962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一个是1962年5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五月会议）。这两个会议都对当前形势作了严峻的估计，部署了壮士断腕的严厉的调整措施，并且由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而不是由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贯彻落实这些调整措施。毛泽东对上述事情不再具体过问。

刘少奇主持调整工作后，对陈云的思想理论与政策建议非常赞赏与赞同。他给中央领导层印发了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文集及摘要，并极力推荐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可以说，在七千大会这种畅所欲言的气氛感染下，陈云在会后和盘托出了他对调整工作的全部意见。在1962年2月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上，他列举了当前经济困难的5个主要表现，提出解决这些困难的6项措施。陈云在这次会上提出的最具震撼力的观点就是把十年计划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体5年），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大政策，它必然使此前毛泽东和邓小平倾力推进的七年――十年计划束之高阁。会议根据陈云的意见，认为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遵照刘少奇的建议，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讲话丰富了在西楼会议发言的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重大作用。接着，3月7日、8日，陈云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部署进一步调整问题，他明确指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并说1962年的年度计划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年度计划中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讲话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紧张平衡理论，提出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按短线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这些大的决策定了以后，陈云就养病去了。

就邓小平而言，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在七千人大会之前，他根据毛泽东的要求系统检查书记处的错误，把大跃进以来的中央文件进行了梳理，概括出四点：一是许多具体政策违背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今后要多搞调查研究，多搞配套的具体政策；二是计划偏高、多变，打破了正常的程序；三是几个大办，即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四是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七千人大会原先确定的反分散主义是他重点强调的主题，但当会议气氛发生变化之后，他尊重并顾及地方同志的意见，提议把关于阐述反分散主义的尖锐的言词和表述改得和缓一些。后来定稿时这些内容甚至被去掉了。在大会发言中，他深刻反思后指出：“我们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今后规定任务，一定不要过重，也不要过死。同志们在讨论中担心，以后中央规定的任务会不会过重。我们在这里许一个愿，中央努力做到不过重，也不过死。过去几年中，中央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计划指标如果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那就不会发生过重、过死的问题了。今后订计划，一方面要有统一的计划，另一方面，在统一的计划内，要给下面留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使下面能够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去安排，特别是在因地制宜方面，在发挥地方积极性方面，都要做得更好。”

对于七千大会后以陈云的思想为主导制订的调整政策，邓小平是真心诚意拥护和赞成的，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五月会议之后，他和陈云在更深入一步的调整政策方面又不谋而合，那就是单干问题。3、4月陈云 在杭州疗养时就在酝酿用“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的办法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在3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到恢复农业生产是依靠集体，还是依靠个人的问题时也指出，哪种办法在哪些地方见效快，就用哪种办法；无非是单干，出点富裕农民也不怕。面对夏初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形势，陈云决心提出“分田到户”的应急措施。6月下旬，当陈云和邓小平交换意见时，邓小平表示赞同。邓小平在7月2日主持书记处会议时说：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陈云同志提出分田单干允不允许？是否就是不好的？7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公开和较大范围的讲话中就国内形势指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

不过，7月初陈云同毛泽东谈了“分田到户”的建议后，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毛泽东不赞同陈云的观点，而且引申到更大层次的政治斗争问题。 8月北戴河会议着重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毛泽东在大会、小会的多次讲话及插话中针对陈云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批评。9月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和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等。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有关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当然，毛泽东在会上赞成刘少奇关于只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的提议，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一决定使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能基本上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陈云因病都没有出席上述会议。1962年，经过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经济状况开始明显好转。到1965年国民经济经过5年调整，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和陈云的境遇不同，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后仍处于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只是书记处的职权不像大跃进运动时期那样无所不包就是了。当毛泽东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邓小平的兴趣和精力仍集中在经济发展计划上。1962年10月，他在书记处讨论1963年计划和5年计划时就指出，真正值得搞的还是长远计划，归根到底是为农业服务的重工业。1963年8月，在讨论工业决定问题时，他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怎样提？我设想，是否先提一个近期的目标，如再经过5年至7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争取在1970年达到这个目标，也就为工业、农业、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但这时毛泽东已不再热衷于长远计划，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提出3年调整之后15年搞起工业体系，再用15年实现现代化。这一意见正式确定在1964年12月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五、几点体会

本文就陈云邓小平的生平思想作了上述简要的对比研究，从中有一点初浅的体会。

第一，1958年大跃进运动是我们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后尝试的第一次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应当说，这个探索是不太成功的，失误与缺点大于成绩与优点。随后的经济调整曲折而艰辛，其中的经验教训丰富而深刻。陈云、邓小平都是这次探索中的核心人物，在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探索对他们个人影响至巨，在此后他们的思想行为中都能反复体味到这段经历的烙印。

第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年龄和资力都长一代的领导人健在，所以，陈云、邓小平就各自分工分别同他们联系，彼此之间关系并不直接。但通过在共同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对他们各自生平思想的独立分析研究，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迥异属于互补型，一种利于合作与利于保持平衡的互补型迥异。

第三，陈云性情恬淡、温和，思虑深刻，由于身体原因社会活动较少。他建国初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成绩卓著，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初即在反冒进中提出紧张平衡理论。但毛泽东主导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恰恰是从批评反冒进入手进而发动大跃进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陈云受到批评并逐渐不再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但他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在随后的困难时期为经济调整工作提供了思想依据和应对之策。当政治环境再次发生变化时，他又一次远离决策中心，这一离几乎就是16年（1962――1978）。当16年后他再次复出重返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时，这些坎坷经历为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有益帮助。

第四，邓小平思维敏捷，视野宏伟，做事果断、雷厉风行。他身体健朗，性格乐观、豁达。在建国前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已同毛泽东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建国初期主政大西南成绩斐然，随后在国家领导体制调整中被委以大任。他的政治水平和做事能力深得毛泽东的赞赏，不久，进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就在陈云因受毛泽东的批评逐渐不再处于全国财经领导工作第一线的同时，邓小平开始跟随毛泽东学习领导全国经济工作。他既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又在实践中独立思考，善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大跃进运动及随后的调整是邓小平初入全国经济工作大局的第一课，其间的经验教训使邓小平终身受用，为他此后不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命题提供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原载《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