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知青问题的解决
邓小平与知青问题的解决
张曙
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知青问题曾经是困扰党和政府的一大社会政治问题。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同中国城镇就业困难、而农村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这一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从1955年到1957年，共有7.9万多名城镇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上山下乡。60年代初，为了缓解城镇就业困难，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渐增多，形成一定规模。从1962年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到129万人。“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虽也存在一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没有解决、有病无钱治疗甚至受歧视、被侮辱等问题，但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知青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即掀起高潮。仅在1969年一二月间，全国就有155.6万知青到农村安家落户。从1967年到1976年，共有14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农村的建设、边疆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锻炼了意志，经受了磨练，增长了才干，丰富了见识。但是，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多数下乡知青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许多知青的婚姻、住房、医疗、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知青下乡加重了他们家长的经济负担；安置知青的国营农场人满为患，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社队，还形成知青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曾两次作出批示，要求解决知识青年问题。但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固有的矛盾等原因，知青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文革”结束后，知青问题一度成为五个老大难（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问题的头号老大难。连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都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疼。”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知青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千百万知青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千家万户，影响整个社会。
打破思想禁锢
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难度之大，还在于毛泽东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人和最高决策者，他对这项工作做过多次重要指示，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亲自找下乡知青谈话，还邀请知青中的代表人物到中南海作客。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是“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指导理论，是当时所谓“教育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毛泽东对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的错误估计上的，是与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紧密相连的。6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加进了反修、防修的因素，被提高到“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略措施，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解放军报》1973年5月13日。】的高度，成为一个碰不得的禁区。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很难有大的突破。
与华国锋僵化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尚未正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发表了重要意见。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此后，邓小平多次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这为知青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氛围。
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后17年的主导方面是红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指出：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1页。】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了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对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导理论的“再教育”理论也是一个间接否定。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7年冬恢复高考。高考制度的恢复对知青上山下乡冲击很大。其一，它改变了196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中学毕业生“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边疆、工厂、基层）的分配原则，使中学毕业生不必先上山下乡劳动几年，而可以优先选择升学读书。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说：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8页。】其二，它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了7年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不考试的做法，使许多无“后门”可走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离开农村。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说：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977年的高考招生工作，就贯彻了邓小平的指示精神。这两条大大拓宽了知识青年回城的途径。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半数。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其中有知青7.9万人。1978年，全国共有61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40.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入学人数猛增至27.1万人。【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页。】高考制度的恢复，客观上加大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离心力，加快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步伐。
逐步结束上山下乡
现有资料表明，“文革”结束后，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最早提出解决知青问题新思路的是邓小平。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54页。】3月28日，他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谈到如何使城市容纳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时说：这里有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有一个在城市里开辟新的领域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他还说：四川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工业领域，做到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59页；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邓小平并非从一开始就对知青上山下乡表示异议。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对“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还参与了该时期知青政策的制订。“文革”中知青问题的大暴露，特别是“文革”结束后知青问题凸显的严峻形势，使邓小平最早开始思考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并提出了新的思路。上述谈话清楚地表明，邓小平已不再把知青上山下乡看作是必须坚持的正确道路，而认为经过努力，可以逐步减少以至做到最后不下乡。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通过在城市调整产业结构，多开辟行业，如轻工业、服务业、旅游业等，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尝试，是在解决知青问题思路上的大胆突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和一个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正是基于邓小平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这一设想，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农林部《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党组领导。这显然是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往的动员安置下乡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决知青的劳动就业问题。
邓小平解决知青问题的思路还影响到华国锋。1978年7月19日，华国锋在同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谈话时说，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156—157页。】说明他是赞同邓小平的意见的。李先念、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在7月份谈及上山下乡问题。中央高层领导形成的基本思路是：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问题。
此后，邓小平进一步阐发了把知青问题纳入到城市就业制度改革轨道的思想。1978年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出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他还提出，要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5页。】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为召开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报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就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勾勒出大体清晰的轮廓：一个是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市，如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搞卫星城镇。一个是发展轻工业，开辟新的行业领域。再一个是广开门路，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教育也是服务行业。现在有些行业还不成为行业，有些行业还没有建立。中医是我们的国宝，这一项就可以增加很多人就业。商业人员也可以增加很多。要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同时，邓小平还指示：要把劳动指标搞活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应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由一家包起来。【《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157—158页。】
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问题，而且提到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在开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的问题上，从最初提出发展轻工业、服务业、旅游业，到提出发展文化行业，再到提出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看得出，邓小平的思想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邓小平的意见得到李先念等的赞同。在10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发言表示：我同意小平同志意见，广开门路。如绿化，植树造林，可以安排很多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包括北京，都可以安排很多青年。【《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157—158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再按照原样走下去了，通过从各方面广开就业门路，逐步收缩、逐步结束，已成为中央领导层的共识。
在高层领导基本统一思想、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其主要精神是：虽然还要坚持上山下乡，但这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以不再动员下乡；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等等。这次知青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标志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决策上都有重大突破。这其中就体现了邓小平解决知青问题的基本思路。
由于知青政策的调整及其他原因，上山下乡的规模急剧收缩。1977年尚有171.6万知青下乡，到1978年锐减到48.09万人，1979年再减少至24.77万人，且主要是到城镇郊区知青农场和知青工厂。1980年，绝大多数地区已经不再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解决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正当中央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稳妥地解决在农村的下乡知青问题时，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在乡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到1978年底1979年初，出现了全国性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活动。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从1967年到1978年，先后有12万余名城市知识青年前去参加国营农场建设。除因各种原因陆续离开农场的外，1977年底，整个云南省的农场知青还有8.17万人。由于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差、有的知青还受到迫害等原因，这里最先发生了知青“闹事”。
1978年10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几位上海知青起草了《致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反映农场知青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此信得到了该场300多名知青的联名签署。《联名信》寄出后，被省主管知青工作的部门扣压，农场领导甚至要求邮电代办所对签名者的信件往来情况进行检查。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此后不久，西双版纳知青为回城采取了罢工、北上请愿、绝食、卧轨等过激行动，一度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很大震动。
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在《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刊发了《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了景洪农场几位知青写给邓小平的信被扣的情况，并附上《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和知青的《联名信》。12月2日，邓小平即作出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云南省委立即讨论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指示，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导工作”的方针，并派出由一名省委常委带队的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工作，以解决农场知青问题。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筹备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际，于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知青问题及西双版纳的发展作了重要讲话，此后又两次作了指示。这几次讲话和指示总的精神是：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文革”留下的积重难返的问题很多，国家又很穷，彻底解决知青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这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当地经济不发达，农场没有办好，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多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把那个地方建设好。【中共云南省委：《云南各族人民的思念》，《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370页。】邓小平这些指示，从大局出发，采取积极的方式，为解决知青问题指明了方向。
为充分听取知青们的意见，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国务院决定由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迅即批准了国务院知青办于1979年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在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配合下，采取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留场等办法，使到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得到妥善安置，迅速恢复了边疆的稳定。
以云南省知青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各地留在农村、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也通过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等多种途径回到所在城市。1978年调离农村的知青达到255万人，1979年调离农村的有395万人。
大批知青回城后，矛盾随即转化为城镇就业问题。加上原有待业和新成长的劳动力，1979年，城镇积累的待业人员总数达到1500万的高峰。如何安排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就业，成为各级政府特别是劳动部门最头疼的事。
严峻的就业形势，要求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寻找解决就业问题的新途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要共同研究，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10月4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他还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196页；《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邓小平不仅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用经济手段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在安置经费如何使用的具体问题上，还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转变安置方向，从而为解决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指明了方向。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文革”以来，全国年均下乡知青160多万，今后减少到70—80万，知青经费由过去的8亿多元减少到5亿多元，这样可以腾出3亿元；如按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的每年拿出10亿知青经费计算，可以腾出5亿元。这3—5亿元经费可以由国家财政部门直接拨给劳动部门，用于解决城市待业青年的问题。此后，知青经费由主要用于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逐步转向扶助城镇待业青年就业。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解决知青问题提供了宏观决策思路及基本原则。各地根据这些思路及原则，采取多种措施来解决知青问题。由于制订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艰苦工作，我国城镇就业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开辟了新的局面。1979年至1981年3年时间内，城镇新就业人员累计达到2622.6万人，平均每年新就业的有874.2万人。其中1979年就安排903万人就业。【《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79页。】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安排就业人数最多的时期。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历时20余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无声无息中划上了句号。以后，各级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较圆满地逐步解决了知青子女入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贯穿邓小平解决知青问题全过程的，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以贯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时刻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以及从大局着眼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知青问题的解决不是孤立地进行的，与之相伴随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拨乱反正、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等等，为知青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背景和条件。知青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愿望。不仅赢得了民心，而且为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稳定的环境和宝贵的人才资源。
（来源：《党的文献》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