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之时难掩革命信念与豪情——《菩萨蛮·大柏地》中蕴含的历史细节

“郁闷”之时难掩革命信念与豪情

——《菩萨蛮·大柏地》中蕴含的历史细节

曹春荣

毛泽东一直倡导文艺创作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填就的《菩萨蛮·大柏地》一词，堪称运用这一创作方法的经典之作。在不足 50字的篇幅中，既有对大柏地战斗撼人心魄的纪实性叙述，又有对自然景色摇曳多姿的艺术性描摹；既有对往事的追念，又有对前途的期许。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作者竟说这首词是在“郁闷”的心情下写作的。1958年 12月，毛泽东在批注《清平乐·会昌》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这句时说：“ 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 649页。）这真叫人费猜度。不过，只要我们联系相关的中共党史、苏区史来解读，倒也不难解得个中况味。

词作标明的创作时间是“ 1933年夏”，有论者据以推定是毛泽东“因搞调查研究、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而重到大柏地。置身于旧日的战场，他抚今追昔，回忆四年半以前的那一次鏖战，写下了这首对于革命战争的热情颂歌”（钟振振：《无产阶级革命家笔下的战场画面——读〈菩萨蛮·大柏地〉》，吴正裕等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09页。）。这一段对该词写作背景进行阐释的文字，顾及了写作时间，却没有顾及并阐释清楚为什么后来毛泽东说当时的“心情又是郁闷的”。“今年一九三三年，大家实行来查田。消灭豪绅并地主，巩固苏区万万年。”（谢济堂编《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 162页。这首瑞金苏区山歌以群众艺术手法，简洁朴实地反映了查田运动的打击对象与目的所在。早在 1933年 2月，毛泽东就通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叶坪乡的深入调查研究，逐步形成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判断与决心；并于当年 3月责成中央土地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队，在叶坪乡进行查田试点。毛泽东亲自指导，使查田试点成效显著。是年 6月 1日、2日，《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次第发布，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由此全面铺开。 6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以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先后在叶坪召开。毛泽东亲临大会，并分别致开幕词、作报告，对查田运动的意义、路线、方针、政策、策略、步骤及具体措施、注意事项，作了详细说明。至少到 1933年 10月，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以及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一文为止，毛泽东在查田运动中的表现是主动积极的，心情也就不会是“郁闷”的。

如果我们既着眼于“ 1933年夏”，又顾及作者当时的“郁闷”心情，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第二次宁都会议。1933年 6月上旬（更确切地说是 6月 6日之前几日），中共中央局会议在宁都召开。因为 1932年 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在该县开过一次会，故这次会议史称第二次宁都会议。中共中央局是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的中共最高领导机关，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毛泽东和博古、周恩来、项英、朱德等中央局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报告以及项英所作的扩大红军的报告，肯定了前一段时期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 1933年 6月 6日）》。毛泽东在会上“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但是，秦邦宪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403页。）。

毛泽东为什么对第一次宁都会议耿耿于怀？原来，于 1932年 10月 3日至 8日在宁都小源召开的这次会议，旨在贯彻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会议过程中，“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毛泽东为首）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在发言中一方面检查了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一方面批评了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同时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方。为此他提出两种方案供会议选择：一是由周负主持战争全责，毛留前方助理；一是由毛负指挥战争全责，周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大多数与会人员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坚决不肯屈就。结果后一种方案未被各方接受，于是通过第一种方案，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35—236页。）　从此，毛泽东一度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由于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所以博古在第二次宁都会议上振振有词说出“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的话。其言外之意是，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表明，第一次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正确的。然而事实却是，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朱德、周恩来没有教条执行有关决议而是根据战场形势灵活指挥。况且第一次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批评难免有过头、过火处，因此，毛泽东在第二次宁都会议上触景生情，提出申诉，乃是合情在理的。然而，毛泽东申诉不成反受申斥，此时心情焉得不“郁闷”？第二次宁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返回瑞金，途经大柏地时“郁闷”之情尚未消除。所以，这才有他自述作《菩萨蛮·大柏地》时，“心情又是郁闷的”一说。

然则，毛泽东毕竟在“郁闷”的心情下写出了如此壮美的词篇，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6月上旬，大抵是芒种时节、端阳节近，赣南天气晴雨相间。当年毛泽东重过大柏地时，恰遇雨后初晴，一挂斑斓彩虹高悬天际，群山苍翠欲滴。一个个山头是如此熟悉，一幢幢农舍墙上的弹孔是如此显眼。毛泽东的思绪不由得被眼前景物牵系着，进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郁闷”之情也就无形中淡化了、退隐了。随之而来的想头，应是他常说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吧。

这件能令毛泽东铭记于心的往事，便是他亲自谋划、亲临其境、亲身参与，被誉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的大柏地战斗。那是 1929年 1月 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 3600余人，离开创建一年多的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游击，希图进至吉安一带，扰乱赣敌后方，而解井冈山之围。一路上，冰天雪地，道路难行，缺衣少食，更有追敌尾随，难得一宿安宁。加之几场战斗接连失利，损兵折将，这支队伍真如“釜底游魂”（此为国民党江西“剿匪”总部对媒体通报时用语，原文题为《湘赣会剿朱毛大捷，赣东股匪亦被击败》，载 1929年 1月 24日上海《民国日报》。引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版，第451页。）一般。 2月 7日，红四军辗转进入瑞金县境，在县城附近又折损一个排。 2月 9日，农历除夕，红四军来到县北大柏地山区，赣敌刘士毅部亦尾追而至，距离红四军后卫部队近在咫尺。眼看就要被敌人逼入绝境，毛泽东连夜召开前委扩大会，会议决定利用大柏地的麻子坳一带地形，打一场伏击战，消灭追敌。次日下午 3时许，敌人大队人马进入红四军伏击圈，随即战斗打响，平时较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枪亲率警卫排冲向敌阵。“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448页。）

大柏地一仗，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以后的第一个大胜仗，自此红四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窘境，并得以顺利挺进宁都、东固，在东固得到一周时间的休整。之后，首次进入闽西，取得长岭寨战斗大捷，从而揭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显然，倘若没有大柏地战斗的胜利，红四军就不可能走出绝境，更不可能有赣南、闽西苏区的开辟。同年 3月 20日，毛泽东在长汀代表红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和中央作书面报告，即提出了红军新的行动方针：“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赣南、闽西 20余县为范围”，通过游击战术和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苏区。他还强调：“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 67页。）4月 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又再次提到：“江西福建两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南的希望更大”；“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 73—74页。）由此可见，大柏地战斗和长岭寨战斗的胜利，赣闽两地群众的拥护，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而毛泽东也从中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进而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1929年 5月中旬，红四军从宁都附近去瑞金，准备第二次入闽。途经大柏地时，组织了一个小分队，负责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偿还在上次大柏地战斗时，部队借用的粮食和其他物品，同时进行革命宣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穷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与会群众纷纷称赞红军为仁义之师，并有十多个青年现场报名参加红军。当日，红四军离开大柏地赶往瑞金县城，在县城受到群众自发敲锣打鼓的欢迎。毛泽东联想到此前瑞金人民“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 75页。）的情景，内心十分激动地对身边同志说：“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搞好。”（宋裕和：《大柏地战斗前后的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55页。）由此足见，大柏地、瑞金及其人民群众，留给毛泽东的印象是何等之深刻，毛泽东对他们的情感又是何等之浓烈。后来形势的发展，完全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一年多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即初步形成。又一年过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屹立于中国南方，而瑞金便是这个赤色中国的首都。

了解到以上史实，我们就能理解何以毛泽东重过大柏地，会超脱当时仍未驱散的“郁闷”之情，由大柏地的自然景物忆及当年的战斗场面，心绪难平，豪情勃发，诗兴奔涌，从而创作出兼具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词作佳品。

当然，毛泽东的革命信念、家国情怀，并非始于一时一事，而是源自他的党性、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的爱国心和人民情，以及长期革命实践的锻打锤炼。正是基于此，在他看来，为探寻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一时被误解、受批判，陷入孤独郁闷境地又何妨？只要坚定信念，矢志不渝，耐心等待，终能换来组织和同志们的理解与支持。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于“郁闷”之时创作出《菩萨蛮 ·大柏地》这样的名篇，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作者曹春荣，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西瑞金 342500〕

（责任编辑：高长武）

（来源：《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