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开创性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学术界、理论界对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

一、研究概况

对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展开的，至今，其研究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980年11月《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在党内发行到1983年底，其间，1982年4月，在党内又发行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49—1956年）》，是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配合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采用各种形式的学习辅导材料，宣传和介绍陈云的经济思想，包括陈云在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提出的许多正确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以推动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和为全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理论指导。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和文章有：1981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王珏、鲁从明、周勤淑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基本原理——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以及关梦觉在1982年第4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初探》等。

从1984年到1994年，是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的展开阶段。伴随着《陈云文选》三卷的相继出版，对陈云思想的研究全面展开，对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体现在与前一个时期相比，一些文章已由单纯阐释陈云的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转为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角度进行评价和论述。比如苏星的《唯实、标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思想》一文，结合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陈云关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及其方法作出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从研究形式来看，这一时期出现了多部体系性论著，方法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主要有陈光林的《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方法与艺术》和《陈云经济思想研究》、刘凤岐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等。

从1995年至今，是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的全面发展阶段。以1995年6月召开的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为标志，对陈云的生平与思想研究进入了高潮。陈云逝世一周年之际，诸多经济学家及其他理论工作者纷纷撰文，就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等经济思想畅谈研究心得。不少研究者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探幽触微，深入研究和阐述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精髓，他们将陈云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放在其经济思想和整个思想体系中加以研究，由点到面，由表及里，逐步深入。从理论上澄清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和认识，对现实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主要有赵士刚的《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吴祥华的《创新、求稳、唯实》、姜辉的《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王杰的《陈云经济思想新论》等。

二、主要研究观点述评

1.为什么要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陈云直接主持和领导的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成功，是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一个创举【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不仅对于当时促进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根本变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积极作用【赵士刚：《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苏星：《唯实、标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思想》，《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理论界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研究者普遍认为，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参照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提出的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改造民族资本，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认真研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而确立的重要战略决策。【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陈云在主持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期间，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观点，具体地、全面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面性，随着改造运动的不断发展及时提出了正确的原则和政策，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丰富了我们党关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改造的理论。【陈光林：《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方法与艺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有的论者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和国情实际出发，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论证了陈云坚持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方针的正确性，认为其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建国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和商业部门的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对于满足人民需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陈云主张应该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存在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针对党内有些人对此政策心存疑虑，陈云认为这种发展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利，对将来搞社会主义也有利。害怕这种发展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本性是惟利是图，他们千方百计地操纵市场控制物价，以牟取暴利，因此，陈云又主张必须要限制其活动范围，改变市场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陈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通过采取统一财经管理、稳定市场物价、实行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措施，大大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活动，改变了市场两种力量的对比，使国营商业在批发环节上逐渐取代了私营商业，为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重要前提和基础。【李笃武：《建国初期陈云经济思想研究》，《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53—54页。】

有的研究者通过回顾了建国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陈云主张允许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发挥私营经济的作用，是很必要的；同时，有步骤地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有计划地使之从低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的。【梅行：《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2.关于对私营工商业从利用、限制到“改造”的转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的方针，也就是说，建国后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然而，从1949年建国起到1952年秋后，短短三年时间，中央就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开始酝酿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对此，有关专家和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有的论者认为，这一重大政策变化之所以发生，从陈云主持经济工作的实践上看，主要是由于经济运行的矛盾所致。通过对建国初期陈云领导的两次工商业调整的起始过程的具体分析，他们指出，对工商业的调整扶持并促进了私营工商业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发展，但另一方面，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和生产目的，并没有因为国家的扶持、利用、限制政策，也没有因为“三反”、“五反”运动而改变，其钻管理漏洞，偷税漏税的行为依然故我，而且由于工人参加管理，劳资关系激化，造成了生产潜力难以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主张只有适应调整工商业措施的历史性质，对私营工商业由利用、限制再进一步转为“改造”，“夹着”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往前走，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才是解决经济运行矛盾的可行出路。陈云这时提出的一些新主张，与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时间上、精神实质上都是相互吻合的。【赵士刚：《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0—62页。】

一些论者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利用、限制的方针，我国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接收大城市之日起就开始了。即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本身就是改造。他们作了具体分析：接收大城市，随后又实行公私合营，实际上就拉开了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序幕。陈云主持的1950年调整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原为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把私营工商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正如陈云所说：“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惟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作了充分揭露，为后来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由于国营经济的壮大和利用、限制政策的推行，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很大的发展。这说明我国私营工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通过总结经验，从陈云到毛泽东、党中央都确认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必由之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2页。】

有的研究者认为，无论从理论看，还是从实践进程看，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在陈云的主持下，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加强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1952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两项主要内容，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梅行：《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不少论者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从建国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直到制定第一部宪法，都规定了对两种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5页。】

还有的研究者由此进一步指出，这里实际上展示了陈云对计划与改造关系的辩证认识。也就是说，对私营工商业的一定程度的统筹兼顾、计划安排，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又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没有逐步增多的计划安排，就不会有逐步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基础的形成，也是不可思议的。【刘凤岐：《陈云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3.关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为什么会加速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利用、限制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改为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设想用十至十五年时间逐步实现工业化，并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从1953年6月到1956年初，短短三年时间，原定十至十五年的改造任务就加速完成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对此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有的论者立足于陈云主持经济工作的实践，认为对私营工商业改造进程的加快，同样是由于经济运行的矛盾所推动的。他们指出，陈云主持的“一五”计划的编制提出了加快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可能性，那么，1953年大规模建设开始以后，市场出现的紧张局面和私营工商业的投机行为，则提出了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必要。从1953年6月到1956年，通过在主要农产品流通领域排挤和改造私商，进而在商业全行业领域改造私商；通过从1950年和1952年调整工商业时的加工订货和包销措施向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转变，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了。由于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生产力水平比较高，所以，在流通领域加速扩展公有制商业的控制范围，在工业领域加速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并没有像农业合作化那样引起激烈的政策争论，从总体上看，当时实行这些措施——正如陈云所说——“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赵士刚：《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2—64页。】。

有些论者研究者进一步指出，私营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是大势之所趋，这既是建国后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结果，也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惟一可能的选择。陈云主持的经济实践清楚地表明，“一五”计划着手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进一步引发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统购统销一类的政策措施，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进程。结果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而私商所占比重显著降低。更加重要的是，在商业领域也出现了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同时，私营商业的改造走在私营工业前面，反过来又推动着私营工业加快了改造步伐，到1955年秋天，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的前夕，私营工业由国家加工订货的数量，在大型工业中已占93％。因此，毛泽东形象地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只脚踏进社会主义”。到这个时候，私营工商业大生产和经营方面已经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日子本来就难过，而且，农业合作化高潮掀起后，私营企业处境也更加困难。在长期利用、限制、改造的基础上，在内外交迫的新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选择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形式，接受了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8页。】

4.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步骤和形式（全行业公私合营形式的选择）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即第一步是由资本主义经济转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第二步再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又可以区分为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这个形式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2年初步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1953年到1955年有计划扩展时期，这两个阶段都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第三阶段是1955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陈云认为，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对私人工商业改造的决定性步骤，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孙学文：《陈云在对私改造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在领导实行这些改造的过程中，陈云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并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理论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大多数研究者都充分肯定了1954年以前对私营工商业主要采取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由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发展到个别企业的合营。认为这中间虽然存在着相当复杂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但由于在陈云的主持下采取的办法适当，有紧有松，有进有退，因此始终没有发生公开的对抗。国营和私营工商业都得到了发展。【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有的论者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尽管本身具有各种形态，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流通过程中的联系形式，虽然其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已使这种所有制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就其中有些方面来说，实际上已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因此，在陈云领导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私营工商业建立了同社会主义的经济联系，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力量，使它们必须依附于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同时，通过加工订货，资本家受到了教育，在资产阶级中也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而工人阶级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经验，这表明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一步改造创造了重要条件，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根本变革的一个必要的准备阶段，是和平改造的一个重要步骤。【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339页。【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全行业公私合营，不论是从当时或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时，由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进到高级形式（即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进程中），确实是有不少缺点和偏差，主要是时间过于急促，对于一部分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而且改造的面过宽，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都卷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产生了不良后果。由此，有些论者提出异议，甚至有少数人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但是，大多数论者还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此进行了客观的研究和分析。

很多研究者明确指出，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1949年以来我国各种社会条件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具体来说，主要是：（1）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工农联盟得到进一步巩固；（2）资产阶级经历“三反”、“五反”运动后，在思想上政治上取得进步，为后来的改造提供了重要条件；（3）建国以后，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4）私人工商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不接受改造就没有出路；（5）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都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6）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352页。】

有的论者通过回顾对私改造的具体过程，认为到1954年，在陈云的主持下，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个体户的改造，由于采取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办法，并且和企业改造、企业改组互相结合，上下左右一齐动，造成普遍改造的浪潮；同时，在各种行业、各条战线上规定具体的实施办法，进行广泛的有理有节的斗争，推着资本家走上改造的道路。这样，到了1955年冬，随着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城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就自然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7页。】

还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选择全行业公私合营这种形式，是依据1954年以后公私合营的经验而来的，而这也是促成这次高潮的一个重要条件。1954年合营了一些较大私营工商业后，没有合营的私人企业都很小，设备技术落后，无法承担国家下达的任务，做出的东西也不合格。为贯彻统筹兼顾的政策，通过对1955年上海市制笔、棉纺等七个行业搞全行业合营的经验和好处的总结。1955年11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就全行业公私合营做了结论，指出对私改造不能停留在加工订货上，既然整个行业的各个工厂要加以改组，那么整个行业的合营就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改组这个行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是今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主要方向。全行业合营同个别企业合营相比，是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不仅进度快，而且两种合营也有质的不同，便于将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427页。】

有的研究者由此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论证了全行业改造的必要性，我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改造，变革生产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有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影响，一方面也有它自身运动的规律。私营工商业一般来说是分散的，小厂、落后厂占大多数，它们与国营工商业无法接轨，因此改组非常必要，不改组就不能安排。当时，陈云提出建立专业公司这一重要方式，通过专业公司来管理加工订货，管理生产，指导技术改造。当然，陈云也特别提出企业改组不能把工商业原来的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割裂了。陈云提出所有制的改造要同企业改组相结合，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运动规律相适应，这对于保护生产力并使之得到合理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是陈云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变理论的重要贡献。【陈光林：《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方法与艺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200页。】

不少论者还进一步指出，在50年代陈云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对私改造不仅要与计划安排相结合，而且也应该与国民经济结构的改组相结合。生产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生产结构必须与需求结构相适应，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它要趋于合理都是与资源的分配相关的。要改变经济结构，就必须从生产要素的分配入手。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的形成，要靠生产关系或制度及其它们的具体形式——经济体制为其制度保障。这些观点和具体措施，是带有创造性的，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失其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指导意义。【刘凤岐：《陈云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从1956年1月1日开始，到3月末，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合营后，生产力得到重新配置，供、产、销由国家安排，一改合营前遇到的那种生产任务不足和原材料严重短缺的处境。据统计，1956年公私合营总产值比上年增加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页。】其中，原来的私营工业的产值增长了一倍多，原来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增长了20％左右。合营后，不少工厂出现一片新气象，广大职工热情很高，纷纷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同时，农业生产也增长了79％。改造的完成对促进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其后，资本主义私有制仅仅表现在定息上，在其他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已经没有区别。我国原来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私营工商业内部的劳资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获得了胜利。【陈光林：《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方法与艺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5.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几项重要政策

在对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中，如何对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进行逐步赎买政策，当时只有原则概念，没有具体内容，没有经验。为了探索具体的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将马克思主义的赎买理论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集中了干部、工人、工会领导人、资本家代理人、民主人士等当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有关的经济学家、法律学家等专家学者，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几项重要政策。理论界对此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关于定股，就是对资本家实行合营的生产资料进行估价，核定私股股额。当时在我国的民族资本家中，中小的偏多，设备、厂房都很落后，很难按原有固定资产核定他们的资金，陈云提出采取评议的办法，意义非常重大。而且，“赎买”和“购买”的意义是不同的，通过赎买，工厂的实际权力、固定资产转到了国家手里，从而改变了所有制。【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19页。】定股的原则，全行业合营和个别合营时一样，陈云要求都要力求做到“公平合理”，为了顺利推进改造，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中，陈云对定股提出了“从宽处理”和“尽量了结”的方针，从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复杂的工作。【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关于定息，就是把在一定时期付给资本家的定额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付给定额利息。这件事在建国初期就实行过。经过比较当时给资本家分配利润的两种形式，陈云主张选择定息的办法，这就把企业生产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质点：此时的企业，严格说已不是公私合营企业，而是实际上的国营企业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426页。】对于有的大的资本家由此利息很多，陈云提出可以采取纳税的办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这实际上也是对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手段。对于当时定息的利息率定多高，最后陈云在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商定为5％，使资本家很是高兴。这种光明正大、合情合理改造私人工商业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对于资方人员的使用，当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在认真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环境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上，陈云认为他们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和平改造的道路。私营工商业者是包袱还是财富？陈云指出，除了一部分“五毒”分子之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文化、有知识、能经营、会管理的有用之人，他们的才智是社会的财富，“对我们有用处，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因此，要“量才使用，适当照顾”。这对于消除资方人员政治上的疑虑，稳定工作情绪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陈云提出要积极稳妥地解决资方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以提高他们接受改造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性。他还提出了“既要改造企业，又要改造资本家”的双重改造的思想，“在使用中改造”，即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过程中，改造资本家。【姜辉：《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加强对资方人员的思想教育，清除其剥削意识，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张明军、李红：《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陈云关于资方人员的改造和利用思想》，《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8—72页。】即使资方人员在改造过程中开始接受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也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企业造就了一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安排资方人员，工人可能会不满意，陈云明确指出，工人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协调，两者都离不开，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把生产搞好，因此必须对职工群众进行教育。【苏星：《唯实、标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思想》，《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9—490页。】因为这不仅是关联到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关联到能否发挥资方人员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能否有效地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的重要问题。【陈光林：《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方法与艺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从而对这场改造工作能够顺利地完成起了促进催化的作用。【孙学文：《陈云在对私改造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有的论者还特别提到，陈云提出要保留一些民族企业的牌子，认为这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感情上的安慰，而且对中国整个民族工业的继承发展也是有益的。【《陈云在上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这些都充分表明，我们党没有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消极性而抛弃这个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阶级，而是把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在和平赎买过程中，保持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将其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看成是民族的遗产保留下来，加以充分利用，认为吸收这些有益的民族遗产是我们的责任，采取否定一切的粗暴态度是错误的。这些思想的正确性不仅为历史所证明，也显示了远大的战略眼光。是我们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张明军、李红：《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陈云关于资方人员的改造和利用思想》，《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8—72页。】

还有就是工资问题。当时，私营企业的资本家的薪金一般比较高，有的甚至很高，为了利于改造，减少阻力，陈云主张把这种高薪作为赎买政策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即使在公私合营以后，陈云仍然主张“高的一律不减、低的分期逐步增加”的方针，做到了既充分利用资本家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又坚决依靠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对搞好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王榕等：《陈云与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16页。】

6.关于解决对私营工商业改造过快出现的新问题

由于受到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1955年底和1956年初，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出现了盲目加速的现象。陈云对于这一情况是不赞成的，同时也认为这是大变革中不可避免出现的新问题和新任务，由此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针政策。理论界对此也进行了探讨。

有的论者首先分析了其缘由，认为陈云之所以不赞同改造过快，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引发了经济运行的新矛盾。一方面是忽略了很多应当先做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把许多为限制私营工商业而采取的暂时性、过渡性措施全带到了改造完成后的新体制中，因而是错误的、盲目的、不合理的。【刘凤岐：《陈云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页。】为此，陈云提出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资本家方面的工作，二是对职工方面的工作，三是解决由于私营工商业改造引起的工商业管理的一些新问题。重点是第三方面，陈云认为要分期分批地进行改造，不要一声号令就立刻全面铺开：一是确定所有私营企业和手工业在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以后，一律照旧经营，半年不动。二是应当长期保留那些小店的独立经营方式。三是采取具体措施克服改造后出现的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毛病，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好的品种和质量，而且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赵士刚：《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5页。】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公私合营出现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实现了工业生产、商业经济在工商关系上的一种大转变。也就是说，在巩固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推销和自由选购，也就是既要实行计划经济，又不要把市场搞死。【龚士其：《学习陈云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著》，田夫主编：《陈云论著研究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有的研究者专门考察了陈云几次亲临上海指导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过程，特别提到陈云“网开一面搞改造”，不要两面夹攻的思想。在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为了避免使商业中的公私关系过于紧张，陈云提出了改造要踏步、稳步、个别甚至要退步的意见，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陈云在上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57页。】

一些学者认为，在实行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整个过程中，陈云一再指示对私营零售商要尽量采取慎重的办法，要求“大部不变，小部调整”，对有些商品，由私营改为国营或合作社经营，要根据当时情况采取有进有退，或者不进不退的办法，保持个体商户在市场中发挥辅助作用。【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有的论者特别指出，陈云多次要求各地注意大店、小店、连夫妻店也合营了的问题，认为有些可以合并，另一种是不能合并的，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的方式，只能经销代销，拿手续费。这些对稳定市场、方便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榕等：《陈云与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318页。】

还有的研究者指出，陈云其后多次指出我们要注意改造过快导致的缺点和弊病，并强调社会主义商业应牢固地树立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政治观点，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梅行：《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有的论者通过陈云对改造过快造成失误的纠正，得出了几点结论：一是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乃至进行整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作时，判断是非、成功与失误的标准是能否有利于生产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为人民谋福利。二是陈云提出的观点和主张都充分体现了注重国情、因地制宜的原则。三是陈云已注意到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调动各方积极性，包括个体工商户、小手工业者、小货郎，也包括资产阶级。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雄才大略和广阔的气宇。而这与三个月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提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刘凤岐：《陈云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页。】

7.关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

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是在解决对私营工商业改造过快后出现的新问题中逐步形成的。【赵士刚：《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5—67页。】

有的论者具体探讨了这一过程，认为陈云通过调查研究和思考，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是其集中体现。在这篇发言中，陈云把他在上海调研时某些已经初步提出的想法更加系统化，全面分析了三大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跟上而产生的种种错误，提出了纠正错误的五条措施。在此基础上，陈云提出了著名的适合中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构想。【《陈云在上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3页。】

有的论者指出，这些构想，是我们党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的最初尝试，由于当时可供商品较少，用选购代替统购包销还只是个设想，后来由于又发生了“左”的错误使这一探索中断，但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不仅在当时起过重要作用，其基本精神和一些原则，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金邦秋：《论陈云的经济哲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11页。】

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陈云的这些思考，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取向，形成了一种适合我国社会性质和生产力状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模式、新思想。这种思想既有别于外国传来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与我国后来出现的“一大二公”思想形成鲜明对比，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开了先河。【赵士刚：《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6页。】

最后，很多研究者还对陈云主持的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取得的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大家认为改造的成功，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一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二是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三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四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党中央已经制定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明确政策。重要的是，在陈云的领导下，通过精心组织和领导，使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并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从而顺利地完成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变。

对于陈云在改造过程中提出的方针、措施，有的论者认为这是陈云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基本方针，采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路和决策。具体来说，就是扶持与限制、计划与改造、改造与改组三个方面的有序而有机的恰当结合，循序渐进地既实现了这部分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恢复，既改造了私营工商业，又调整了经济结构，既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又保证和改善了人民生活。这些观点、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刘凤岐：《陈云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第74—75页。】

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从实际出发，唯实最上；二是敢于冲破传统模式的束缚，领导标新，充分显示了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苏星：《唯实、标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思想》，《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

有的论者进一步明确指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陈云坚定不移地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辩证方法。用陈云的话来说，就是要“全面、比较、反复”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之所以能面对当时的情况运筹帷幄，就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始终从经济运行的实际要求出发，处理每个问题时，总是进行大量的、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深刻分析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规律性；弄清楚合理的、有利的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界限，作为制定实施政策的科学依据。【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决策和实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20多年来，理论界对陈云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对陈云的对私改造思想的一些理论观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还缺乏深入研究，有深度的力作还不多，无论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明显地呈现出就事论事的缺陷，缺乏理论观点内在关联性的科学分析。结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拓宽视野，提高研究水平。马克思最早提出了用“赎买”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列宁也两次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但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成功地实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设想的，是中国的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私改造的成功，不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立足于国内，更要从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大视野来加深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如果我们再联系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处于低潮，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如日中天的现实，我们就不能不更进一步深刻地研究和把握我国对私改造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了。

第二，要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不仅是一个纯粹经济领域的问题，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空前革命，因此，我们对其进行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史的领域，也不能只是从党史的角度立论，而应该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等各个领域，进行跨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既研究其对当时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探讨其对社会政治、文化的作用，同时还应发掘其对当时人们心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既要研究当时的现实，也要把握今天的变化。

第三，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紧密联系实际。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等“三大改造”，我们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依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明确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从表面上看，这就构成了矛盾，致使有些人提出了“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并造成了一时的混淆。当然，这些主张是完全违背历史辩证法的。但是，仅凭空头的说教是难以服人的。理论界应该从客观实际、历史趋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等宏观和微观诸多方面和层次，立足于当时的实际，紧密联系今天的现实情况，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考证，给予必要的解答。同时要认真总结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经验教训，以指导今天民营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最后，要注重国外对陈云对私改造方面的研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外对陈云的研究本身不是很多，我们对其介绍也不尽如人意，当然这方面的状况已有所改变。【［美］大卫·M·贝奇曼著，孙业礼等译《陈云》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里，我们所强调的是，由于国外学者在文化氛围、立场观点、研究等诸多方面与我们国内学者有很大不同，对于我们的研究应该是一种补充和参照。因此，应该加强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和增进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利于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副研究员）

（来源：《陈云研究述评》（上） 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