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长征中

[摘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在长征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长征中主要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对从政治上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竭尽绵薄；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同时提出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所犯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坚决支持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经过长征的锻炼和考验，刘少奇开始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的视域，从而才有了他在抗日战争中开创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的出色表现，最终奠定了他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地位。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经过这一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艰难险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锤炼出一支能征善战的人民军队，铸就了一个优秀卓越的领导群体，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并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实基础。刘少奇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并且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长征途中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路线方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都知道他是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的著名领袖，却不太了解他在长征中的事迹，甚至常常对他是否参加过长征产生疑问。笔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所掌握材料，对刘少奇在长征中的贡献进行一番梳理。

中央代表和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军长征是在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推行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重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其征程之险恶与艰难世所罕见，亘古未有。毛泽东曾指出：“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50页。）

在这种情况下，八万余中央红军将士背井离乡、别妻离子，长驱二万五千里，没有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决然无法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刘少奇先后作为红军第九军团、第八军团、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和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对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和坚定其理想信念，从而胜利完成长征的战略转移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1934年 10月中旬，红军开始踏上漫漫长征路时，刘少奇甫从福建省委书记和临时出任十几天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任上返回。（参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30页。）从这年春天开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遭到重创，临时中央在开始酝酿战略转移的形势下，将他从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任上派往福建，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以加强即将激烈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东线战场的领导。刘少奇到任后，不辱使命，领导苏区军民一面抗击敌人进攻，大力扩充红军，并多次到松毛岭战役前线，适时为主力红军补充兵源，积极配合主力兵团正在激烈进行的反“围剿”战役；一面组织群众坚持生产，努力征集粮食，为反“围剿”战役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同时，还要部署长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划小行政区域，派较强的干部下去掌握并实行干部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以准备在被敌人割断联系后还能独立作战；建立秘密党组织，准备转入地下斗争；组织河流游击队，加紧提运粮食到汀西山区，准备坚持游击战争。他还“坚决反对了原福建省委书记曾洪易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加强了干部团结”（《汪金祥回忆录》，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档案部编《刘少奇同志革命活动大事年表》，1964年。）。刘少奇的这些工作，为后来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做了有力的准备工作。尤其他实事求是、深入群众，勤政务实、清正廉洁的作风，给闽西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10月初，在福建长汀结束松毛岭战役的红九军团向瑞金集结。中央派刘少奇作为第九军团中央代表与军团长罗炳辉等一同率领部队从长汀出发，回到瑞金。临行前，福建地方党和苏维埃为九军团每个指战员提供了崭新的被服装备和充足的武器弹药。（参见康模生：《中央红军第九军团长征出发始末》，《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 2期。）之后，刘少奇便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万里征途。22日，他接到周恩来、博古的电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37页。）在这危难的时刻，刘少奇立即上任赶到部队。红八军团是 9月 21日在中央红军突围前夕才刚刚组建的队伍，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下辖红二十一、二十三两个师，全军团约一万余人。中央之所以调刘少奇出任红八军团的中央代表，是因为这支部队的二十三师就是一年前他在瑞金组建的“工人师”，其中一些干部是他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支年轻的部队由于刚刚组建，比其他军团在装备上要简陋得多，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据杨至诚回忆，八军团“开始长征时，像大搬家一样，什么都带，缺乏行军、作战经验，又受到广西军和何应钦部队前后夹击，困难很大。但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轻装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将部队带到黎平”（《杨至诚回忆录》，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部编《刘少奇同志革命活动大事年表》，1964年。）。

在克服接连不断的挑战人类极限的困难中，干部战士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战友情谊非常重要，这也是保证长征能够胜利完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莫文骅，曾回忆了刘少奇的一件让他铭记终生的事情。当时，刘少奇是带着自己在苏区时骑的一匹老黄马参加长征的。这匹马健壮、老实，走路小心，记性好，刘少奇十分喜爱。而当时新调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莫文骅还没有马，他在部队行军时需要前后跑动做宣传鼓动工作，由于走路太多，脚都肿了，一瘸一拐。刘少奇得知此事后，立即把自己骑的老黄马送给了莫文骅。艰难的行军中有了马，让莫文骅如获至宝，这使他工作更加主动，而且得以免于落入敌人虎口。他后来回忆说：“刘少奇这种关心同志，爱护同志，为同志创造有利工作条件的事，不仅使我深受感动，而且对周围的同志也都有很大的影响。 ”（采访莫文骅谈话记录，1986年 5月 9日。）正是像刘少奇这样的中共千百名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作风，感召着无数红军战士，激励着大家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地克服长征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而使长征走向胜利的彼岸。

红军第八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部队之一，在掩护全军冲过湘江第四道封锁线时，在湘江东岸被敌人打散，很多人牺牲、掉队和跑散，部队损失很大，从长征出发时的一万余人锐减为两千人左右，余部是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才赶上前头部队的。据陈云回忆，他在过湘江时，在江边遇到了他在全总工作的老搭档刘少奇。刘少奇这时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陈云把自己的饭送给他，并催促他们尽快过江。（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86页。）

在黎平部队整编时，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第八军团建制，余部并入第五军团。于是，刘少奇又随部到了五军团，担任中央驻五军团的代表。五军团军团长是董振堂，政委是李卓然。在这里，刘少奇亲自指挥五军团的同志，清理文件，丢弃多余物资。在此之前，大家虽然也感到需要精简轻装，但谁也不敢自行处理，只得一路挑着。刘少奇以中央代表身份讲话后，大家立即在一个晚上进行处理，部队行动起来轻便多了，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档案部编《刘少奇同志革命活动大事年表》，1964年；《刘少奇年谱》（上），第 138页。）

不久，刘少奇接到周恩来给他与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的电报，要他们赶去参加遵义会议。于是，他们分别从自己的驻地赶到遵义城，参加了这次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性会议。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把刘少奇介绍给彭德怀说：“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委员。”（《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96页。）［彭德怀热情地同他握手。没想到会后不久，刘少奇回到五军团传达完遵义会议精神后，便被派往彭德怀所在的三军团，接替因生病住院的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在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满怀激情地鼓舞红军战士，说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参见采访谢良谈话记录，1986年 3月 14日；《刘少奇年谱》（上），第 140页。）

在红三军团，刘少奇也主要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33页。）。彭德怀向刘少奇详细介绍了当时三军团战士中存在的思想情绪，引起刘少奇很大注意。部队行军时，人们经常看到刘少奇在队伍中来回走动，做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宿营时，他就来到司令部，同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一起研究问题，交换意见。1935年3月，在部队到达贵州鸭溪时，刘少奇召集红三军团团以上政治工作干部座谈会，研究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同志们汇报情况，刘少奇不时提问、插话。会议形式是讨论式的，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采访王平谈话记录，1986年 5月 13日。）他还就党的支部工作、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等问题讲话。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后，刘少奇将部队战士的思想情况与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写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政委杨尚昆联名发了出去。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对中央在会理会议上了解部队战士的思想，克服和纠正当时在党内与红军中存在的消极涣散情绪，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的”（《杨尚昆回忆录》，第 135页。）。5月底，红军抢渡大渡河以后，原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病愈回任，刘少奇便离开三军团，到国家保卫局工作，不久就回到中央。

可见，刘少奇在长征中的大部分工作主要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对从政治上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竭尽绵薄，也为他在日后解放战争中出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奠定了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

遵义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突出表现就是一批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经过十几年革命实践的历练，特别是经过五次反“围剿”成功和失败经验教训的比较，加深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的理解，从而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领导人在党内上升到领导地位。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王稼样等无疑在会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其他同志包括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也起了一定作用。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作用时所言：“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31页。）他还在 1966年 10月 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是反对“左”倾错误的。1980年 5月 17日，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所致的悼词中，也指出：“1935年 1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人民日报》1980年 5月 18日。）显然，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左”倾错误的，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然而限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和后来的历史原因，党史界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很少给予论证与说明。本文现根据已有史料作一初步考析。

从总的方面说，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有两方面的功绩。一方面是如会议参加者之一的伍修权所指出的那样：“周恩来同志的倡议（改变错误领导，推举毛泽东为领袖 ——引者注），得到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积极支持。”（聂荣臻等：《伟大的转折》，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109页。）另一方面是“独树一帜”，提出了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所犯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如遵义会议纪念馆学者石永言指出：刘少奇在遵义会议的第二天发言，说“四中全会以来，白区工作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白区职工运动乃至党的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检讨和改正”（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 140页。）。刘少奇的发言表明，当时他对临时中央“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上走在全党的前列。

对于刘少奇第一方面的功绩，根据现有材料基本可以肯定。但对于第二方面的功绩，则限于原始资料缺乏，迄今为止还不能完全认定。但笔者根据遵义会议决议和出席会议领导人的回忆记述，以及刘少奇在会议前后的一贯思想和实践，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据笔者考证，石永言所述是根据曾为长征途中地方工作部长郭潜（郭潜，早年为中共党员，长征时为地方工作部部长和第二组组长，配属第三军团；抗战时期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任干部部长兼组织部长及江西省委书记，1942年叛变。）的记述。郭潜回忆：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批评四中全会以来，白区工作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白区职工运动乃至党的组织的瓦解，认为四中全会以来及五中全会以后，在白区和苏区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作全面检讨和改正”（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3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东亚研究所 1980年版，第 14页。）。郭潜当时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曾在三军团与彭德怀、杨尚昆和刘少奇一起讨论过遵义会议情况，所以他的回忆应该是有价值的。

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并结合刘少奇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思想和实践予以分析。首先，遵义会议上确实有人提出了“政治路线”问题。伍修权曾多次回忆说：“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120、131页。）毛泽东在 1943年 11月 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讲过：“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三人团便会分化。”（《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94页。）伍修权的回忆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一致的，与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是一致的。遵义会议决议明确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遵义会议文献》，第 131页。)，这一论断明显是针对有人在会上提出相反的意见，才针锋相对地给以明确肯定的。这一点联系到博古在七大的检讨报告，也可以确定。博古在七大检讨报告中提及遵义会议时说：“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党史通讯》1985年第 1期。）刘少奇在 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也曾提到：“博古在遵义会议开过会之后，他是顶住的，我跟他谈过话，我看过他，他就不承认错误，犯了路线错误，把红军搞到那么困难的情形。”（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 8月 17日。）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 1984年9月《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也指出：“由于当时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加之战争形势紧迫，会议没有就政治路线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遵义会议文献》，第 131页。）这个调查报告是建立在采访许多当事人基础上的，应该属实。这就说明会上有人提出了“政治路线”问题，只是由于军情紧迫和思想认识问题而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

那么，谁最有可能提出呢？人的认识总是从自己所亲身经历和亲自接触的事情开始认识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的：“认识从实践始”，“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除政治局成员外，即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他们提出的问题基本集中在军事上反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上，这正是当时红军亟待解决的生死攸关的迫切问题。刘少奇则是在 1932年底才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从事工人运动工作的。他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就一直在思考和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通过在安源和武汉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之后又经过顺直省委、满洲省委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实践，深深感到由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比较容易受“左”倾错误的危害。他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不仅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还由于“犯了‘左’倾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多少次”（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 2月 20日。）。由此，从 1928年春开始，刘少奇就在工人运动的形势和任务上，同中央产生意见分歧。他主张大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的斗争处于防御地位，中共在城市应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刘少奇在领导上海沪西纱厂工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罢工斗争中，实践自己的策略思想，广泛争取社会各界对工人罢工斗争的支持。然而，这些正确的主张却被上海临时中央和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视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而进行严厉批判，刘少奇还被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长的职务。他虽然被迫作出检讨，但仍一再给中央写信，要求中央对一些问题给予系统地说明。进入中央苏区后，刘少奇虽然戴着“老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却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同陈云一起，力所能及地纠正苏区职工运动中“左”的倾向。特别是他在目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形后，更对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有了进一步认识。因此，刘少奇是在遵义会议上最有可能根据自己在白区和苏区工作的实践，提出政治路线错误问题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即《决议》明确指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73页。）

其次，从会后的思想和实践来看，这一论断也是能够成立的。党内最早提出要公开检讨第三次“左”倾政治路线错误，是毛泽东在 1940年 12月 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别有用心地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则属另外性质的问题。）他在那次会上指出：苏维埃末期是打倒一切，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37页。）。但即使在那时也有许多人接受不了，以至毛泽东在公开发表这一讲话时（即《论政策》一文）不得不删去了这一段话。直到第二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中央核心领导层在初步整风学习中，才重新提出讨论这一问题。而全党从政治和思想上彻底解决与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则是在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持续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

然而，刘少奇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一系列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依然在继续不断地反思和提出十年内战时期的政治错误。特别是他在1936年春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后，在积极贯彻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实践的迫切需要中，率先在华北党组织中从理论、政策和思想工作方法上，大力纠正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路线错误。为此，他在短短一年间，先后写了 30多篇文章和党内通信，深刻批判大革命后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要求党员干部切实肃清空谈的领导方式，把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尤其在 1937年初，他连续四次给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去信，要求“必须批评”过去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要“特别注意与研究这个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目前革命高潮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信，1937年 2月 20日。）他还明确提出要从思想路线层面上大力纠正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他说：“这些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他认为，“过去我们党内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占极重要地位，指导着同志的日常工作。这在同志中的影响很深。这也成为上述许多错误的根源”。他用许多具体事例说明党内许多同志不会具体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实践中，批评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应付事变的能力很差，创造力很差，“但对国际是最服从的，不过有时是机械的服从”。（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信，1937年 3月 4日。）他在这里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实际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命题，这同毛泽东 1937年在延安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研究方向一致。他们共同的发韧都是在遵义会议上，也是他们在十年内战时期在不同战线上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必然反映。

总括而言，上述几方面的材料对照起来完全吻合。因此，笔者认为前述所引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是可信的。这就说明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要检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也是全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历史飞跃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

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是数万红军将士浴血疆场，以无比坚强的战斗精神谱写的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也是中央核心领导层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拨正革命航向的结果。这不仅由于在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战胜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还由于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党中央制定和坚持正确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战胜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分裂主义路线，从而胜利地到达陕甘根据地，为党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开创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和出发地。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这是长征最后能够胜利的根本组织保证。其间，刘少奇充分发挥政治局成员的作用，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为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贡献了力量，从而也开始了他逐步成为这个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进程。

1935年 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红军队伍发展壮大到十万人，力量空前集中和强大。这时，摆在两支红军队伍面前最急迫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问题，就是选择何处作为北上抗日的根据地，以结束一年来的无后方流动作战，为今后抗日救亡提供一个坚实的出发地，也就是要解决下一步应向哪里进军的问题。此时红军所处地区地广人稀，

环境恶劣，很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而这时全国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华北事变发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亟需站在运动的前头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因此，中共中央在 6月 16日两军会合后，就于当天致电张国焘等，分析全国政治形势和敌我双方战略态势以及川西北的自然经济条件，提出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等虽然形式上同意中央向川陕甘发展的大的战略方针，但他们想尽力避免同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主张向川西消灭四川地方军阀力量以建立根据地，因而不同意中央提出的向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北出陕甘的部署，主张沿金川北进占阿坝，并向南进攻的部署。这实际是反对北上川陕甘，主张西进南下，经营川西。北上还是南下？一时成为长征能否最后胜利的关键问题，也成为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发展的关键问题。

为了统一核心领导层的思想，中共中央在懋功县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建立新根据地所必须具备的作战地域、群众基础和经济生存等条件，据此说明北上和南下各自的利弊，由此提出党的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接着发言，介绍了四方面军到四川之后的军事政治行动。他表面同意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认为“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但他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还是认为南下有利条件多些，“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还是要转移地区，还是要减员”。毛泽东发言，进一步说明北上川陕甘的必要性，指出：“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要“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59页。）刘少奇也在会上发言，坚决同意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认为川陕甘地区广大，

便利于部队机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应很好地解释不能南下而应北上的理由。他还提出实现这一方针，“特别民族问题应在部队中解释”，以及物质方面的准备。（两河口会议记录，1935年 6月 26日。）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26页。）

但是，两河口会议决定通过后，张国焘却阳奉阴违，在之后的两个月时间内，迟迟不予配合部署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并自恃人多枪多而公开向党要权，致使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流产，使红军痛失战机并陷入危险境地。为了坚决实现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方针，中央先后召开沙窝、毛儿盖、巴西、俄界政治局会议，坚持两河口会议提出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并根据新的军情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刘少奇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发言支持毛泽东和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方针。这时能够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成员只有 7人，即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和刘少奇，俄界会议更减为六人。因此，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每个成员的态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刘少奇在巴西政治局会议上还提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具体溶合二方面宝贵的经验。”他还在一、四方面军指战员参加的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两支红军部队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克服困难，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参见《刘少奇年谱》（上），第 141页。）

这时，刘少奇的职务是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本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为了提高新补充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适应抗日救国需要，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革军委

任命刘少奇为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但由于张国焘对中央战略方针的拖延，致使红军失去北上的有利时机，后不得不改经自然条件恶劣、荒无人烟的草地北上，这就极大地增加了红军粮食供给的困难。于是，刘少奇没有来得及到红军大学任职，就被任命为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与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等一起，在毛儿盖和黑水芦花一带负责过草地前的筹集粮食工作。历经千辛万苦，想尽各种方法，他们终于筹集到了最低限度的走出草地的粮食，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一时期，刘少奇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贡献，即在过草地前，他建议随军长征的 30多位女红军分散到各部队中，以便同部队的指战员们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正是这一有效措施，使体力较差的 30多位女红军战士，在过草地的极端困难中无一掉队和牺牲。这也使这些女红军战士终生心存感激。（ 参见《少奇同志关怀我们女干部——“三八”节前夕访李坚真同志》，《羊城晚报》1980年 3月 8日。）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复杂斗争，最后由于张国焘拒绝北上，甚至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被迫率部单独北上。刘少奇坚定地拥护中共中央决定，随中央红军迅速向甘南前进，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六盘山，终于在 1935年 10月 19日，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起胜利地到达陕北吴起镇。

震惊世界的伟大长征终于胜利结束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数万红军将士用自己的生命谱写的一曲惊天地泣鬼神、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正如泸定桥头的那副楹联所写：“沪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长征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大历史标志，锤炼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路线的领导集体。当然这一领导集体还要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在七大才最终形成。显然，刘少奇是这一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过此时的刘少奇尚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状态。但无庸置疑的是，经过长征这一万里征程的锻炼和考验，他开始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的视域，从而才有了他在抗日战争中开创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的出色表现，最终奠定了他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双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刘志辉）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