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邓小平研究不断拓展
韩强
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关注和研究始于改革开放。由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社会变革日益广泛深刻，国外学者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从研究生平起步，进而探讨邓小平如何领导这场改革，其思想又是如何理论化体系化的，在此基础上，研究也逐步拓展到中国改革史、中苏改革比较等领域。
国外邓小平研究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早期研究阶段，时间为改革开放之前。自20世纪40年代始，国外媒介和学术界已陆续开始了对邓小平的介绍研究，1940年埃文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堪称最早提及邓小平的著作。
第二阶段为研究兴起阶段，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由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日益显现，苏联、日本、欧美等国学术界开始把中国研究逐步聚焦到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上，邓小平开始作为中国研究的主角进入学者的视野。
第三阶段为研究消退阶段，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则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面前继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西方学者和媒体一方面把中国作为批评的对象，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这种心态使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热情明显消退，而坚持研究的往往是亲中国、亲社会主义的少数学者。
第四阶段为研究回升阶段，时间为1992年到1997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推进深化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政策得到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加速时期。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面貌，国外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邓小平的政治、经济主张，并从一般性介绍和解释转为对邓小平理论的广泛深入研究。
第五阶段为研究深入阶段，时间为1997年至今。随着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对全党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更加深远，加之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深入到具体领域，并且融入了更多国际化视野。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的民主法治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市场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上。
国外邓小平研究涉及领域广泛
国外邓小平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对生平研究到对邓小平理论研究、从对邓小平理论研究到对改革开放总体进程研究的过程，所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泛，从邓小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思想，到改革开放理论、“一国两制”构想。
对邓小平领导个性的研究。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国外学者往往非常关注研究对象的个性特点，并把它作为人物研究的基础。许多学者把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从个性讲，邓小平的典型特征是“务实”。石池雨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一书中写道：“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
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研究评价。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92年5月、1993年3月，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东亚与非洲研究所和美国洛杉矶举行“邓小平业绩研讨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是当代最成功的改革家，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逝世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邓小平将作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事件之一的设计师载入史册”。
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改革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对于邓小平倡导并开创的改革开放，国外学者肯定了改革开放的价值，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和平的渐进的革命”，其“特征不是革命的言辞和方法，而是渐进性的、阶段性的政策改变”。改革是全面的，“无论从改革的类型、改革的范围，还是改革的深度来看，这场改革已涉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改革尚未波及的地方”。学者对邓小平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等思想也进行了研究。
对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在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国外学者主要持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认为邓小平理论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理论、“新重商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另一种观点是把两者联系起来，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相对于“左”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运用而言，邓小平理论应被视为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
在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上，以上两种观点同样存在。持“否定背离”观点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截然相反；持“继承发展”观点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毛泽东，他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并不意味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全盘否定，两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实现中国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
具有启示也存在局限
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从研究的范围、深度等方面看和国内的研究尚难以相提并论，而且近年来研究的热度有所消退，但仍不乏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值得思考和借鉴。
国外研究呈现出开放、平等讨论的特征。国外学者在研究邓小平的过程中，视野全面、思维开放、观点多样，领域涉及个人生平、个性特征、理论思考、政策反思、世界影响等各个方面，经常出现相互对立的观点，但均能平等讨论、相互启发。
国外学者普遍比较注意从世界发展、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传统文化、个人人生经历等角度来研究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同时善于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范围相当广泛，既有国际的比较，也有国内的比较；既有纵向历史的比较，也有横向切面的比较；既有个性风范的比较，也有重大理论的比较，其中尤其关注邓小平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关系及中苏改革的关系，这些研究方法发挥了国外学者的优势，值得国内学者借鉴。
当然，限于意识形态、立场方法、思维方式和研究条件，国外学者的研究还存在很多局限，有理论深度的成果并不是很多，研究结论往往失之片面，缺乏辩证思维。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加以注意。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保持党的纯洁性研究”（12AZD024）、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海外中国学与党的建设学科体系研究”（IDHT201303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日第6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