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善做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典范

邓小平：善做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典范

蒋永清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在百色、龙州起义中，他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先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抗战初期任八路军119师政治委员，之后，又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等，作为政治主官，成长为伟大的军事家。他曾说：“我们军队打的是政治仗，政治第一。” “个人勇敢，是政治；各个部队组织战役、战斗，其中大部分也是政治。” 宣传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在做军队政治工作时，高度重视做宣传工作。本文拟探析他做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几个特点。

一、“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使用两杆枪”

邓小平有做宣传工作的卓越才干。1926年6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填到：“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能做宣传工作”，是邓小平对自己能力和特长的评介。他善于搞宣传工作的特长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就显露出来。当时，他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在之后的中山大学期间，他经常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辩论，卓越的辩才得到大家的赞赏，获得“小钢炮”的绰号。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的筹划阶段，就高度重视宣传工作。1929年10月23日，他在百色主持召开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做出要“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 等决定，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起义筹划进入新阶段。12月初，他在龙州召开会议讨论制定起义计划时，也提出要派出干部深入左江各县做宣传发动等工作。这些宣传工作使党的扩大反帝运动、推翻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没收地主土地、改良士兵生活等主张深入广大士兵和群众当中，为起义的发动准备了良好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由于当时龙州实际上沦为法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所以邓小平很重视广泛宣传反法斗争。1930年2月19日，根据邓小平指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体育场举行万人反帝斗争群众大会。大会以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反对法帝国主义无理侵犯中国主权的通电，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数千名群众冲击法国领事馆，烧毁海关楼，包围教堂，驱逐七八个破坏左江革命的法国领事、武官、传教士出境，没收其不法财产及窝藏的当地地主豪绅的武器等。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反帝行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声援。3月2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社论《赤色的龙州》，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邓小平事后也总结指出：“我们将反法运动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与反帝、反国民党联系起来，作广大的宣传，收到了相当结果。”

在起义过程中，邓小平要求每一位红军战士认识到做宣传工作的重要。在龙州起义的一次战斗途中，他动员说：“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使用两杆枪，除了手中的武器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战斗员，同时又是宣传员。对敌作战时要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喊话，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还是盲目地做了替军阀卖命的工具？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把道理讲清楚，就能动摇和瓦解敌人。”

为了做好宣传工作，邓小平抓紧一切可能开展干部培训。1927年3、4月，邓小平曾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课程。因此，1930年7月，他在红七军进行整训时，借鉴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举办为期三个月的教导队，培养连排基层干部，亲自给学员讲授右江的革命形势和举办教导队的目的、意义及要求，鼓励学员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之后，又为教导队多次讲课，内容是关于工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军队性质等。1931年2月，在红七军艰苦转战途中，他还不忘干部培训工作，在崇义县长潭为红七军举办的崇义、上犹地方干部训练班讲课，主要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共产主义ABC等。这些，都为当时的部队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军旅生涯中始终重视政治宣传工作

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后，邓小平的军旅生涯进入了新阶段，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做军队政治工作时，都一直牢牢抓紧宣传工作这个中心环节不放松。以下举例说明。

抗战初期，动员民众加入军队、补充和组织新的兵团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邓小平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就提倡下面这种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

党要领导军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当时的中心任务。如何领导游击战争？邓小平强调提出的方法之一是“成立武装宣传队，宣传与组织群众”。“党的代表、行政长官、游击队长、八路军各级干部，均应经常接近群众，向群众宣传、谈话，来影响群众。” 他详细地列出宣传要点：“向群众普遍地宣传，我们的作战方法是运动游击战。”“要以事实来宣传敌人残暴，要使群众明白不抗日活不成。”“要说明，必须军政民一致合作，才能打败敌人。”“要告诉群众做些什么工作，如组织自卫队，站岗放哨。”“要不断宣传我们的胜利，使群众知道。” 等等。

在根据地建设遇到困难时，邓小平提出的应对之策也包括宣传工作。为反制敌人结合经济、政治、文化、特务全面进攻的“囚笼政策”，邓小平在1941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文章《胜利的回顾与胜利的期待》，提出迎接1941年严重斗争的各种措施，其中就提出“要加强文化战线，与敌人进行顽强的宣传战。采用一切形式、不同方法，不疲倦地去加强民众的抗日爱国教育” 的措施。

1941年4月百团大战之后，太行区遇到严重困难，敌占区扩大，抗战区缩小。邓小平在分析原因之后，要求全区同志用一切努力来克服这种严重局面，其中之一，也提到宣传工作。他说：“敌人的奴化教育与造谣宣传，是收到部分效果的，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太少太弱了。我们过去的宣传品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差，我们有真理说不出。敌人则数量多，方式灵活巧妙，且善于针对农民落后性进行宣传，善于说假话，故能收到一些效果。今天必须动员一切文化机关，改善与加强文化工作。”“要把文化宣传工作做好，首先要教育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去了解群众，针对敌人，按照群众的水准，去进行我们的宣传。”

邓小平对宣传工作规划得很细、很具体。在1941年对敌斗争中，冀南利用宣传日寇拉中国人到太平洋打大仗的事例，对瓦解伪军起了较大作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邓小平抓住这一成功范例，给太岳、冀南、太行抗日根据地及所属有关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在敌占区、根据地广泛宣传敌人强拉壮丁、东北同胞亡国的惨状、日本在占领区强占中国人财产等，并明确指导进行典型事例的宣传：“类似以上要点，抓住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利用各种形式不断地反复宣传。把一个地方的例子迅速传播到各地去，特别送到报馆去，同时态度要非常诚恳，才会令人相信。”

基于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做129师政治主官时，就很仔细地规划了129师的宣传文化建设。1941年5月，他在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做报告，深刻阐述了本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努力方向，强调“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要“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要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这一思想对129师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起到了深远的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西柏坡召开。这次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要准备。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的估计和今后计划的报告，提出三年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目标。邓小平对此完全赞同，并在9月8日的会上提出广泛宣传这个估计的重要性，他说：“这种估计，要在党内在人民中宣传，要估计到人民中的厌战情绪，宣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使人民振奋，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在准备全国胜利时，邓小平提出了“真理不怕千万遍地讲”的思想。1948年10月，他在中共豫西区党委扩大干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时问：“不过长江能不能打倒蒋介石呢？不能。”他要求反复讲明白一个道理，即“一定要过长江，要不断地讲。部队干部里要讲，地方干部里也要讲，即使有些人想不通也要讲，要天天讲。”“真理不怕千万遍地讲，我们到中原这一着就做对了。这就是路线。”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

三、形势教育是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重点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服务的。因此，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使听党话、跟党走、坚决服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意识在军队上下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形势教育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邓小平非常重视这种手段，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运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经常会对时局做出一些新判断，对全局工作提出新要求。作为割据一方的大区负责人，邓小平特别重视用中央精神统一全区思想，及时肃清存在的各种消极观念和模糊认识。这里举解放战争时期的例证作说明。1947年上半年以来，党中央、毛泽东对形势发展提出了新判断，作出实行战略反攻的重大决策。5月1日，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全力准备大反攻——纪念五一节》，指出：战争的形势“由蒋军的局部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改变到蒋军的全面防御与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 6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布置南下战略进攻的时间，即“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

对于党中央、毛泽东的这个战略决策，部队中有一些模糊认识，邓小平及时在全区进行了动员教育。6月21日，他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股长、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针对“有的同志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反攻时机已经成熟，是不是估计得不准确？”的疑问和倾向，明确指出，“肯定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对时局的估计是对的，错误的是具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同志。”他在批驳了种种错误和模糊认识后强调：“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正确的。跟毛主席方向走，一定可以发展胜利，与毛主席思想相背道而驰，必然要失败。”他作动员工作时充满豪情地指出：“不反攻行不行呢？是不行的。今天我们不是怕什么冒险主义，而是怕对形势估计不足，怕我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你们想一想，像我们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要革命成功，不花辛苦是不行的。”“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得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 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在印发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此报告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材料，应结合土地改革学习文件，求得深刻了解。这样的形势宣传教育对于凝聚全区力量，开创中原乃至全国的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千里挺进大别山，是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期间撇开一切困难，挑的最困难的重担。对于这个重大决策，党内外、军内外，必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如何统一思想，认清形势，也是摆在邓小平面前的首要任务。1948年3月，他在安徽临泉县韦寨召开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反攻形势和整党问题的报告》，专门分析大别山的“得”与“失”。他首先针对不少同志认为反攻是不是过早了的疑问，作了详细解答，指出：“从战略意义上和胜利战果上看，就会承认反攻一点也不过早，恰恰正是时候。”他着重批评了部队中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我们的同志也悲观失望起来，就不合理了。这就表现我们的同志思想意志的脆弱，缺乏坚定的斗争毅力，犯急性病和看问题不从全面、不从实际出发。”对此，他强调“这要好好反省，需要加以马列主义的锻炼和考验。加强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尤为主要。”另外，他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有些同志问，究竟大别山是否建立了根据地呢？今后我们用什么力量消灭敌人呢？”的担心，分析指出：“今天我们可以打保票，我们已经站住了”。原因是“我们会走山路了，会打游击了，思想正在整顿，与群众联系也在改善，开始时的混乱现象已停止，敌人打不走我们了”。 这个分析报告配合了当时进行的整党运动，使整党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到1948年4月，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刘邓大军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邓小平评价这个形势是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因为大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因此，他再次回答了部队中存在的疑问：“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他分析了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红军反“围剿”的历史，又算了一笔几个月来歼敌的账目后，做出回答：“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接着，他又回答如何看待大别山的形势问题：“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邓小平从中原战略地位、吸引进攻山东和陕北的敌人、已经建立军区和根据地的全局观点出发，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他更进一步从思想方法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所以他强调了要敢于胜利的问题。“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这是路线问题，是革命坚决不坚决的问题。所有中原的同志，都负担着艰苦的任务，全国都在望着我们，我们应该更好地来努力。” 这个分析，有高度，有根据，以理服人，体现了邓小平胸怀全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邓小平做军队政治宣传工作时重视形势教育的典型事例。

四、重视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

党和军队的工作，政策性很强。毛泽东指出：“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邓小平对此阐发指出：“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在做军队政治宣传工作时，邓小平特别重视做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

1948年，在胜利跃进中原的形势下，怎样看待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保证这种好势头持续发展，从而取得全盘乃至全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认为政策工作非常重要，在政策问题上不犯错误就能保持这种好势头，否则就要栽跟头，走弯路。同年4月，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召开的干部会上预测指出，革命会在三五年内胜利，条件是在政策问题上不犯错误。比如在土改问题上，要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关于工商业的政策，要把握好尺度，“我们反对投机垄断，也要允许商人赚点钱。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 “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因此，他提出“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即“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等等。这是邓小平在全局上提出要重视政策问题。

有了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时刻关注实际工作中具体政策的宣传工作。1948年6月，为了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蒋介石集团，更早地完成解放中原的任务，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区别于此前的新政策：“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并提出一系列细化的政策，如在控制区的土改、在游击区的双减、在崭新区的统战以及在各区党的政策实现的途径等。由于这是一次重要的政策调整，因此他特别强调了政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执行上述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向群众作充分的宣传和解释，不要惧怕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强化宣传教育，无论在军队在地方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部队的宣传文艺组织即应恢复和加强。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应加强宣教工作的领导，使之完全符合于党的方针和政策。” 这个指示上报中央后，毛泽东于6月28日代中共中央复电，完全同意中原局这个指示，并增写了两段文字。中央将这个文件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参考。这说明邓小平重视对政策问题的宣传教育工作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并在全党全军起到了示范作用。

淮海战役结束后，二野、三野都进行了半个月到20天提高纪律性的教育和政策的学习。但是由于战局发展太快，在渡江战役后还是出了一点纰漏。邓小平深感“中央指示的一般原则，对于下级干部和战士说来是很难理解的，他们要求的是具体的规定”。因此，在解放南京后，他一方面严格实行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制度；另一方面着重成文的具体指导。1949年5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渡江战役发起后，从总前委驻地安徽肥东县瑶岗村进入南京，再到江苏丹阳时致电毛泽东，汇报说：“近日我们对外交纪律、入城守则、金融问题等等已有具体规定，对进上海的准备也较为细密。”这样一来，“今后毛病可能少出一些，出了毛病也可能纠正得快一些。” 邓小平对进驻上海的部队进行了周密的政策规划，特别强调了纪律问题。由于部署得当，执行有力，接管工作圆满完成。这一时期，邓小平重视政策宣传教育工作的意义重大，它为党和军队适应由战争向和平建设环境的转变做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五、重视政治宣传的干部队伍建设

做政治宣传工作离不开文化人。因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军队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在129师的文化建设中，提出：“要经常鼓励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他特别提出要帮助军队中的文化人，给他们提供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要造就大批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要提高原有文化工作者的素养。加强他们在文艺方面的修养和政治学习，给以必需的可能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渗透到现实的底层里去，更充分地发挥其才干，使他们能够真正担负起部队文化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当然，他也殷切希望文化工作者自身能提高素质，“文化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文化工作者要具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态度。要将自己的作品就教于大众，倾听大众的意见。”

邓小平善于抓住典型事例进行工作，在培养军队知识分子方面也是如此。他从一名普通文化干事的遭遇引申提出全师知识分子工作的方针和方向。河南滑县县长兼黄河支队长陈树辉是抗战后县长，为该县有声望的群众领袖，后到抗大学习，毕业后由抗大鉴定为文化干事，经冀南军区政治部分配到八旅任文化干事工作，不幸于1940年12月于曲北寺头战斗中牺牲。这件事给邓小平以很大的震动，他由此反思全师的文化干部政策，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政工作的意见。1941年4月3日，邓小平和129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副主任黄镇致电所属各部并报八路军总政治部，对陈树辉的牺牲表示惋惜，认为“是我们很大的损失”，同时检讨“说明我们为培养知识分子而耐心了解考察非常不够，在工作过程中了解考察工作更差” ，“埋没了有特长与特殊地位的知识分子人才，也是我们在知识分子工作上一个很大的缺点”。由此强调指出“部队如不吸收与团结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工作，想要部队很快进步及提高政治水平与军事技术是不可能的”。 为此，他特别提出了对知识分子重新有计划有组织地考察了解、大胆提拔、大量吸收参加军政工作等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对提高129师政治宣传工作的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小平对军队知识分子的关心还体现在重大政治运动中对他们政治前途的保护上。在南进时，各地开展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整党运动，对于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有些地方对干部的出身过分强调。部队几年来吸收了大批中小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地富家庭出身，其中不少人担任重要岗位和机要工作。这些同志大多工作尽责，有成绩有能力的，但思想意识上也带有或多或少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乃至封建主义的残余，也有个别坏人。但整党运动如果过分强调出身，必然会伤害到部队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因此，1948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谈到自己的担忧：“我觉得党内过去在审干时伤害知识分子党员已经不轻，此次整党确应慎重。”因此，他提出：“对于一切地富出身但愿改造的人，应采取争取和教育的态度。因此，整党的方法应首先着重于查纪律、查思想作风、查工作，不宜首先着重于查阶级成分”“这样提法更有利于教育同志、整顿工作和团结内部（是对现有干部说的）”。 邓小平这一重要建议认真吸取此前党内审干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没有一定的政治胆识是不会提出来的。

邓小平不仅关心、爱护、培养军队知识分子，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亲自做一名“文化人”。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为了鼓舞广大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斗志，他亲自撰写短文，宣传在抗击日寇九路围攻中英勇牺牲的战斗英雄、26岁的独一团团长丁思林，特意在建军12周年纪念时，发表在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题为《悼丁思林同志》。文中详细描述了丁思林的英勇事迹后，充满感情地指出：“丁同志的牺牲，只有增加全体指战员和广大民众的愤怒。他们不会啼哭，他们将以自己的愤怒，去彻底地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完成丁思林同志的未竟事业！”这篇短文讴歌英雄事迹，鞭挞敌人的残忍，鼓舞抗战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高度重视做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一切为他在建国后转入治国理政的新岗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为他人生的更加辉煌打下坚实的基础。

（原载2014年8月《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暨百色起义8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