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个鲜为人知的自我评价

邓小平一个鲜为人知的自我评价

蒋永清

1926年1月，22岁的邓小平根据组织安排，和十几名同龄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6月，在填写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他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填到：“能作宣传及组织工作”。邓小平一生戎马倥偬、治国理政，对自己作过许多自我评价，但这份评价含义特殊，它是一个已经将“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的风华少年对自己人生前程的规划，是目前所知邓小平最早的一份自我评价，而且，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在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得到了印证和表现。

一

19岁的邓小平已经显露出善于搞宣传工作的特长。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他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他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他勤于思考，思维敏捷，口才流利，发表的文章充满激情、言辞犀利。在上面提到的中山大学期间，他就被编在以“理论家小组”著称的小组里。作为中共党小组组长，他经常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辩论，结果是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赏。

这些经历使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中央苏区时，他领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担任过几个月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在1933年因遭受错误路线的打击而陷于人生最困厄时，又重操“油印博士”的旧业，主编起《红星》报来。《红星》报是中革委的机关报，在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邓小平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以各种形式宣传报道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及时报道红军的战况和胜利消息；还开办了“俱乐部”、“猜谜语”等文艺栏目。1933年底，《红星》报发行量达到17300多份。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着走”，在战斗和行军途中，坚持编辑出版报纸，为团结和鼓舞红军斗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共主编《红星》报70多期。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不顺利的时期，但却是他搞宣传工作最专业的时期。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提名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任职。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从宣传部门开始的。1935年6月，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由于出色的工作，邓小平先后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等职，直至1938年1月被任命为八路军119师政治委员。从这时起，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和军事主官刘伯承一起并肩战斗13年，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一起研究制定战略战术，共同指挥战役战斗，带出一支威名远扬的刘邓大军，留下“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军队政治工作的经历，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的基础。

从某种角度讲，政治主官也是要做宣传工作的，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必不可缺，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对此驾轻就熟。在千里挺进大别山时候，刘邓收到毛泽东打来的机密电报，说陕北“甚为困难”。刘邓二话没说，立即行动，坚决地搞长距离无后方作战。这是一副重担，困难可想而知。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邓小平指示部队加强政治动员，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他在之前的动员报告中激动地说：“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厌倦不应该，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得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这些宣传鼓动工作对创建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城以后，邓小平的职务变了，工作内容变了，但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强了。比如，1975年邓小平复出抓全面整顿时，针对“四人帮”在舆论宣传方面的乌烟瘴气，他解放了党内一些受迫害的笔杆子，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思想理论方面撰写文件和文章，配合各个领域的整顿。当时形成了三个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三个文件虽然被“四人帮”污蔑为“三株大毒草”，但恰恰是由于印发批判，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到邓小平的真正主张，从而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奠定思想舆论基础。这恐怕是“四人帮”始料不及的。

二

邓小平说自己能作组织工作，这的确是他的特长。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也是如此。1926年5月，来苏联访问的冯玉祥希望苏方选拔几十名优秀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做政治工作。邓小平被列入选派人员名单，党组织对他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

最能体现邓小平组织工作能力的是他一生担任过三次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第一次是1927年年底。当时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23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坚守岗位，作会议记录，安排会务等，工作非常干练。因此，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管理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各种会议安排等，并继续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这时的“秘书长”一职当然不能同后来我们所常说的秘书长的职务相提并论，但邓小平本人还是很看重这个经历的，晚年时多次提到。1984年3月25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 他在同年10月中顾委会上谈到提拔年青人时说“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

第二次是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担任中央秘书长。他负责毛泽东行军打仗期间的日常安排。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任，也是发挥他的特长，对他的“知人善任”。邓小平多年后曾回忆这段经历。1981年7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时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当了党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我先后当过三次。”“长征时我们受到很大损失，请毛主席出来，又叫我当中央秘书长。”“长征过程中，张闻天和我总是同毛主席共住一间屋。房子有时是地主的，富丽堂皇，有时就是一间草棚。所以那一段时期，毛主席的指挥、决策，我是清楚的。”这说明，在瞬息万变的作战中，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卓越超群，受到毛泽东的倚重。这也算是邓小平在长征中作出的特殊贡献吧！只是这一点长期不为人们所知。

第三次是1954年4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任命的，这次会议还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党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保留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但实际上，他担任党中央秘书长性质的工作应该从1952年8月进京时算起，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长达14年之久。

毛泽东对邓小平组织工作的能力非常赞赏，在他担任中央秘书长之前的1953年3月3日，毛泽东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同年同月，他还被任命为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基层选举工作。1954年6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高度评价这次普选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直接为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其中发挥的组织工作才干有目共睹，获得广泛赞许。

1956年9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开始了长达10年的总书记生涯。这个总书记也是秘书长的性质。毛泽东曾在准备推举邓小平担任总书记的中央会议上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10年总书记是邓小平最紧张繁忙的10年。书记处抓全面工作，党政军，工农商学，样样都要管，一个不能少。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整风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苏论战、“四清”运动等，作为处在第一线的总书记，没有过人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是很难胜任这些工作的。

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带领全党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这项前无古人的新事业中，邓小平一如既往，非常重视宣传和组织工作，这点可以从《邓小平文选》的篇目中举例说明。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比如， 1977年5月24日《“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7月21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任务，指出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强调实事求是在目前特别重要。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思想保障。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在宣传工作方面，邓小平提出要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有什么反什么，哪种倾向突出就重点反对哪种倾向。比如，1979年3月30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针对社会上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的错误，散布种种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命题。后来，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立国之本和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还比如1987年4月30日《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这篇谈话发表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系统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全面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内外政策，明确提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

从思想理论宣传的角度来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意义非常重大，它是在党和国家经受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处于重大历史关头的时刻，邓小平发表的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和完善的集大成之作，为抓住机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踏步向前推进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新时期的组织工作，邓小平的精力主要放在选拔接班人上。他多次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帐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

新时期拨乱反正伊始，邓小平就突出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王洪文回到上海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对邓小平刺激很大，因为王洪文要和老干部比年龄，熬时间，伺机夺权。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组织路线的重要性。比如，1979年7月29日《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就指出：“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还有1979年11月2日《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1981年7月2日《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1991年8月20日《总结经验，使用人才》等都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

在组织工作问题上，邓小平特别重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解决干部新老交替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形式——设立顾问委员会。1982年7月30日《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一文中指出：“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1980年9月，辞去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担任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后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的职务；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邓小平以实际行动实践了建立退休制度的夙愿，为全党作出表率，在党的组织路线建设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光辉伟大，从形式上讲，他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就是宣传和组织工作。这和他年青时对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的评价是相吻合的。

（原载《北京日报》201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