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1977年至1982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两次决策
简述1977年至1982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两次决策
蒋永清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期间，国民经济实行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本文拟对这次调整作如下几点研究：（一）1977年至1979年6月：历史背景及第一次决策；（二）1979年6月至1980年9月：调整的第一阶段；（三）1980年9月至1980年12月：第二次决策；（四）1981年至1982年9月：调整的第二阶段。重点研究两次决策过程。
（一）1977年至1979年6月：历史背景及第一次决策。
调整第一阶段的历史背景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也就是说，调整的背景是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求成过急”的问题；自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长期存在的一些“左”倾政策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求成过急”的直接原因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济遇到很大困难，新的中央领导人产生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几乎频临崩溃的边沿，经济比例失调、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难。从1976年11月国家计委着手制定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起，至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期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是如下心态：“粉碎了‘四人帮’，国民经济要搞上去。搞不上去，就显示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如日本、朝鲜、越南，与苏修的距离拉大，说我们马列主义怎么好，怎么能说服人呢？粉碎‘四人帮’后，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要把速度搞上去。这个决心，一定要狠下。”
计划分为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两种。1977—1979三年的年度计划：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1977年8%，1978年12%，1979年10%-12%；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1977年250亿元，1978年310亿元到332亿元，1979年457亿元。长期计划主要指《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这个纲要：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8年间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量大大超过过去28年增加的产量；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与庞大的计划指标相适应，加大了对外引进的力度。1978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等五个部委关于《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到1985年累计外汇收入1050亿美元，其中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200亿美元（用国家贸易外汇支付150亿美元，利用银行外汇存款50亿美元）。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大干快上”的高指标计划，必然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情况。鉴于60年代“大跃进”运动的沉痛教训，从1978年4月起，理论界和党内开始酝酿纠正这种冒进的做法。1978年4月18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薛暮桥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详细阐述当前经济工作中潜伏的危机，指出“为着迎接新的建设高潮，需要认真总结过去28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和接着所做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呼吁在高指标问题上要冲破“禁区”。
国民经济调整第一次决策的关键人物是陈云，陈云的意见得到邓小平、李先念的支持。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议研究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7月31日，陈云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
1978年12月10日，即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提交了关于经济问题的五点建议，提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陈云的发言得到多数人的赞同。
1979年1月1日，陈云在李先念批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国务院关于传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通知稿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5日，陈云又在新华社反映一些工业部门和地区的同志对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表示不满的简报上批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陈云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 6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谈话，指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此后，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原已准备下发的国务院通知没有发出。
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下《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为即将提出的经济调整决策作理论上的准备。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他预测今后经济调整的格局是：“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相应地增加。”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正式建议实行经济调整。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排名顺序，联名信中李先念排在陈云的前头。他们首先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这样，就可以正式接手当时的经济决策班底。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6点意见，强调“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3月17日，华国锋将这封信批给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印发政治局同志”。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汇报经过修改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问题。汇报指出：197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240亿元，增长速度由12%减为8%”；“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由457亿元修改为360亿元，减少97亿元”；“把现有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压缩到1000以内”。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都发言同意这个汇报，会议确立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1979年5月14日，国务院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在3月21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作了系统的发言，强调坚持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说：基本建设项目大的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3月23日，邓小平讲话，表示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说：这次提三年调整，非常好，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砍掉700，不容易，但不砍不行；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关于2000年钢铁指标不要太高了的意见，并且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世纪末奋斗目标：“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决定在前两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3月25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现在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布置三年调整工作。李先念在4月5日会议上讲话，阐述了中央关于经济调整的决策，就当前经济形势和调整的必要性、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调整的主要任务、调整比例关系的原则措施、继续搞好企业整顿、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具体阐释。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6月18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宣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现状，认为必须在前两年多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从今年起集中三年的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把它逐步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这是我们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必须努力打好。”这样，调整的第一次决策就完成了。
（二）1979年6月至1980年9月：调整的第一阶段。
对调整第一阶段的评价，如邓小平说“ 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 不得力的原因一是认识问题，二是工作侧重点问题。从认识上讲，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对于经济中的困难，虽然也普遍感到了，但对于它的严重性，许多人将信将疑。不同于60年代初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们吃不饱饭，很多人得浮肿病，农村甚至饿死人，商品供应十分紧张，物价上涨很多，对经济困难有切身感受。这一次调整时期，农村落实了经济政策，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民得到实惠，广大农村稳定。工业生产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轻工业生产增长幅度较大，农副产品供应增多，市场供应比较好。两年来解决了1000多万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城乡绝大多数人民生活都有改善。因此，中央在分析调整的必要性时，只是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破坏，而没有针对性地反思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工作中的失误。1979年6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宣布八字调整方针的同时，这样分析调整的针对性：“我们讲调整，就是要针对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自觉调整比例关系，使农轻重和工业各部门能够比较协调地向前发展，使积累和消费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继续强调“前两年多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1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使用的说法也是“为了调整被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而没有针对当前工作中的失误。
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一部分省市和部门的领导人对调整工作不甚积极，一下子接受不了。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求允许继续前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求不要一刀切，对于一些大项目都提出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的要求。整个情况正如1979年9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汇报的那样：“由于许多地区和部门对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还正在贯彻、部署，没有完全落实下去，同时，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开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因此当前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轻工业生产增长缓慢，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还没有改善。”“工业企业的调整工作进展缓慢。一些质量差、消耗高、有亏损的企业，该转的没有转，该并的没有并，该停的没有停。”“基本建设战线长、效果差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目前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仍多达1500个，比计划多了500多个。”“财政收支将出现赤字。1至7月，支大于收43亿元。”“全年财政将有很大赤字。据财政部估计，约有160亿元，即减收100亿元，超支60亿元。”
从工作的侧重点来说，这一时期主要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地方财权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并着手制定长期计划。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财政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扩大地方财权，增加地方可支配财力。同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按照5个改革管理体制改革文件组织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的通知。这5个文件是：《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用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
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长期计划的制定是1980年初着手准备的。1980年1月15日至22日，国务院副总理和财委委员召开办公会议，确定国务院1980年在经济方面主要抓3件事，其中一项就是制定长期计划。2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拟定长期计划的通知，指出：从现在起，着手进行1981年至1990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的制定工作，今年内先搞出一个10年规划纲要草案。
1980年3月31日至4月22日，国务院召开长期规划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赵紫阳、姚依林，对拟定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讲了一系列重要意见。7月11日至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制定长期规划的一些设想。7月15日，中央书记处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的汇报。计委汇报提出，今后十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3%。”“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工农业总产值加在一起，平均每年增长5%”。8月21日，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国家计委将《制订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发各省市区征求意见。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调整的第一阶段，调整政策并没有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
（三）1980年9月至1980年12月：第二次决策。
第二次决策是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之后作出的。此前，经济政策的决策权进行了调整。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3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撤销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这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持制定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延续调整第一阶段的基调，对形势分析比较乐观和积极，提出的指标也比较稳健。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姚依林和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受国务院的委托，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和《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大会在审议上述报告时，尽管会议代表对财政赤字进行了质询，提出批评意见，但还是通过了，作出的决议认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整个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国家预算和概算，“主要指标是积极稳妥的，措施是得力的。”大会圆满落幕。
这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后，新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大会通过的决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首先提出改变人大决议的是姚依林。人大会议之后，1980年10月，国务院发现经济情况比预计的严重，主要是农业和能源减产，财政赤字增大，物价上涨。当时预计粮食减产400亿斤，原油减少400万吨（实际600万吨），煤炭减少2000多万吨，中央财政赤字140亿元（实际127亿元）。物价开始上涨，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6%。10月7日至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经济形势，姚依林说：“经济形势还拢不起来。人大会后研究了一下，感到问题很大。” 从粮食减产、能源减产、财政赤字“三个方面情况考虑，明年计划要重新考虑。”刚刚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感到问题严重。
1980年10月11日，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话，分析了当前的困难情况后，提出“明年要进一步调整”的意见：“现在看来，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对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够，抓得不够得力。中央财经小组成立以来，用较多的精力抓长远规划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这无疑是必要的，今后还要大力抓。但同时必须继续抓调整，对调整要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应当认识到，进一步抓好调整，是我们的经济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也是今后经济上出不出大问题的关键。” 他初步提出放弃已经搞了多年的长期计划的想法。10月20日，赵紫阳将他的设想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23日，陈云批示赞同。
10月24日，国务院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切实抓好调整，保证1981年经济稳定增长的几项重要措施》，把上述问题再次摆出来，并且第一次对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提出批评：“1979年中央确定的调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回过头来看，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在执行上，特别是在调整基本建设方面，该退的没有退，或者没有退够。对1978年确定引进的大项目，在处理上犹豫徘徊。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以后，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复建设的项目。”“这些说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年破坏造成的困难认识得不够深刻，对打倒‘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经济工作中要求过急所产生的问题及其影响也认识得不够深刻。”
同日，邓小平同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谈话，听取赵紫阳关于调整的设想后指出：“一、就是这个方针，不能硬着头皮硬干。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做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心有余而力不足嘛。宁肯把速度放慢一点，5%也可以。总之，把人民生活搞好一点。三、赞成赵紫阳的想法，长远规划粗一点，否则盲目性太大。” 25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到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说：“经济工作要接受过去的教训，再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一定要搞扎实。”
与此同时，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扩大会议，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所犯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指出： “1977、1978两年中，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1980年11月11日，财政部向姚依林汇报，中央财政资金周转已经十分困难。11月15日至30日，国务院召开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同时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国务院于15日提交会议一个文件：《关于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切实抓好调整、保证经济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提出：1、财政平衡，在1980年财政支出1116亿元的基数上净减140亿元。2、1981年货币增发量控制在30亿元内。3、基建规模由1980年的500亿元减少为300亿元。11月18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意见，指出现在提出的调整方案，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考虑动大手术，即对整个财政收支进行通盘研究和重新安排。
真正的集体决策是在1980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会议上作出的。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1981年计划设想的汇报。首先是姚依林汇报《关于1981年财政、信贷平衡和基本建设安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一步退够的方案，基建规模由1980年的500亿元减少为300亿元。
陈云在会上提出：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邓小平说：赞成陈云同志意见；要退，要考虑这个报告退得够不够；退得够一点，也许前进的时间来得快一点。他正式提出放弃长期计划的设想：“赞成只搞5年调整计划，暂时不搞长远规划，十二大就不考虑长远规划了。”邓小平提出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传达这次会议的决策：权力要集中，历来克服困难都不是讲分散，而是讲集中，最后落脚到中央集中统一；要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时间短一点，把道理讲清楚，只讲集中，只讲退；定了之后，就要一切听指挥，思想统一，行动统一。他同时提出“请陈云同志作一篇发言。要带有纲领性的，有鼓舞性的，总结经验性的东西。”
会后，11月30日，正在进行的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确定：1981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3.7%；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年减少百分之40%。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了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12月16日，陈云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作了长篇发言《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系统清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阐述了调整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依据，提出了今后经济工作应当遵循的许多重大原则。赵紫阳作了《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部署了调整工作。李先念在会议结束的12月25日作了《对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阐释了调整工作的重要性。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总结讲话，高度评价了陈云的意见，认为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同时强调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
1981年1月，中共中央以1号文件的形式把上述4位常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的讲话发到全国，统一思想，真正拉开国民经济调整的序幕。文件指出：“这次会议决定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的重大方针。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贯彻执行这一方针，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共同进行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自文件下达之日起，各单位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每周要安排两个到三个半天专门学习、讨论。”“对这次文件传达贯彻的情况如何，各级党委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要进行重点检查，重要情况要上报。”
（四）1981年至1982年9月：调整的第二阶段。
1981年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国民经济调整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效果和良好成绩。1981年1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提出8点严格要求。 2月25日，姚依林向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提交关于调整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收支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1、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2、1981年计划调整的主要内容和政策措施；3、努力提高经济效果，促使国民经济稳定增长。3月6日，人大常委会批准这个报告。3月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提出基本建设计划的审批权集中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银行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必须在信贷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利用外资安排的基本建设要严格控制。等等。
4月14日，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今后经济建设的新思路：“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国务院对今年的工作已经作了安排，同时开始着手制订‘六五’计划。”“今后，我国经济建设走什么路，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现在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1、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2、抓好能源的节约和开发。3、依靠现有企业。4、搞好机械工业的改组和改造。5、沿海与内地合理分工、发挥优势。6、发挥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7、节约资金、用好外资。8、开辟就业的新门路。9、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调整工作的评价是：“党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
11月30日、12月1日，五届全国人民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对调整作了总结和评价：“今年以来，各级政府坚决执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紧急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前11个月的实绩，现在可以有把握地向大会报告：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今年进行这么大幅度的调整，又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总值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将比上年增长3%以上，整个经济形势比预想的好。我国国民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12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经济工作，进一步统一对经济工作的认识。会议仍然维持“进一步调整”的方针，确定1982年速度是“保四争五”，基本建设投资380亿元，财政赤字30亿元。实际结果，1981年比上年，农业总产值增长6.5%，工业总产值增长4.3%，国家财政赤字减少为25亿元。总的形势不错。
1982年6月28日，在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第一阶段总结和下一阶段打算》的通知。《打算》就现阶段形势总结指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已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完成，国民经济经过初步调整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政治上出现了60年代以来少有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胡耀邦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指出：“现在我国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 “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6个5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1982年11月30日，赵紫阳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现在，我国国民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已经基本上趋于协调。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现在的调整工作，就是要在统筹安排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农业、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使国民经济在稳定发展中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至此，调整第二阶段圆满完成。
（原载《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馆刊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