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朱德对石家庄战役的指导

“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朱德对石家庄战役的指导

朱舒坤

[摘要]1947年解放战争中的石家庄战役，是在朱德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他对这次军事行动非常重视，亲自深入前线研究解决攻坚战法，并与攻打石家庄的指挥员杨得志等人经过深入研讨，制定了详细的作战部署。石家庄战役取得胜利，主要有这样一些经验，即作战准备较为充分，做好动员工作，讲究战术，善用俘虏等等。石家庄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解放大城市之创例，对于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战略价值，促成了我党开始将工作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基于形势要求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选择并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经过 20余年的力量积蓄、民众发动和经验积累，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具备了攻占大城市的实力。解放石家庄并在这里建立、巩固人民政权，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石家庄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解放大城市之创例，对于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战略价值。

石家庄战役是在朱德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罗瑞卿在回忆文章中讲到：朱德对战役的指导是非常具体的。为了使指挥方法适应打大仗的要求，朱德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指示我们成立了前线指挥机构。他鼓励我们一定要树立打大歼灭战的信心和决心，并且明确指出，善于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是夺取战役胜利的关键。他从战略指导原则、战役指导思想到具体指挥方法，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为我们指明了胜利的方向。（参见罗瑞卿：《朱总司令指挥我们打胜仗——回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297页。）

一、形势分析：“以打石门为有利”

1947年 6月 14日，毛泽东把“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 1264页。）列为中央工委当时三项任务的第一项任务。落实这一指示，通过攻坚战夺取大中城市，成为解放军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夺取石家庄（当时叫石门），是毛泽东在夺取“三路四城” （三路，指平汉路北平（今北京）至石门（石家庄）段、正太路和同蒲路。四城，指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和大同。）计划中提出的任务。清风店战役之后，攻克地处平汉、正太、石德三条铁路交会处的石家庄，就成为晋察冀野战军亟待完成的任务。攻克处于华北战略要地的石家庄，将对彻底扭转晋察冀战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我军虽然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取得了较大战绩，但尚无攻下大城市的经验。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发言人邓文仪断言，“石门可保无虞”，“解放军攻不下任何重要城市”。（《人民日报》1947年 11月 18日。）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虽然在清风店之役中被俘，但也认为解放军不可能攻克防事坚固的石家庄。石家庄守敌国民党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更是扬言，共产党没有飞机、坦克，休想拿下石家庄。

党内不少同志对此也有顾虑。首先，出于对现实条件的考虑。石家庄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我军一旦攻打，敌人必然会增兵援救。其次，出于对攻坚经验的考虑。石家庄是一座严密防守的城市，而我军没有实施大规模阵地攻坚战的经验，可能攻克不下。再次，出于对历史条件的考虑。我军在较长时间内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没有夺取中等以上城市的先例。还有些同志对当年被迫撤离张家口记忆犹新，担心再次造成被敌人两面夹击、被迫撤离的局面。

可是，朱德等却不这么认为。1947年春，我军取得保南战役、正太战役的胜利，切断了石家庄与保定、太原等城市的联系，为攻打石家庄营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青沧、保北战役后，6月 29日朱德致电中央军委：“今后作战已转为主动，仍是围城打援为宜。在平原作战为有利，大炮能自由运动，攻城器具能搬运便宜，群众甚好，供给容易，即是较坚的城堡，如准备得好，时间宽裕，亦可攻破。”（《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65页。）7月 11日，朱德致电毛泽东：下次战役，拟打石家庄。（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67页。)8月16日，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致电晋察冀野战军：“待秋高时大举进攻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和平汉、津浦、北宁三条铁路，或再攻石门。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72页。）他们分析：石家庄实际上已是陆上的孤岛，守敌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10月清风店战役后，在政治素质和兵力士气比较上，我军都要强于石家庄守敌，已经具备强攻这座坚固设防城市的条件。

朱德等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重新组织野战军指挥机构。朱德和刘少奇还亲自考察、选拔了野战军的指挥人员，使部队从组织体制上适应战略进攻的要求；领导成立了军区后勤部，加强军队后勤建设；贯彻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总结作战经验，加强战略战术教育。这些工作的开展，从指导思想、军队性质、战争性质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给予了晋察冀军区官兵深刻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战略战术水平。

基于对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深入分析，1947年 10月 22日，清风店上空的硝烟还没有消散，晋察冀野战军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乘胜夺取石家庄”的作战请求。

10月 23日，朱德、刘少奇连续发出两份电报。一份是建议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野战军攻打石家庄的作战计划，指出：“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石门无城墙，守兵仅三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管官被俘，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亦可能引起平、保敌人南援，在保、石间寻求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另一份电报发给晋察冀野战军，朱德、刘少奇在电报中指出：“请你们预为准备各种补充。待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278、1278—1279页。）

当日，中央军委发来毛泽东亲拟的电报，批准了作战计划：“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47页。）

聂荣臻回忆说：“我军攻克了石家庄……在我看，这一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从指导思想上说，是摘下了一颗成熟的果子。果子没有成熟，也就是说，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硬要去摘，结果不但摘不下来，还要吃亏。解放战争初期的攻打大同，以及在这之前的围攻归绥、包头，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然而，果子熟了，你不去摘它，那也是错误的。对石家庄的进攻，就正是时候。”（《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4年版，第 665—666页。）

二、决策部署：“勇敢加技术”晋察冀野战军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立即着手制定攻打石家庄的战略部署。此次作战行动，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期间首次攻打敌军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其产生的作战经验将对此后的战略反攻具有重要意义。朱德对这次军事行动非常重视，亲自深入前线研究解决攻坚战法。

1947年 10月 25日，朱德亲临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了解石家庄作战的战前准备情况。27日，他到安国县西北炮兵旅驻地视察，并做动员工作：“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还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意义都很大。”（《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79页。）30日，朱德参加了晋察冀野战军举行的炮兵与工兵会议，与参会人员一起讨论如何攻打堡垒、实施坑道作业、通过外壕等。杨得志回忆说：“朱老总到野司后，听我们的情况汇报，听我们的各种预案，谦虚、认真地同我们交换意见，研究战役部署，给我们解决疑难问题。为了把敌情搞得更准确，他和我们一起分析敌情资料，亲自审问俘虏。这样，我们不仅掌握了敌人总的兵力部署，连他们一些营级单位的驻地情况都了解了，甚至刘英的铁甲车每天要巡逻三次的情报也搞到了。在这段时间里，朱老总还深入基层同指战员交谈，从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给予指示。他还同炮兵、工兵部队的同志研究技术问题。时值初冬，当时已是花甲之年的朱老总亲自给部队作报告，讲形势，讲任务，讲战术，讲纪律，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大大地激发了指战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3年版，第418页。）

31日，朱德参加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他要求指战员注意学习、民主和作风，具体为三点：一要把攻石家庄当作一所难得的学校，从中练出能攻善守的本领；二要发扬军事民主，在作战准备中充分汲取众人的智慧；三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证明解放军既能够攻下来大城市，也能够管理好大城市。他还规定了两条纪律：一是民兵不入城，二是野战军不住城。朱德特别强调，打仗要“勇敢加技术”（《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80页。） 。这一口号会后被传达到晋察冀野战军所有部队，并得到有力贯彻执行。

这期间，朱德与攻打石家庄的主要指挥员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等人经过深入研讨，制定了详细的作战部署，具体为：以第三、第四纵队及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共约十个旅组成攻城集团，攻取石家庄。三纵从西南面，四纵从东北面，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面，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面攻打石家庄。以第二纵队、冀中独立第九旅、第三军分区、第九军分区部队，共约五个旅，组成打援集团，于定县一带阻援。为尽可能提早发现并迟滞援敌，由第二纵队一个步兵营，其他三个纵队各组织一个骑兵连，编成前进支队，进至保定以南陉阳驿、大白团一带侦察，并准备采用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敌军。以察哈尔军区之独立第四旅及第五、第七军分区部队向平汉铁路平、保段出击，破坏交通，钳制敌军。

作战方案规定：如敌南援，打援集团依托唐河、大沙河、滹沱河三道阵地坚决阻击，大量杀伤、消耗、疲惫援敌；此时，攻城集团之第三、第四纵队将攻城任务分别移交冀晋、冀中军区部队，火速北上，与打援集团一起歼敌援兵，尔后回师继续攻城；如敌不来援，攻城集团则奋力攻城，务求必克。由此可见，战略部署的安排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电报精神。这是一个不管敌援来不来，都必须攻克的作战部署，充分显示了朱德和晋察冀野战军攻取石家庄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

11月 1日，朱德致电聂荣臻、萧克等：“我到此已去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打石门计划，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80页。）同日，聂荣臻发布了为配合石家庄战役给各军区的指示。11月 5日，聂荣臻电话指示杨得志：“打石家庄要力求速决，但指挥上不要太急，入城后部队要坚决执行党的城市政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478页。）

11月 6日拂晓，石家庄战役打响。参战各部队采用隐蔽、突然的动作，在炮兵掩护下，以爆破、突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进攻石家庄外围之敌。8日，全部肃清外围之敌。在外围战斗的同时，各攻击部队从 6日夜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到 8日晨，交通壕伸至距外市沟百米以内，坑道挖至外市沟的外沿。8日16时，我军对外市沟发起总攻。各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结合坑道爆破，迅速突破外市沟。到 9日晨，内外市沟之间除几个据点外，其余均被攻占。10日 16时，我军对守敌第二道防线发动攻击。至 11日 12时，攻城部队全部进入市街战斗。12日晨，我军对敌军核心工事展开攻击。第四纵队将预备队第十一旅投入战斗，攻克了火车站和正太饭店这两个核心据点。当日 8时，守敌指挥中心被我军三支部队从不同方向猛烈攻击，其中第三纵队主攻西侧、南侧，第四纵队主攻东侧和东北，冀晋军区部队则主攻西北。激战至 11时，守敌停止抵抗，师长刘英被俘，战役胜利结束。石家庄成为我军在战略反攻的形势图上，插上红旗的第一个大城市。

三、经验总结：“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11月 13日，即攻克石家庄的第二天，朱德致电晋察冀军区以示嘉勉：“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82页。）同日，毛泽东致电杨得志、杨成武、耿飚：“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灭二万余人之大胜利。”“尚望团结全军继续寻机歼敌，争取冬季作战之大胜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 248页。）

石家庄战役胜利来得虽快，但却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军没有普遍地确定打大攻坚战的指导思想，没有在数次战役中得到实战锻炼和信心增强，没有充足有效的后勤保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军未必能抓住战机，更不可能实现这次大捷。因而，党中央对总结整理石家庄战役的经验十分重视。朱德分别于 11月 18日、11月 28日至 12月 1日参加晋察冀野战军召开的总结战役经验的座谈会，并就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作了重要报告。朱德和晋察冀野战军官兵整理出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作战准备较为充分。晋察冀野战军准备了一年时间，对石家庄驻防敌军的情况作了详细周密的调查；投入了相当于敌人四倍的兵力，做了两手准备，既可以攻坚，又可以打援。而且清风店战役后，我军向石家庄遣送了一批国民党军队俘虏，动摇了石家庄守城敌军的军心。为保障战役胜利，朱德专门电报指示晋察冀军区注意几件事：物资特别是炸药、炮弹，必须准备充足；人员补充要重视，加强医疗队、慰问队的组织工作；军队干部家属、子弟不能自给者，必须发给生活费。（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80页。）

二是做好动员工作。石家庄战役开始前，朱德就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做好军队和群众动员工作，发动基层解放军战士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共同攻打石家庄。正如朱德所说，“上下级干部均先开学习会，打时又开会，打不进时又开会。在火线上，三五人仍是开会，特别是支部开会，起了领导作用。老兵带新兵，促进了学习。结果是战士群策群力，人自为战，取得了胜利。”（《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25—226页。）绝大多数连队召开了战前支部会，再次重申和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了冲锋现场，结合实际情况，支部又进行具体布置和补充动员。攻坚战中，我军严格执行了群众路线：首先，军事教育走群众路线。在军事技术教育方面，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等多种方式，提高了指战员的军事水平。其次，战术运用走群众路线。每一战役结束后，都对战术进行总结讲座，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水平。再次，政治工作走群众路线。把老八路、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解放战士编在一个班里，通过开诉苦会提高阶级觉悟，等等。

三是讲究战术。朱德提出，作战经验像一大篓子钱，是散的；战术就是钱串子，可以把

那些钱都串起来，用的时候，要用哪个，就拿哪个。不要把经验老是散着装在篓子里背着，成了包袱，用不上。（参见《朱德选集》，第 222—223页。）石家庄攻坚战的胜利，表明晋察冀军区有效执行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应该“完全主动作战”“大踏步进退”“打歼灭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70、171页。）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思想。首先，冲锋前，在冲击出发位置上挖了工事，缩短了冲锋距离，减少了伤亡。在逼近敌人的短距离上散开，先挖个人掩体，再挖交通壕联接起来。其次，普遍地使用了炸药。在炮还不很充足时，很多连队用炸药炸开突破口和开辟通路。在巷战中，显示了手榴弹的巨大威力。再次，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火力、爆破协同，打开突破口；火力、爆破、突击又协同，突破口打开后即占领前沿，并巩固了突破口。还有，使用了集中火力突破一点，随即向两边扩张的战术。打进去后就挖工事，像钉子一样钉住固守，并向两边发展。同时，一班分为三个战斗小组，互相掩护，分散前进。

四是善用俘虏。战争开始前，朱德亲自向在清风店战役被俘的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军第三军的俘虏了解敌方情况。我军在战前向俘虏做政治工作，实事求是地讲解我党我军的政策，利用俘虏争取敌军的人员和武器。在战后的总结会议上，朱德又指出这条经验：“这次有的连很会利用俘虏。前面我说的一个班长带两个战士俘虏了一营敌人，他们的办法就是利用俘虏。他们晚上摸到敌人一个营的门口，先抓到一个侦察员，立即向这个俘虏做政治工作，讲我们的政策，利用这个侦察员争取了敌人一个排长，缴了一排人的枪，然后又利用这个排长，进去缴了一营人的枪。还有一个连的同志，缴获了敌人一辆坦克，马上把俘虏争取过来，利用坦克里的炮和炮手打敌人的阵地。”（《朱德选集》，第 223页。）

在总结石家庄战役的作战经验后，朱德写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详细介绍，并得到了充分肯定。毛泽东将此信转发给各中央局、野战军，并批示指出：“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这种做法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第 701页。）

四、重大意义：“从农村转向城市”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636页。）在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中，我党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实施了新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以军事为例，党中央制定并实施了夺取敌占城市的方针计划，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了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来讲，解放石家庄之役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深刻的政治意义：它对于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更促成了我党开始将工作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其一，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我军攻克大城市的先例，取得了攻城作战的经验，增强了攻坚的信心。当时，我军已展开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在连吃败仗的情况下，仍认为我军装备不行、无法夺取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企图依靠大城市东山再起。我军攻下石家庄，对国民党军是一个无情的嘲弄，对解放区人民和我军官兵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朱德说：“这次胜利，缴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 （《朱德选集》，第 220页。）我军攻克石家庄，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军队固守大城市的执念，极大地坚定了我军攻打大城市的决心。因此，毛泽东在 1947年 12月 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48页。）

其二，石家庄的解放，使得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成功连成一片，为党中央提供了适中的指挥位置，为有力地支援接下来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改变了华北战场的战争态势，粉碎了国民党实施东西配合、南北响应的战略企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连成为全国最大的解放区，为我军进行战略反攻提供了可靠的大后方，为全国解放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也正是石家庄的解放，为党中央提供了适中的指挥位置，“为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来到晋察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80页。时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政治委员的傅崇碧回忆说：“石家庄战役，全歼国民党守军 2.4万余人，活捉敌师长刘英，缴获各种火炮 100余门。从此，我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使平津地区敌人失去了重要一翼，使整个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石家庄是解放战争以来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标志着我军的攻坚能力大为提高。石家庄的解放，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是为党中央迁至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创造了有利条件。”见《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98页。）。1948年 5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并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解放石家庄后，国民党在河北、察哈尔控制的地区，只剩下处于解放军包围之中的平、津、张、保等地区。

其三，石家庄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军队，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使国民党产生极大的恐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不啻对蒋贼为一沉重打击，而且对困居太原之阎匪亦为一晴天霹雳”，“困居太原保定的蒋匪已大为恐慌，太原物价一日数涨，阎匪强迫人民修筑工事，保定省（蒋）政府官员家属，则纷纷乘汽车逃向北平”。（《晋察冀日报》1947年 12月 21日。）在石家庄战役过程中，蒋介石曾电令石家庄守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命令国民党空军全力配合守城。国民党企图保住石家庄，继续作为联系中原、东北、华北三大战场的通道，以便于调动军队。然而，解放军攻克石家庄，使得国民党的计划破产，进而使其军队在全国各战场的处境愈加困难。《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评论：石家庄的解放，是一连串胜利的开端，从此以后蒋匪顾此失彼，士气低落，我愈战愈勇，今后更大的胜利必然到来。外国通讯社也迅速对这一战役作出了反应。合众社称，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路透社说，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新的挫败。

其四，石家庄的解放，对发展解放区的工业、交通、财贸、文教等事业，支援全国战场有着重要意义。解放后的石家庄作为后方的中心城市，成为支援全国战场的重要补给地。石家庄成立了全国最早的专门为过往部队提供饮食供应的组织机构，即“石家庄市粮秣供应站”。这个供应站承担了很多过军供应任务以及粮草转运等其他工作。除供应站外，石家庄还发动厂矿利用民用机器设备生产武器弹药、抢运军用物资；动员群众把粮食运往前线，组织民兵队、担架队、运输队，根据部队的需要随时开往前线。解放战争期间，石家庄作为重要的物资基地和交通枢纽，将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全国各战场，加速了革命的胜利进程。

其五，攻克石家庄，建立人民政府，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为我党改造和管理城市，取得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宝贵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当解放军攻入市内、同守军发生激烈巷战时，朱德就指示杨成武：“一定要注意城市政策，特别要保护好几个大工厂。石家庄是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要做出榜样。我们军事上要打胜仗，政策上也要打胜仗。”（《朱德传》（修订本），第 697页。）1947年 11月 15日，我党在石家庄成立了民主政府。在正确的城市政策的指导下，我党在石家庄着手进行城市恢复工作。由于政策正确得当，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较快恢复，党中央于 1948年 2月 25日下发《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其中充分肯定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工委丑皓电所述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3 页。）此后，沈阳、北平、天津等城市解放后，接管工作都充分汲取了石家庄的接管经验。

〔作者朱舒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7〕（责任编辑：刘志辉）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