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04年5月，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概念后，如何概括和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成为国内外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一般说来，国际社会常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而国内学界则习惯用“中国道路”这一概念。虽然概念不同，但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研究者对其主要内涵的认识大体趋同，即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都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整套发展方式、治理模式、体制架构和智慧经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

关于“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究竟如何论述？目前学界对这方面的关注比较鲜见。了解中共领导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准确理解和正确认识，还有助于澄清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诸多争论。

邓小平提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从这句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一开始就是和“走自己的道路”联系在一起。

中共的正式文件较多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但在同外国政要谈话或对外讲话中，中共领导人也使用“模式”概念。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1] （p．261）在这句话里，“中国自己的模式”显然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对“中国模式”的首次公开表述。此后，邓小平反复对外国政要强调这个观点。同年10月17日，他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也说：“各国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方式，制定适合自己具体实际的政策……都是一个模式不行。” [2] 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谈到：“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2] （p．1276）1990年5月13日，他在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指出：“时代不同了，任何一种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 [2] （pp．1313～1314）同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进一步强调：“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1] （pp．359～360）邓小平强调中国不照搬他国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和肯定“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并且把“模式”和社会制度联系在了一起。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和肯定“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在笔者看来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提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体现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成就的充分肯定和珍惜，对“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的高度自信。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并不是雷默2004年在《北京共识》一文中首先采用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有国外记者和政要采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并主要是从与国际上公认的“苏联模式”相区别、相对应的角度来提出和理解的。1984年12月，针对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的访华活动，路透社记者霍尔发表评论说：“克里姆林宫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曾指责中国破坏马克思主义思想……可是，中国对于自从改革开始以来，它的农业加工业的迅速增长感到高兴，它对苏联人的回答是一个告诫：除非苏联采取中国模式，否则它的经济决不会成功。” [3]1985年6月，阿根廷众议院议长卡洛斯·普格列塞在访华回国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中国“抛弃了苏联模式，代之以中国模式” [4]。敏感的国外媒体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中国模式”概念，说明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所走的独特发展道路，一开始就鲜明地呈现出与苏联长期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不同的特征，由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对象。

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旗帜鲜明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阐述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不仅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改革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在理论上也有了突破和创新，从基本国情到基本路线，从改革路向到发展战略都确立了一套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不仅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肯定。如《北美日报》社论《中共十三大引导中国阔步前进》中这样评价，“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要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就只有大力推进改革” [5]。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来访的外国政要，邓小平用“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改革经验，表明了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成就的充分肯定和珍惜，体现出他对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开拓社会主义新道路的高度自信。

(二)强调“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表明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既突破了曾经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的苏联模式，又有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彰显了不照搬他国模式而探索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建设经验曾给了我们以极大的参考、借鉴和帮助，但也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使中国难以摆脱“苏联模式”。对此，邓小平多次提及，如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1] （pp．2～3）1986年9月29日，他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1](p．178)1987年4月26日，他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会谈时说：“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我们搬了几十年，效果不好。” [6]

突破“苏联模式”，并不意味着有“自己的道路”，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疑问或可能性。有鉴于此，邓小平不仅多次反思照搬“苏联模式”的深刻教训，同时提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以与之相区别。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提出：“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 [7]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我们干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有些人“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1] （p．204）从这个角度讲，邓小平强调“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意在说明，我们探索自己的道路，也要时刻注意和警惕滑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陷阱。

(三)确认“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表明了对我们党领导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中共十二大虽然表明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决心，但这条道路能否成功，需要有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共十二大之前，邓小平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宣称和展望我们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道路；十二大之后，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具体展开和深入推进，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广大群众对这条道路表示满意，党的领导人也信心渐增。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在同外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 [1] （p．29）1984年6月30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现在可以告诉朋友们，我们的信心增加了。” [1] （pp．65～66）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三大报告的主题确立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标志着中共领导人正式确认中国已经成功开辟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1988年11月15日，邓小平的著作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波兰文版出版，他在为这部书撰写的《致波兰读者》一文中说：“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使我们获得了有益的经验，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来说，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 （p．1258）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是在开辟、发展这条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增加的。当这条道路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认可时，邓小平提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既是对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和基本理念的赞赏，也是对开辟这条新路所取得成效和经验的肯定和认可。

江泽民强调“中国模式”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为人们思考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如何和平共处，如何构建国际新秩序等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并拓展其在世界舞台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时代命题。

(一)在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强调“中国模式”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答了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命运的担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第一个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巨大冲击，尤其在国际上，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质疑、诘问的声音一时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1991年10月29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博奇格雷夫采访时指出：“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后，国际上有些好心的人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感到忧虑，也有些人干脆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甚至预言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我想这些人起码是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与摸索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事实证明，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改变这条道路。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人民的选择。中国无意输出自己的模式，但我们也反对别人将其模式强加给我们。” [8]

江泽民在此同时用了“这条道路”、“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等几个概念，联系上下文，不难辨清，它们前面的修饰语是同一概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他通过与“苏联模式”、“东欧模式”的对比来论述“中国模式”，清楚地表明在冷战结束后，在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挫折后，中国依然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无意输出自己的模式”，这句话不仅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存在，同时说明了“肯定模式”不等于就会“输出模式”；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肯定和坚持，也就是对其他国家向中国“输出”模式的抵制和反对，针对国际上“有些人干脆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叫嚣，江泽民特别强调“反对别人将其模式强加给我们”。

(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强调不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而要走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探索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既要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行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又要保持自己的制度特色，这对“中国模式”无疑是一种挑战。有人曾向江泽民提出，你们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江泽民回答，“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能没有，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市场经济的性质。[9]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其发展模式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有何异同，越来越成为世人关注的话题。1999年10月22日，江泽民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既不能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能硬搬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而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终于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10]不论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还是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角度，江泽民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阐述均为“不是……也不是……而是”（或“不能……也不能……而必须”）的句式结构，不仅有助于澄清国际社会的误解或误判，同时也清楚地界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江泽民在邓小平“都是一个模式不行”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尊重不同发展模式，并提倡发展模式多样化。1993年11月19日，他在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说：“各国人民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历史经验特别是近百年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诫人们，强求一种模式的后果是严重的”。[11]

尊重和坚持不同的发展模式，关键是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讲话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1] （p．478）很显然，越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共领导人越是强调不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强加于人”的做法，强调必须坚持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三)“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不仅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崭新思路和有效途径，也拓展了“中国模式”发展的国际空间。

2000年9月，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讲话时说：“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促进，保持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世界文明才能生机盎然地发展”。[8] （pp．484，485）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把“发展模式多样化”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12]

“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观点，把“发展模式”放到了更为宽广的视野中看待。冷战格局的解体，为人们重新思考构建国际关系新秩序提供了良好契机，而全球化时代的推进，则为人们思考构建什么样的新秩序提供了更多的现实可能性。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之一，是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坚持独立自主，主要指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因此，把各国自主决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作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承的国际秩序观。邓小平曾旗帜鲜明地强调：“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7] （p．319）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11] （p．243）中共领导人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主地选择自己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权利，就不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而受到尊重，也就谈不上构建真正的国际新秩序。因此，世界各国发展模式是否多样化既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根本体现。

实践证明，“中国模式”的成就及其影响，不仅为推进“发展模式多样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打破国际关系旧秩序、构建国际新秩序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说：“中国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新的全球机制的方法，其途径就是通过多边主义建立全球新秩序，这一秩序是建立在经济往来和承认经济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在全球的框架内承认地区和民族间的差异” [13]。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皮埃尔·皮卡尔评论说，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建立在尊重各国和世界多极化的基础上，对世界非常重要。[14]

胡锦涛指出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及其对世界影响力的大幅提升，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不仅为丰富和深化“中国模式”提供了富有远见的战略思维，也对发展完善“中国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努力方向。

（一）把推动世界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放到了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视野中。

在继承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模式思想的基础上，胡锦涛继续强调尊重不同发展模式和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2004年6月14日，他在罗马尼亚议会演讲中说：“应该尊重各国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15]这里，他同样把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相提并论，体现了二者概念指称的一致性。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指出：“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16]这是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面对大调整、大变革的世界，首次正式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而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则成为这一理念最基本的内容，以这样的战略视野和理论高度来看待发展模式，无疑大大拓展和提升了对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认识。

如何推动并实现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2005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第七届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作了阐述：“保持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推动各种发展模式之间的优势互补，对世界经济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十分重要。我们要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从自身实际出发完善发展模式，同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促进世界不同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不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7]2007年6月8日，在八国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胡锦涛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着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18]从“提倡、尊重”不同发展模式，到“支持、促进”不同模式优势互补，再到“着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发展模式，中共领导人不遗余力地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其根本着眼点就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多种模式竞相发展、优势互补，不仅是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的源泉，也是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根本保证。这是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的深层缘由，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具体阐述。

（二）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要广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的日渐提升，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力也信心日增。2007年12月3日，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我国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必然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19]2008年，中国成功应对和办好了一系列难事、大事和喜事，中国的国际声望得到极大提升，不少国外媒体甚至把这一年称为“中国模式年”。李长春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今年以来，随着抗震救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我国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我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 [19] （pp．738～739）“中国模式”的影响扩大，在提升中国政治和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新的挑战，“西方敌对势力不甘心看到中国发展强大，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对西方模式形成挑战” [20]，他们四处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有鉴于此，2010年1月4日，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时，提出的第一项举措就是“要广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积极向世界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20] （p．386）。

为什么要倡导广泛宣传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呢？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但西方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依然是界定世界的规则，提升中国软实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的今天，国际社会也希望更深入地认识中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与赵启正对话“中国模式”时说：“如果你自己不能充分肯定自己，你又怎能让别人来肯定你呢？所以，应该为自己的成功模式感到高兴。” [21]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把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等而视之，说明中共领导人不仅认识到了“模式”概念的国际对话和沟通能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对“中国模式”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学界曾有人提出，热议“中国模式”于国外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于国内则是一种“自我膨胀”，都不利于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22]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则认为：“把中国的和平崛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称为‘中国模式’，是一种科学概括，不存在谦虚不谦虚的问题。” [23]只有主动宣传和解释“中国模式”，才能有更多的解释权和发言权，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模式”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三）“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19] （p．812）2011年4月1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胡锦涛再一次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24]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中共中央要求全党重视学习，坚持钻研，“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20] （p．326）

担心“模式”概念会束缚人们探索创新而反对使用这一概念，是一种偏颇，同样，因“中国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就否定它作为一种“模式”的存在，也是片面的。有研究者指出：“以存在诸多问题、挑战为由否定‘中国模式’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包括一脸病态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东亚模式’在内，完美模式从来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追求而非现实存在。” [25]

结 语

由以上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关于“中国模式”论述的梳理中，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邓小平提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到江泽民明确“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胡锦涛强调要不断完善中国发展模式，中共领导人视野中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共领导人并不是刻意使用也没有刻意回避“模式”概念。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因此，不论“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概念只是形式，其所蕴含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使命与追求。

第二，从邓小平为了强调“走自己的道路”而确认“中国模式”，到江泽民为了应对国际上的各种风险考验而坚持“中国模式”，再到胡锦涛主动扩大宣传并让“中国模式”“走出去”，中共领导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深化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充分反映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坚持、发展及其前途命运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自信的历史轨迹。

第三，中共领导人谈论“中国模式”以及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实际上是站在世界格局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论从构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视角，从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视角，还是从建设和谐世界的视角，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对世界和平稳定、民主文明的积极贡献。

[参引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4页。

[3]《路透社新闻分析：苏联批评中国经济改革但却对中国的成功感兴趣》，《参考消息》1984年12月26日。

[4]《阿根廷众议院议长谈访华观感》，《参考消息》1985年8月18日。

[5]《〈北美日报〉社论：中共十三大引导中国阔步前进》，《参考消息》1987年11月13日。

[6]《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8]《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0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

[10]江泽民：《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1999年10月23日。

[11]《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7页。

[13]俞可平、黄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08页。

[14]《国际舆论热议中国两会》，《人民日报》2012年3月3日。

[15]胡锦涛：《巩固传统友谊 扩大互利合作——在罗马尼亚议会的演讲(2004年6月14日)》，《人民日报》2004年6月15日。

[1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50～851页。

[17]胡锦涛：《加强全球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702～703页。

[1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6页。

[1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2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页。

[21]赵启正、(美)约翰·奈斯比特、(澳)多丽丝·奈斯比特：《对话：中国模式》，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22]刘占虎：《“中国模式”批判——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悖论和中国改革发展的持续性》，《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3]陈锦华：《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人民日报》2011年7月5日。

[24]胡锦涛：《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在博鳌亚洲论坛二○一一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1年4月16日。

[25]吴坚：《“中国模式”理论研究综述》，《中国领导科学》2012年第2期。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